星期二是“创建非暴力社区”招募新会员的日子。这个社区是华盛顿特区迄今为止最大的避难所。与往常一样，还是莫迪凯驾车，他计划第一周带带我，再放手让我单干。

　　我对巴利·纳佐的威胁和警告置若罔闻。对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针锋相对我丝毫不感到讶异。凌晨前对我的前住处的粗暴的突击搜查正预示了随后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告诉莫迪凯我以前的所作所为。

　　汽车一发动我就对他说：“我和我妻子已经分居，我已搬出去另住。”

　　莫迪凯这可怜的家伙显然没料到大清早就会有这样糟糕的消息。“我很难过。”他说。他转头看我时车差点撞到穿越马路的行人。

　　“别难过。今天凌晨，警察突击搜查了我以前住的公寓。不仅仅是冲我而去，更具体地说，是冲着我离开公司时带走的那份文件。”

　　“什么样的文件？”

　　“是关于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的那份文件。”

　　“说下去。”

　　“我们现在知道，德文·哈迪挟持人质招致身亡的原因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将他逐出家门收回房屋的缘故。一起被驱赶的还有另外十六个人，以及一些儿童，朗蒂和她的孩子就在其中。”

　　他沉吟片刻，道：“这真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

　　“那个废弃仓库的地权恰好为河橡公司所有，他们打算在那儿造一座大宗邮件服务中心，工程造价两千万。”

　　“我知道那个仓库，一直有人擅自强住。”

　　“但他们不是占住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你是光凭猜测呢，还是有真凭实据？”

　　“眼下只是猜测。文件已经窜改，有人做了手脚。一位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律师帮办负责这项龌龊的工作，他多次实地勘查，最后将那些人扫地出门。他现在成了我的内线。他写了一张匿名便条，告诉我将那些人驱逐是违法的，他给了我档案柜的钥匙。昨天起，他再没去上班。”

　　“他哪里去了？”

　　“我也想知道。”

　　“他给了你钥匙？”

　　“他没有亲手交给我，他把钥匙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注明了使用方法。”

　　“然后你就那么做了？”

　　“是的。”

　　“去偷文件？”

　　“我本来没有打算去偷。我想去事务所把文件复印下来，在路上与某个闯红灯的笨蛋撞在一起，结果我就住进了医院。”

　　“就是那份我们从你车里找到的文件吗？”

　　“正是，我本想去复印它，然后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样就没人会发觉。”

　　“我并不认为那样做很明智。”他想骂我蠢驴，但碍于我们关系尚浅，没能出口。

　　“文件里少些什么？”

　　我把情况做了一番简单介绍，包括河橡公司的历史，以及它急于拿到这个项目所做的努力。“压力就在于要把这块地牢牢控制在手中，帕尔马第一次去仓库时，就遭到了痛击，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放进档案。第二次去时，他带了一个保镖，回来时却发现备忘录不翼而飞。当初他确实将它归档了，很可能是布雷登·钱斯取走了。”

　　“那么备忘录上写些什么？”

　　“不清楚。但我有一种预感，赫克托检查了那座仓库，发现了住在临时公寓的人。他与他们交谈后得知他们实际上付房租给蒂尔曼·甘特利。这样他们就不属于擅自占住空屋者，而是房客，受房屋租赁法的保护，可是为时已晚，拆屋的吊车隆隆地开过来了，关闭那座仓库是不可避免的了。甘特利想在这笔交易中大捞一笔，所以他无视那份备忘录。住户们最终被赶了出来。”

　　“总共有十七个人。”

　　“是的，另外还有些儿童。”

　　“你知道另外十六人的姓名吗？”

　　“知道。有人给了我一份名单，我怀疑那个人就是帕尔马，他把名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些人，我们就有证人了。”

　　“兴许吧。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甘特利已经恐吓过他们，他惯于恫吓，自以为是教父之类的角色。他要让什么人闭嘴的话，别人只得照做，否则就得遭殃。”

　　“但是你不怕他，对不对，莫迪凯？我们去找他，折腾折腾他，他一招架不住就会招出来。”

　　“在大街上浪费时间？我雇了一个笨蛋。”

　　“他看见我们保准会吓得躲开。”

　　这时的俏皮话听起来一点都不幽默。汽车内的取暖装置好像也失灵了，虽然热气扇一直在呼呼地吹着，还是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甘特利从中牟利多少？”他问。

　　“二十万，他半年之前就买下了，档案中没有购价记录。”

　　“卖主是谁？”

　　“市当局，仓库本来是报废的。”

　　“他很可能只花了五千，至多不超过一万。”

　　“回报不错。”

　　“确实如此。这对甘特利的境况来说也是一次大大的改善。他本来是个经营小本生意的人，做过联式公寓业务、洗车服务，开过冷冻食品店，进行过规模不大的商业投机活动。”

　　“他为什么买下这座仓库，把它当做廉价公寓出租？”

　　“现金交易，比方说，他花五千买下它，再花一千砌上围墙、装修几个厕所，再装上电灯，就开始营业了。先是放风出去；接着要求租房的人来了；每月一百块，只收现金。他的租户并不关心什么书面证明。他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始终像一个垃圾场，这样如果市当局来人检查，他就说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擅自占住者，他答应赶他们出去，但那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这种事情多啦，属于不规范的房屋出租业务。”

　　我几乎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市当局对此视若无睹，但幸好我及时打住了。答案是明摆着的。数不清的无盖窨井，三分之一的警车破旧不堪，屋顶坍塌的学校，窄小拥挤的医院，五百名无家可归的母亲和找不到一片栖身之地的儿童，只要看看这些就明白了，这座城市出了毛病。

　　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么一位行事与众不同的房东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正是他给流落街头的人提供了住处。

　　“你打算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赫克托·帕尔马呢？”他问。

　　“我想公司不会解雇他，他们还不至于蠢到那种地步。他们另有七个分部，所以会把他藏到其中的一个。我会找到他的。”

　　我们到达了闹市区。他忽然指给我看：“看那些重重叠叠的拖车式活动房屋。那就是蒙特·弗农广场。”

　　它有半个街区那么大，围墙很高，阻断了外面人的视线。活动房屋形状大小不一，有些已破败不堪，全都脏兮兮的。

　　“这是城里最糟糕的居住区，那些是政府给华盛顿市的旧邮政车，市政府的官员们真够聪明，让无家可归者居住。他们一个个像沙丁鱼似的挤住在里面。”

　　在第二大街与D街的交界处，他指给我看一幢长长的三层楼建筑物——一千三百人的栖身之处。

　　“创建非暴力社区”由一群反战分子建于七十年代初期，那时他们聚集在华盛顿抗议示威，给美国政府添了不少麻烦。他们住在华盛顿西北部的一幢房子里。他们在国会山周围抗议期间结识了许多无家可归的越战老兵，于是合在一处。后来他们多次搬迁，住处越来越大，队伍也不断壮大。越战结束后，他们转而关注华盛顿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八十年代初，他们中涌现出一位名叫米切·斯奈德的积极分子，他很快变成了流落街头者的充满激情的有力的代言人。

　　“创建非暴力社区”找到了一所废弃的二年制专科学校。它由联邦政府出资兴建，因此产权仍归政府所有。他们开进六百人，那所学校就变成了他们的总部和家。政府想方设法驱赶他们，但终难奏效，一九八四年，斯奈德进行了五十一天的绝食斗争，抗议政府对无家可归者的漠不关心。里根总统竞选连任前的一个月果断地宣布了要把这所学校建成一个模范避难所的计划，斯奈德这才停止了绝食。人人皆大欢喜。里根再次当选后食言，种种肮脏的官司纷至沓来。

　　市当局于一九八九年在东南部远离闹市区的地方建了一座避难所，计划迁徙社区内的住户，但他们拒不搬出，且根本无意离开。斯奈德宣称他们正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围攻。一时谣言很盛，有人说社区内聚集了八百名无家可归者，贮存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即将有一场流血冲突。

　　市当局只得让步，并设法安抚他们，社区内的人数增长到一千三百人。米切·斯奈德于一九九○年自杀身亡，市当局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

　　我们到达那里时快八点半了，正是许多人出门的时刻。他们中许多人有工作，绝大多数人白天在外。百十名男人在前门口闲荡，抽着雪茄。在温暖的房间里休息了一夜之后，他们在冷冽的清晨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走进底楼，莫迪凯与躲在防弹玻璃后的门卫打声招呼，再签个名，我们走过大厅，在匆匆外出的人流中穿来穿去，我极力想忘掉我的肤色，但根本不可能，我身着夹克，打着领带，着装相当得体。以前的日子我一直与富裕为伴，而现在我就像漂浮在黑色的大海里——他们年轻，桀骜不驯，绝大多数有前科，囊中空空，他们会扭断我的脖子，抢走我的钱包。我避免与他们目光相接，皱着眉头，眼光向下。我们在人会登记处停下。

　　“凡加入者终生不得接触武器和毒品。”莫迪凯开口道，一边注视着匆匆下楼的人流。我心中略感一丝安慰。

　　“你在这里从未感觉害怕过？”我问。

　　“习惯了。”说得轻松，他只是说说而已。

　　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前来咨询者的名单，莫迪凯取下记事板，我们仔细推敲着客户的名单，只有十三人。“比平均数略低。”他说。我们等人开门时，他告诉我详细情况，“那边是邮局。这件工作的麻烦之一是与客户保持联络，他们的地址经常变动。好的避难所应提供通信服务。”他指向另一扇邻近的门，“那是服装供应室，每周接待三十到四十人，第一步是检查身体，这个季节要提防的是结核病，第二步是供应三套衣服，包括内衣、袜子等。每人每月可回来更新一套，所以一年下来，衣服就不愁了。这些衣服不是破烂货。每年捐赠的衣服他们穿都穿不完。”

　　“只供应一年？”

　　“对，一年期满就得走人。起初看起来这种做法好像不讲情面，但实际并非如此。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自立。每个进来的人都必须在一年内戒毒戒酒，学得一技之长，找个工作。绝大多数人不到一年就离开这里了，只有少数人愿意永远留下来。”

　　一个名叫厄列的人拿着一长串钥匙走过来给我们开门，随即就离开了，我们就地办公，准备提供咨询，莫迫凯手持记事板走向门边，按照名单顺序开始叫人：“路德·威廉姆斯。”

　　路德身躯肥胖，差点撑破门框。他在我们对面坐下，椅子吱吱嘎嘎作响。他穿一件绿色工作服，一双白色短袜，脚穿一双橘红色的橡胶雨鞋。他在五角大楼的地下锅炉房上夜班，他的女友离他而去，走时将他的财物席卷一空，于是他债台高筑，无处栖身，只得求助于避难所，对此他颇感惭愧。“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他说。我替他难过。

　　他欠下了一大堆债，银行正向他索债，眼下他寄身于避难所是为了躲债。

　　“我们来设计一个破产吧。”莫迪凯对我说。我不清楚如何设计破产，虽然点头了心中却将信将疑，路德看上去很满意，我们花了二十分钟填好表格，他开开心心地离去。

　　下一个咨询者名叫托米。他姿态优雅地飘然而入，伸出一只十指涂得鲜红的手，我握了握，莫迪凯没有。托米正全力戒毒，以前吸食过廉价可卡因和海洛因，而且拖欠税款。三年来他一直未交税，国家税务部某一天忽然发现了这个漏洞。另外他还拖欠几千块子女抚养费，得知他已当了父亲，不管是什么样的父亲，我心中略感宽慰。戒毒过程异常艰巨，每天都不能中断，这使他无法工作。

　　“你不能不付子女抚养费，也不能拖欠税款。”莫迪凯说。

　　“我正在戒毒，无法工作。如果我停止戒毒，就会重蹈覆辙。我无法工作又不能宣布破产，我能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做。在你戒断毒瘾，找到工作之前，什么都别操心。到时与我们事务所的迈克尔·布罗克联系。”

　　托米笑了，向我眨眨眼睛，又飘然而出。

　　“我想他欣赏你。”莫迪凯说。

　　厄列又拿来了另十一个人的名单，门外排起了队。我们分头办公，我到房间的另一头，莫迪凯呆在原来的地方，这样我们一次就可以接待两个人。

　　我接待的第一位是面临着贩毒指控的年轻人。我做了详细笔录，以便随后与莫迪凯商量。

　　第二位的情形使我感到震惊：白人，四十岁左右，没有纹身，脸上无疤痕，牙齿整齐，没戴耳环，眼睛没充血，也没酒糟鼻子。他的胡子一周末刮，头发有一个月未理。我与他握手时注意到他的手柔软而潮湿，他叫保罗·佩勒姆，三个月前进入避难所，曾当过医生。

　　吸毒，离异，经济上入不敷出，以及行医执照被吊销，所有这些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一切都在不久前发生，又好像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他只想找个人倾诉一番，这个人最好长着一副白面孔。偶尔他会瞥一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莫迪凯。

　　佩勒姆过去是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一名杰出的妇科医生，那时他拥有宽敞的住房、奔驰车、漂亮的妻子、可爱的儿女。他先是服用轻度毒品，随后愈陷愈深，开始尝试可卡因，并与在他诊所工作的多名女护士有染，他兼营房地产和金融业。一次，他为一位妇女做正常的分娩时，婴儿死了。婴儿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部长，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随即是官司缠身，名誉扫地。他服用更多的毒品，私生活愈加放纵，一切全毁了。他从病人身上染上性病，再传给妻子，他的妻子分得全部家产，迁往佛罗里达州。

　　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短暂的贫民律师生涯里，对于我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每一个咨询者，我都想知道他们沦落街头的每一个细节。我不想让这样悲惨的境遇落到我的头上，像我这样阶层的人不应担心会落到如此下场。

　　佩勒姆很令人着迷，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看着我的当事人，而且可以说，对了，大概他讲的情况和我很相近。生活会随时毁了任何一个人，他很愿意谈论这种事。

　　他暗示说可能有人在跟踪他。听他说了一大通后我正要问他究竟为什么要找律师，这时他说：“我的破产背后有隐情。”

　　我俩谈话时莫迪凯正一个个地打发着他的客户，我重新拿起笔准备记录：“什么样的隐情？”

　　他说他的破产律师被骗了，接着又絮絮叨叨地诉说银行的过早关门导致了他的破产，说话时他声调柔和，语音低沉。每当莫迪凯向这边投过一瞥时他便打住不说。

　　“还有。”他接着说道。

　　“什么？”我问。

　　“你能替我保密吗？我的意思是我曾雇过许多律师，我付报酬，上帝可以作证。”

　　“我一定替你保密。”我认真地说。也许我不会有报酬，但有无报酬并不影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人。”

　　“一个字也不会。”我忽然明白隐身于一千三百人之中，住在华盛顿闹市区的一家无家可归者避难所，是躲避追踪的最好方法。

　　看上去他对我的保证很满意。“当我四处漂泊的时候，”他说，声音更低了，“我发现我妻子与另一个男人会面，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的。当一个女人脱光了衣服接受检查时，她什么都会跟你说。我大为惊恐，于是雇了一名私人侦探，果然不出所料，确有其事。那个人有一天忽然消失了。”他停下来，等我问话。

　　“消失了？”

　　“是呀，再没见过他。”

　　“他死了？”我问，心中有些惊愕。

　　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