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一人在“创建非暴力社区”接待咨询者，并且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们耐心地坐在门廊的脏地板上等候，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看报。开门的厄列对我的迟到很不满，他有自己的事要做。他为我打开了接待室，递给我记事板，上面写着十三个等待面谈的人的名字，我叫进第一个。

　　我惊讶于我在一周内发生的变化。几分钟前我走进大楼时丝毫不担心遭到枪击，在门廊里等厄列时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个白人。我倾听那些求助者的诉说，很快就能为他们拿定主意。我甚至连外表也变得与他们相似：胡子一个星期没剃；头发盖过了耳朵，长得乱蓬蓬的；卡其裤起皱了；夹克衫也不齐整了；领带松松垮垮；耐克鞋式样虽未过时但已经很破了；戴一副角质架眼镜，活脱脱一副公益律师的形象。

　　那些前来求助的人可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找个倾诉的对象，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名单上的人数增加到十七名，我花了四个小时才解答完毕。我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交锋，也忘记了克莱尔，我发现后者更容易做到，这使我感到惆怅。我甚至忘掉了赫克托·帕尔马和我的芝加哥之行。

　　但是我无法忘记露比·西蒙。每一个新客户的到来都使我想起她，我并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在街头生活的时间远比我长。她为什么舍弃一个有电视和淋浴的干净的旅馆房间，而冒冒失失地闯向街头，人找一辆破车栖身呢？

　　她是个瘾君子，这是最明白也最自然的答案。可卡因像块磁铁，把她引向街头。

　　如果我不能使她在郊区旅馆里呆三个晚上，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帮她戒断毒瘾呢？

　　这并不取决于我。

　　下午很迟的时候，接到了我哥哥沃纳打来的电话，突然打乱了我的工作步骤，他人已到了华盛顿，来这儿临时出差，因为不知道我的新号码所以现在才打通电话。他问我们在哪儿见面吃饭，我开口之前他就抢着说他来做东。他说有一家新开的馆子，名字叫丹尼欧，他的一个朋友一个星期之前吃过，味道很不错，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想到要好好吃一顿了。

　　去丹尼欧我没意见，那是一家时髦的、热闹的、价昂的、挺糟糕的餐馆，接完电话我拿着听筒愣了好一会儿神。我不想见沃纳，因为不想听他教训，他来这儿不是出差，虽然他每年大约有一次机会，我很清楚他是我父母派来的。他们在孟菲斯忧心如焚，为他们二儿子的离婚而伤透了心，为我的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担忧劳神。必须派个人来打探一下情况，而这个人总是沃纳。

　　我们在丹尼欧拥挤的吧台前见了面。在我们握手或拥抱之前，他退后一步打量我的新形象。胡子、头发、衣服，从头至脚，概不放过。

　　“真够新潮的。”他说，语气中半是玩笑半是讥讽。

　　“见到你真高兴。”我说，故意不理他的调侃。

　　“你瘦了。”他说。

　　“你倒没有。”

　　他拍拍肚皮，好像那些多余的脂肪是一天之内偷偷长上去的。“我要减肥。”他今年三十八岁，长相不错，对自己的外表仍很在意。就因为我说他一句胖，他会一个月内瘦下来。

　　沃纳单身已三年了。女人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离婚时女方指责他与别的女人通奸，但女方也未能免俗。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说。确实如此，合体的西装，崭新的衬衫，昂贵的领带。这些东西我也有一衣橱。

　　“你也不错，这是为了你现在的工作需要吗？”

　　“可以这么说，有时我不打领带。”

　　我们要了饮料，在拥挤的人群中啜饮着。

　　“克莱尔近况怎样？”他问，开始切入正题了。

　　“我想她很好。我们申请离婚，协议离婚，我已经搬出去了。”

　　“她快活吗？”

　　“我想她摆脱了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敢说克莱尔比一个月之前要快活得多。”

　　“她有了人？”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我说话得小心，跟他谈话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会被转述给我父母，尤其是导致离婚的任何丑闻性事件。他们会说克莱尔的不是，而一旦他们相信克莱尔乱搞男女关系，那么离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么你呢？”他问。

　　“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

　　“那为什么离婚呢？”

　　“许多原因，我不想再多说了。”

　　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他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为争夺小孩的抚养权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事无巨细都告诉了我，有时我都感到无聊，现在他要求同样的回报。

　　“你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决定要离婚？”

　　“你是过来人，沃纳，事情没那么简单。”

　　餐馆领班把我们带到里面的座位上，我们往里走的时候看到一张桌子旁坐着韦恩·乌姆斯特德和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乌姆斯特德是被那位“先生”劫持的人质之一，当时他去门外取食品，差点挨了狙击手的枪子儿。他没看见我。

　　诉状的副本于上午十一点钟送至董事会主席阿瑟·雅各布斯的手中，当时我在“创建非暴力社区”。乌姆斯特德不是公司的股东，所以我想他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事实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在整个下午匆忙召集的一系列会议中，这个消息就像投下的一枚炸弹，迅速传开了。必须准备反击，各种各样的命令下达了，一切准备就绪，对外人不准泄漏一个字，表面上看来，这件案子对公司来说无足轻重。

　　幸运的是从乌姆斯特德的位置看不到我们的桌子。我环视一周，确认饭馆中没别的可疑的人，沃纳为我们俩要了马蒂尼酒，我立刻推辞，给我来杯水就行。

　　对沃纳来说，什么东西都要尽兴而为，工作、玩乐、吃喝、女人，甚至包括书刊和老电影。在秘鲁滑雪时差点冻僵在暴风雪中，在澳大利亚斯库巴潜水①对曾被毒蛇所伤。他离婚后的调整期很容易就过去了，主要因为他喜爱旅行、滑翔运动、登山、深海潜水，在全世界追逐女人。

　　①斯厍巴（scuba）潜水：戴着水肺潜水。

　　作为亚特兰大一家大公司的合伙人，他赚了很多钱，也花了不少。这顿晚餐的话题就是钱。

　　“喝水？”他带着厌嫌的神气说，“得了吧，还是喝酒。”

　　“不。”我反对道。沃纳喝完马蒂尼还要喝葡萄酒，我们会很晚才离开这家餐馆，他会凌晨四点还不睡，一直摆弄他的便携式电脑，抖落这轻微的宿醉，让它留在昨天。

　　“胆小鬼。”他咕哝了一句，我浏览了莱单，他的目光溜过每一个女侍者。

　　他的酒来了，我们点了菜。“谈谈你的工作。”他说，极力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一定很有趣。”

　　“为什么这么说？”

　　“你抛弃了一份好工作，一定有十足的理由。”

　　“当然有，而且很充分。”

　　沃纳策划了这次会面。他有意图，有目标，有目的，而且要说什么他心中也有数。我弄不清楚他的意图所在。

　　“我上周被捕了。”我岔开话题，这一着果然奏效，他一下子呆住了。

　　“你怎么？”

　　我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极尽铺陈之能事，因为我控制了话头。他对我偷文件颇不以为然，但我不想辩解，文件本身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俩谁都不愿深究。

　　“这么说你再也不能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他边吃边问。

　　“绝无可能。”

　　“你打算做多久公益律师？”

　　“我刚开始，我确实没想过什么时候收手。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这样做一无所得，能支持多久？”

　　“只要我能活着。”

　　“那么活着就是你的标准了？”

　　“暂时是这样。你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个荒唐的问题。

　　“钱。我能挣多少，能花多少，能存多少。我看着它变多，直到有朝一日钵满盘满，什么都不用愁。”

　　我以前就听他这么说过，赤裸裸的贪婪是他的追求，这只不过比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信条更直白一些。拼命工作多赚钱，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进步。

　　他在激我与他争辩，可这样的争论不是我所要的，谁都说服不了对方，只能是一场无谓的拉锯战。

　　“你现在有多少钱？”我问。沃纳这个贪婪的家伙对他的财富颇为自负。

　　“四十岁时我会把一百万放在共同基金里；四十五岁时，将变为三百万；五十岁时，一千万。到那时我就可以退休啦。”

　　这些数字我们耳熟能详，大的法律公司都差不多。

　　“你怎样？”他边切着上等鸡肉边问我。

　　“让我想想。我今年三十二岁，净收入差不多五千美元；三十五岁时，如果我努力工作，节约开支，大约有一万；到我五十岁时，我应该有两万存款。”

　　“那是预料之中的事，过十八年的穷日子。”

　　“你对贫穷一无所知。”

　　“那不见得。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贫穷就意味着廉价公寓，一辆伤痕累累的旧车，破烂的衣裳，没有钱周游世界，没有存款也没有投资，没有退休，没有安全感，什么也没有。”

　　“太棒了。你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确实不懂什么是贫穷。你今年能挣多少？”

　　“九十万。”

　　“我挣三万。如果有人逼你为这个数目工作，你会怎样？”

　　“自杀。”

　　“我信，我真的相信你会拿把枪掀掉自己的脑壳，如果你只挣三万的话。”

　　“你错了，我会服药。”

　　“胆小鬼。”

　　“那样廉价地工作我实在受不了。”

　　“噢，你能那样廉价地工作，但你不能那样廉价地生活。”

　　“一回事。”

　　“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我说。

　　“我俩确实不一样，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迈克尔？一个月前你和我一样。现在看看你——胡子拉碴，衣衫不整，满嘴服务人类拯救人类这一套昏话。你究竟中什么邪了？”

　　我深吸一口气，咀嚼着他问话中的有趣之处，他也放松下来。我们的教养不允许我们在公众场合吵起来。

　　“你真是个笨蛋，”他说看压低了身子，“你成为公司的股东指日可待。你聪明，有才华，单身，没有孩子。到三十五岁时，你每年能赚一百万。这个账你算得出来。”

　　“一切已成定局，沃纳，我现在对钱不感兴趣，我受了魔鬼的诅咒。”

　　“多新鲜的见解。让我来问你。打个比方，有朝一日你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六十岁了。你对拯救这个世界感到厌倦，因为它压根儿无法拯救。你一贫如洗，身无分文，没有公司，没有合伙人，没有一个当脑外科大夫赚大钱的妻子，没人理你，你怎么办呢？”

　　“我已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我有个大富豪哥哥，到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如果我死了呢？”

　　“把你这个不成器的弟弟列在你的遗嘱上。”

　　我们埋头吃饭，谈话的兴致减退了，沃纳非常自信，只要给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就会回到现实中来，对于我的误入歧途，只要指明其严重后果，我就会迷途知返，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会跟他谈。”我可以听到他对父母这样说。

　　他最后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福利怎样？我告诉他很少，养老金呢？从未听说过。他极力主张我只干三五年，然后洗手不干，我谢了他，对于我的婚姻问题他出了个好主意，我应该找个志同道合的女人，但她必须有钱，娶了她。

　　我们在餐馆前的大街上道别。我向他保证我知道我正在干什么，我会没事的，我请他在父母面前报喜不报忧。“别让他们牵挂，沃纳，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如果断炊了打电话给我。”他故作轻松地说。

　　我向他挥挥手，然后离去。

　　派伦烧烤店是雾谷的一家通宵咖啡店，靠近乔治·华盛顿大学。它是夜不成寐者和新闻迷的流连之所，并以此著称，每天夜里十二点钟之前第二天的《邮报》就到了，午饭时分这个地方就像熟食店一样人满为患。我买了一份报纸在吧台前坐下，一眼望去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埋头看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此时咖啡店里鸦雀无声。报纸在我进来之前几分钟刚到，三十个人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就好像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对报纸的关注。

　　这个故事正是《邮报》所需要的。从第一页起，报纸配发了大字标题，一直延续到第十页，第十页上还登了一些照片，一张是游行示威时告示牌上朗蒂的照片，一张是莫迪凯十年前的照片，还有三幅一组的照片。这一组照片无疑会让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大丢脸面。阿瑟·雅各布斯的照片居中，从警察局档案中抽出的蒂尔曼·甘特利的脸部照唑在左边，右边的一幅是德文·哈迪的脸部照片。德文·哈迪被牵扯进来只因为他是被驱逐人之一，而他又以那样一种轰动的方式招致身亡。

　　甘特利和哈迪这两个黑人罪犯，在照片中胸部都打上了号码，而阿瑟·雅各布斯竟然与这两个恶棍为伍，同登在《邮报》的第十页上。

　　我能想象出他们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慌成一团的样子，门锁上了，电话掐断了，会议取消了。他们密谋应对之策，想出一百种不同的方案，召集他们的公关人员，这是他们最黑暗的时刻。传真大战会早早开始，这组照片的传真件会从东海岸发向西海岸，全世界从事公司法的大公司都会笑掉大牙。

　　甘特利外貌极其凶恶，我不禁悚然一惊，这次是我们向他寻衅。

　　报纸上也登了我的照片，与上星期六我被捕时所登的是同一幅。我被描绘成与公司和朗蒂·伯顿都有关联的人。写报道的记者无从得知我实际上早就见过她。

　　报道相当详尽，从疏散住户写起。被驱赶的人中有哈迪，七天以后他突然出现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扣留人质，人质之一就是我。从我引出莫迪凯，然后又写到伯顿一家之死。报道中提到了我的被捕，尽管我在那位记者前一直留意避免提到那份有争议的文件。

　　他信守诺言——文中没有暴露我们的名字，只作为消息来源。报道写得再好不过了。

　　报道中没有引用被告的话，看来作者好像不屑于跟他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