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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索菲亚和亚伯拉罕离开许久了,我还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办公室里。这时,莫迪凯走进门来,坐在一张结实的折叠椅上。椅子有一对,是我花六块钱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们漆成了褐紫色。它们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担心来访者说到一半时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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