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和亚伯拉罕离开许久了，我还是呆坐在自己昏暗的办公室里。这时，莫迪凯走进门来，坐在一张结实的折叠椅上。椅子有一对，是我花六块钱从跳蚤市场上买来的。椅子的前主人把它们漆成了褐紫色。它们看上去很丑，但我至少不必担心来访者说到一半时跌坐在地上。

　　我知道他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但我没去他的办公室。

　　“我接了许多电话，”他说，“事情变化得比我们想象的快。”

　　我听着，一言不发。

　　“与阿瑟打拉锯战，与德奥里奥法官讨价还价，你认识德奥里奥吗？”

　　“不认识。”

　　“他是个强硬派，但他人很好，公平，思想较开明。多年前他从一家大公司起家，为了某个原因决定要当法官。放弃了挣大钱的机会。经他手调解的案子比华盛顿任何一位承审法官都要多，因为他使律师们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而且很有手腕，他喜欢调解纷争，如果一件案子调解不成功，那么他就要求尽早开庭。他极力主张调解所有应审案件。”

　　“我想我听过他的名字。”

　　“我想应该如此。毕竟你在这个城市做过七年的律师。”

　　“反托拉斯部，在一家大公司，就在那边。”

　　“那，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已同意明天下午一点在德奥里奥的审判室见面，每个人都得去——三名被告，他们的律师，我，你，我们的受托人，以及任何涉及此案的人。”

　　“我？”

　　“对，法官要求你在场，他说你可以坐在陪审团的席位上旁听，但你得去。他想索回那份失窃的文件。”

　　“乐意奉上。”

　　“许多人都知道，他特别痛恨媒体。他从不允许记者进入他的审判室，禁止电视摄像机进入离他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对这件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大为不满，他决定这次不对外公开。”

　　“诉状将成为公共档案。”

　　“是的，但他可以封存它，如果他想的话。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做，他喜欢恫吓。”

　　“这么说他想庭外调解此案？”

　　“当然如此，他是法官，难道不是吗？每个法官都想庭外调解，好有更多的时间打高尔夫球。”

　　“他对我们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他捂着底牌，但他坚持三名被告全部到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手下人，我们在现场会看到能拍板的人。”

　　“甘特利？”

　　“甘特利会到场，我跟他的律师谈过了。”

　　“他知道入口处装了金属探测器吗？”

　　“也许吧，他以前去过法庭，我和阿瑟把他们的条件告诉了法官，他未置可否，但我想他不会惊讶，他见过的大场面多了，也了解陪审团的成员。”

　　“我的问题怎么说？”

　　莫迪凯好一会儿没开口，他搜肠刮肚想找一种既讲了真话同时又能安慰我的说法。“他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种说法一点也安慰不了我，“什么是公平，莫迪凯？这事对我来说性命攸关，我的前途完了。”

　　“这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你取走文件是为了纠正过错，你没有存心偷它，只是暂时借用。这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举动，但仍属于盗窃行为。”

　　“德奥里奥提到过它是盗窃行为吗？”

　　“提过，一次。”

　　这样看来法官认为我是个贼。看来人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没有勇气问莫迪凯的看法，他也许会讲实话，我不想听。

　　他挪了挪庞大的身躯，我的椅子吱吱直响，但一点都没陷下去，我为此感到自豪。“我要你明白，”他正色道，“你说一句话，我们立即撤回这个案子。我们不要这个庭外和解，没人真正想要。受害人已死，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身份不明就是身陷囚牢。和解有个好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这是你的案子，一切由你定夺。”

　　“事情没那么简单，莫迪凯。”

　　“为什么？”

　　“我害怕刑事指控。”

　　“你应该害怕，但他们不会那么做，也不会再向律师协会申诉。我可以立即打电话给阿瑟，告诉他我们握手言和，双方一拍两散，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这事很好办。”

　　“媒体会活吞了我们。”

　　“会那样吗？我们刀枪不入。你以为我们的客户真会在乎《邮报》对我们的看法吗？”

　　他在故意唱反调——只是嘴硬罢了，莫迪凯想保护我，但他同时又不愿放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有些人注定要受自己的伤害。

　　“好吧，我们放弃，”我说，“那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他们双手沾满了鲜血却不受任何惩罚；他们把那些人扔到大街上；他们要为那次非法驱逐负全部责任，而且最终导致了我们当事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竟然要让他们逍遥法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吗？”

　　“这是保住你的律师执照的唯一方法。”

　　“那算不了什么，莫迪凯。”我说，语气中带着一丝苦涩。

　　但他是对的。这一切全是因我而起，只适合由我来做关键的决定，我取走了文件，于情于理都是个愚蠢的行为。

　　我要是突然临阵退缩，莫迪凯非气得昏过去不可。他的全部事业在于帮助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家、所得甚少的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一餐饭，一张干燥的床，一份体面的工作，一间付得起房租的小小的公寓。他的当事人的问题很少是由一家大型的私家公司直接引起的。

　　钱对莫迪凯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高额赔偿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正如他所说，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身份不明，或者身陷囹圄，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绝不会考虑在庭审前与对方媾和。他需要一场审判，一场巨大的轰轰烈烈的审判，有聚光灯，有摄像机，有新闻报道。他要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而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无家可归者每况愈下的窘境，审判不总是针对某个人的罪行，有时也可以充当宣传的工具。

　　因为我而使事情复杂化了，我的松弛的苍白的脸会出现在铁窗之后，我的律师执照会被吊销，从而生计也成了问题。

　　“我不会临阵脱逃，莫迪凯。”我说。

　　“我知道你不会。”

　　“让我来为你描绘一幅场景吧，如果我们说服他们出一笔我们能接受的钱，他们放弃刑事起诉，桌面上只剩下我和我的律师执照，将会怎么样？如果我同意中止律师资格一段时间，又会有什么后果？”

　　“首先，你将为这种处罚而承受名誉上的损失。”

　　“尽管听起来不雅，也还不至于像世界的末日。”我强辩道，对于那种尴尬的局面我极其害怕。我想起了沃纳，我的双亲，我的朋友，法学院的同学，克莱尔，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所有同仁，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面部表情。

　　“其次，在吊销执照期间，你不许办案。”

　　“我会丢工作吗？”

　　“当然不会。”

　　“那我干些什么呢？”

　　“你仍然做你目前的工作，你到‘创建非暴力社区’、撒马利亚慈善中心、耶稣会，和其它一些你曾去过的地方接受咨询，你仍是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我们将称你为社会工作者，而不是律师。”

　　“这么说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不同。你看索菲亚，她接见的客户比我们其余的人加起来还多，差不多全城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律师，需要出庭时，我自会处理。对你来说，一切照常。”

　　贫民法是由那些实践它的人制订的。

　　“如果我被抓住怎么办呢？”

　　“没人会那么做，公益工作和公益法律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明晰。”

　　“两年时间太长了。”

　　“说长也不长。我们不一定非得同意停业两年不可。”

　　“我想这没有商量的余地。”

　　“到了明天，凡事都可商量，但你需要做点调查工作，找出先例，如果有的话，看看类似情况下是怎样裁决的。”

　　“你认为以前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也许。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人有一百万，律师向来善于吹毛求疵。”

　　他错过了开会的时间。我谢了他，我俩一起锁上办公室的门。

　　我驱车奔向国会山附近的乔治顿法学院。那里的图书馆半夜才关门。对一个前途莫测的律师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让他藏身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