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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保险人 一


(二十五)

“事情常常不是看起来那么回事,小家伙。”

从小到大,我爸爸总喜欢这么对我说。当然了,他还喜欢对我说:“把垃圾拿出去。”“去耙房子周围的树叶。”“把路口的雪铲掉。”“别偷懒!”“站直了!”但如果说要给人留下有意义的印象,其他的几句话当然还是赶不上第一句。

说来简单。然而,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它的正确性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我坐在新分到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个装饰一新的储藏室。这地方非常暖和,暖和得魔幻宗师好迪尼都会抱怨。电脑上是我刚用数码相机拍的相片。我一张接一张地翻看。诺拉·辛克莱尔穿着阿曼尼套装,从头到脚一身黑。诺拉在圣玛莉教堂,在睡谷公墓,在柯勒豪华得夸张的房子里。最后几张是她在前门楼梯上和那可怜男人的妹妹——伊莉莎白在一起,伊莉莎白个子高高的,金发披肩,长得有点像个加利福尼亚海滩上的泳装美人。诺拉不是很高,皮肤颜色有点深,但比伊莉莎白的长相似乎更胜一筹。她们俩都流着眼泪,然后她们拥抱在一起。

我到底在寻找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越看这些相片,我爸爸的那句名言就越清晰地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常常不是看起来那么回事。”

我拿起电话给老板拨了过去——是直线。两声铃响过。

“苏珊,”她轻快地说。没有说“喂”,也没有提她的姓,就两个字——苏珊。

“是我。你好,我想让你帮我个忙,”我说,“我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听起来你就要劝我买保险了。”

“难道不是很有纽约味?”

“你指的是爱出风头的那种纽约味?那倒没有。”

“太好了。”

“再多说点,让我能确定,”她说。

我想了想:“好吧。有个老家伙死了,来到天堂。”我用同一种声音,在我听来这声音渗满了纽约佬的爱出风头,“听过这个笑话的话,告诉我。”

“听过了。”

“不,这个你肯定没听说——相信我,你一定会大笑的。”

“好吧,我试试。”

想到这,我该申明一下,如果还不是很明显的话,我和她之间有一种默契,所以我还没有出口她就心领神会了。当然了,有些男人在向一个女人汇报事情的时候总会觉得有困难。苏珊掌管这个部门的第一天,就有四五个男下属给她出过难题。第二天他们全被她开除了。我是严肃的,苏珊也是。

“然后,那个老伙计到了天国之门,当时就看到了两个牌子。”我说,“第一个牌子上写着: ‘受老婆控制的男人’。老伙计看见,牌子下的男人排队排了足足十里远。”

“这很正常的啊。”

“先别忙下结论啊。接着,老家伙就到了第二个牌子下——‘不受老婆控制的男人’。瞧!这牌子下就站了一个人。老家伙慢慢地走近他,问道: ‘告诉我,你为什么站在这里?’那个男人看看他回答: ‘我也不知道,是我老婆让我站这儿的。’”

我听着,话筒那边传来了轻轻的笑声。

“没骗你吧?真的好笑。运动员,往下一站跑吧。”

“有点意思,”苏珊说,“我还不会让你现在就收工的。”

我咯咯笑了:“那笑话都不算在我的工作内吗?”

“我听起来你是不是有点紧张?”

“是有点担心。”

“为什么?你生来就是个耍贫嘴的料。你有一种……”苏珊没说完就停了下来,“哦,我明白了。因为她是个女的,对吗?”

“我只想说,还是有点不同的。”

“别担心,没事的。不管诺拉·辛克莱尔的真实面目如何,你都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人,”她说,“什么时候正式见面?”

“明天。”

“好,太好了。把最新的消息汇报给我。”

“我肯定会的,”我说,“哦,对了,苏珊,”

“什么?”

“谢谢你对我那么有信心。”

“哇!”

“怎么?”

“听你谦虚地说感激话,我还真不习惯。”

“我正学习呢。菩萨有灵,我用功着呢。”

“相信你,”她说,“祝你好运。”

(二十六)

松林精神病院是纽约的一家州营机构,从威斯彻斯特往北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然,你得拥有诺拉那样的新型奔驰敞篷车。诺拉以八十英里的时速沿着87号公路往前行驶,松林精神病院提前一刻钟出现在她的眼前。

诺拉找到一个泊位,按了个按钮,敞篷就搭了起来,真是很方便。她在整容镜前快速地整理了一下,甩了甩头发,不用再补妆了,她几乎没有化妆。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担心柯勒的妹妹——“金发冰美人”伊莉莎白。这真是种奇怪的感觉,诺拉觉得不能不提防她,直觉告诉她,以后还会和伊莉莎白打交道。

诺拉耸耸肩,想把这些都抛在脑后。然后,她锁上车——即使在郊区也不能放松警惕。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领尖有扣子的白衬衫,样式很简单。她胳膊下夹着个印有书店标志的包,她进大门的时候,四周没有看到一个人。她对进去的路线再熟悉不过了,过去的十四年里,她每个月都会到这里来一次。

首先得到前台登记,诺拉出示了她的身份证,签上名,领了一张通行卡。接着她来到电梯前,电梯就在前台的左面。恰好其中一部电梯正开着等人。

她到这所精神病院来的第一年,上电梯按的是二楼键。但是十二个月以后,她的妈妈就搬到了三楼。虽然没人对诺拉承认,但她知道,病人房间的楼层越高,他们就越不容易出院。

诺拉走进电梯,按下八楼键——这是该楼的最顶层。

(二十七)

护士长艾米莉·巴罗斯正在值班,这天跟平常一样,很糟糕。电脑系统已经关闭了,她的背疼得要命,复印机的调色剂也用光了,头痛得快要爆炸了,有个值夜班的还把咖啡泼在了医疗日志上。

这还没到中午呢。还有麻烦的,可能已经是第一百次,她正在训练一个新护士。这个新护士是个爱笑的主儿,名叫帕诗,让人容易联想到“怕事”,单这名字就够让人想笑的了。

艾米莉和帕诗坐在八楼的护士站,一部电梯正好在她们前面,这时候电梯门开了。艾米莉从乱糟糟的医疗日志中抬起头,一张熟悉的脸庞迎着她走来。

“艾米莉,你好。”

“是诺拉呀,你好。”

“她怎么样?”

“还好。”

艾米莉和诺拉每个月都以同样的对话交换信息,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对话——诺拉的妈妈也总是老样子。

艾米莉瞟了一眼帕诗,她脸上挂着乏味的微笑,听着她们谈话。

“帕诗,这是诺拉·辛克莱尔,”艾米莉说,“她的母亲是住809房间的奥里维雅。”

“哦,” 帕诗稍稍犹豫了一下,这样的表现是新手才会犯的错误。

诺拉点点头:“幸会。”她祝帕诗好运,然后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下去。同时,帕诗的声音变得热切了,她和艾米莉咬着耳朵说:“奥里维雅·辛克莱尔……是不是开枪杀死她丈夫的那个?”

艾米莉的语气听起来很实事求是,她也咬着耳朵回答帕诗:“是啊,陪审团是这么认为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觉得不是她干的?”

“哦,是她干的。”

“我糊涂了。那她为什么会在这儿?”

艾米莉把目光投向走廊,确信诺拉已经听不到了:“我听说——记得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奥里维雅被判处无期徒刑,头几年都正常,还是个模范囚徒呢。但是后来就变得不正常了。”

“怎么会呢?”

“她好像脱离了现实,开始胡言乱语了。只吃黄色的东西。”

“黄色的东西?”

“还好是黄色。如果她只吃紫色的就更糟了,黄色的至少还有面包、黄油、香蕉之类的可吃。”

“还有奶油蛋糕。” 帕诗就像在参加有奖问答。

艾米莉眨眨眼:“嗯……可能吧。不管怎么说,后来,奥里维雅自杀未遂。抢救过来之后,他们就把她送到这里来了。”她想了一会,“好像是先自杀未遂,后来才发的疯。记不清了,管它呢——我确信的就是,二十年后的奥里维雅·辛克莱尔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哇,那真的太严重了,” 帕诗让艾米莉觉得很惊奇,她竟然可以在表示关心的时候仍然保持脸上的微笑,“你觉得她是什么病?”

“说不清。她表现出孤独症和老年痴呆症的混合症状。她可以说点话,做点自己的事,不过她说的和做的都没什么意义。举个例子,你看到诺拉胳膊下夹的包没有?”

帕诗摇摇头——

“诺拉每个月都会给她带一本小说。但是她读的时候,我看见她把书都拿倒了。”

“诺拉知道吗?”

“她知道,真不幸啊。”

帕诗叹了口气:“她能来看她妈妈真是太好了。”

“是啊,只是有一条,” 艾米莉说,“她妈妈连她都认不出来了。”

(二十八)

“妈,你好。是我啊。”

诺拉走进小房间,拉起她妈妈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但没有回应。她并没期望有任何回应。诺拉每次来都没有抱太多希望。

奥里维雅·辛克莱尔躺在被子上,背靠着两个薄薄的枕头。她干干瘦瘦的,一双玻璃似的眼睛盯着诺拉。她只有五十七岁,但看起来却有八十岁。

“您感觉还好吧?”诺拉看着妈妈慢慢地转过来,“是我啊,诺拉。”

“你真漂亮。”

“谢谢,我做了头发,为了参加一个葬礼。”

“我喜欢看书。” 奥里维雅说。

“是啊,我知道。”诺拉伸手拿过包,从里面拿出一本约翰·格里沙姆最新的小说,“看,我又给您带了一本。”她把书递给妈妈,但是妈妈没有伸手去接。诺拉把书放在床头柜上,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您吃得饱吗?”

“饱。”

“您早餐吃什么?”

“鸡蛋和面包。”

诺拉挤出一丝微笑。看起来她好像在和妈妈谈话,其实这些时候她总是觉得很受伤。她心里明白。像往常一样,她试着探测妈妈的病情,尽管结果几乎注定是带有自我毁灭性质的。

“您知道现在的总统是谁吗?”

“当然知道。吉米·卡特。”

诺拉知道,纠正她也没有用,于是她给妈妈讲了讲她的工作和刚装饰的几所房子,还有她在曼哈顿的同性朋友的最新情况:爱莱恩非常卖命地在律师事务所工作,阿里森仍然是W的流行风向标。

“妈妈,她们真的很关心我。”

“咚咚。”有人敲门。

打开门,艾米莉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奥里维雅,该吃药了。”她的行动带着干脆的、机器人似的节奏。她从床头柜上的大水罐里倒了一杯水,“吃吧,奥里维雅。”

诺拉的妈妈接过药丸,不慌不忙地喝水吞下。

“这本是最新的小说吗?”艾米莉问道,眼睛看着床头柜上的书。

“刚出版。”诺拉回答。

诺拉妈妈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喜欢看书。”

“是啊,我们都知道。”艾米莉说。

诺拉的妈妈拿起小说,读了起来,书仍然拿倒了。

艾米莉转向诺拉,诺拉看起来总是那么勇敢、漂亮。

“顺便说一句,”艾米莉要出门的时候说,“当地高中合唱团正在咖啡厅里演唱。我们从侧楼带所有的病人去听。诺拉,欢迎你也来。”

“噢,不用了,我马上就走,现在正是我忙的时候。”

艾米莉离开了房间,诺拉站起来。她走到妈妈身边轻轻地吻了她的额头,“我爱你,”她低声说,“真希望你能明白。”

奥里维雅·辛克莱尔什么也没说,她看着女儿走出门。过了一会儿,只剩她一个人在房里了,奥里维雅把新书的封面取下,倒过来看。书的里面是正的,封面是倒过来的——她开始读了起来。

(二十九)

这是二十分钟内我第三次清洗数码相机的镜头。

其余的时间我数了一下方向盘皮套上面的针脚(三百一十二针),重新调节了一下我的驾驶座(向上调了点,稍稍前倾了些),并且第一次知道轮胎的最佳压力是BMW330i(前轮胎三十PSI,后轮胎三十五,手套盒子里的手册上说的)。

真的很无聊。也许我真该先给她打个电话。还是不打好,我想。自我介绍应该面对面地进行,即使在车里等得人困马乏了也得等。如果我提前知道这次出来最终变成一次监视,我一定会带些油饼来,“甜甜圈”或者脆奶油多纳圈,哪种都可以。

“她去哪儿呢?”

十分钟以后,我看见一辆鲜红的梅塞德斯敞篷车开进了柯勒·布朗的环形车道,停在前门口——她来了。

“诺拉·辛克莱尔。”我还得加一句——“哇,真漂亮!”

她弯下腰,从后座上拿出一袋食品。她手里玩着钥匙,向房子走去。这时,我已经走到草坪的一半了。

我叫道:“对不起……对不起,打扰!”

她转过身,她在葬礼上的一套黑色行头已经换成了牛仔裤和一件领尖有扣的衬衫。太阳镜还是那副,头发很漂亮——浓密,光泽很好,板栗色。我不由得在心里又重复了一句:“哇,真漂亮啊。”

我终于站在她面前,我提醒自己口音不要太重:“您就是诺拉·辛克莱尔吧?”  (《棒槌学堂》 精校E书)

不管戴没戴太阳镜,我都可以肯定她正在打量我,“那要看情况了。你是谁?”

“哦,天啊,对不起,我应该首先介绍我自己。”我伸出手,“我叫克莱格·雷诺尔兹。”

诺拉把食品袋从手上移开,我们握了握手,“你好,”她说,她的声音仍然充满了防备,“你叫克莱格·雷诺尔兹——有事吗?”

我从外套口袋里笨拙地拿出一张名片:“我是‘百年一次人身保险公司’的。”我一边说,一边把名片递给她,她看了看。我接着说,“对您的损失我感到很难过。”

她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谢谢。”

“您就是诺拉·辛克莱尔,对吧?”

“对,我是诺拉。”

“我猜布朗先生生前和您一定很亲密,是吧?”

这话一出口,她应该对我更温柔了吧。但她的语调又变得机警了:“是啊,我们订婚了。请告诉我,你提这些为什么?”

轮到我表现得有点糊涂了:“您是说,您不知道?”

“知道什么?”

我停了一会儿:“布朗先生的保险单,整整一百九十万美金。”——她茫然地看着我,在我的预料中——“辛克莱尔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说,“您被列为惟一受惠人。”

(三十)

诺拉表现得非常冷静:“你刚才说你的名字叫……?”她问。

“克莱格·雷诺尔兹……名片上有。我负责‘百年一次’在本地的办事处。”

诺拉换了个站姿,低下头又看了看我的名片,她手里的食品袋从她的手里差点掉下来。我及时地替她接住了袋子。

“谢谢,”她一边从我这里接过袋子,一边说,“掉下去就糟透了。”

“我有个提议,不如让我帮您把袋子拿进去吧。我得和您谈谈。”我简直可以看出她在想什么——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男人,要求进她的屋子。我手里握着些好处,这笔钱在我看来,真是个天文数字。

她再一次看了看我的名片。

“您放心,我学过做客的规矩。”我开个玩笑。

她的微笑几乎察觉不到:“不好意思,我不想表现得这么多疑。只是——”

“对您来说是个伤心的时候,放心吧,我懂。您不用道歉。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以后再约时间。您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吗?”

“没关系,就今天吧。请进来。” 诺拉往屋子走去。我紧跟其后。现在为止,都还顺利。

“香草榛子咖啡?”她转过头,“你说什么?”

我指指食品袋里最上面的咖啡粉:“我最近发现几种新品种奶油咖啡豆,闻起来都和这差不多。”

“不,我确信这是香草榛子咖啡,”她说,“我对它的味道印象可深了。”

“我宁愿享受一个时速九十里的快球,但是现在我的嗅觉却敏锐了。”

“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哈,你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说。

“这段日子不是了。”

我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该死。我真蠢,不该提起这个。真对不起。”

“没事。”她说,脸上似笑非笑。

我们上了前门的楼梯,进到屋里。客厅比我的公寓房间还大得多,头顶上树枝形的装饰灯也差不多是我一年的薪水。地上铺的东方地毯、桌上放的中国花瓶,呀,让我大开眼界。

“厨房在这边,”她带着我转过一个拐角。我们进到厨房,厨房也比我的公寓房间大。她指着冰箱旁边的花岗岩台子说,“你把袋子放这里吧。谢谢。”

我把袋子放下,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我来吧。”

“我刚才瞎说了什么‘乐观主义者’,让我弥补一下吧。”

“真的没事,”她走过来,取出香草榛子咖啡袋子,“喝杯咖啡吧?”

“太好了。”

煮咖啡的工夫,我们只谈了一些闲事。我不想这么快就进入正题——怕她问太多的问题。刚才在外面,她就已经问了很多了。

“我真的不明白,”几分钟后,她主动引入话题。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手里端着咖啡杯,“柯勒很有钱,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他为什么要买人身保险呢?”

“问得好。这得从保险单的起源说起了。其实布朗先生没有找我们,是我们找上他的,找上他公司的。”

“我越听越糊涂了。”

“我们保险公司在做公司职员的赔偿项目。为了吸引那些发展良好的公司买保险,我们给公司的上层管理人员提供了自由项目的保险。”

“这种额外补贴可够诱人的。”

“是啊,我们公司也因此做成了很多生意。”

“你刚才说柯勒的保险单有多少?”就像她把那数字忘了一样。

“一百九十万,”我说,“按照他们公司的大小,这是他能得到的最高数额。”

她皱了皱眉:“他真的把我列为惟一受惠人?”

“是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你是说这保险单是什么时候生效的吗?”——她点点头——“就最近的事。好像是五个月前。”

“不可能吧。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还不久。”

我微笑了:“很明显他从一开始就对您的感觉很好。”

她也想微笑,一颗泪珠却从眼眶滴下来。她一边道歉一边把眼泪从脸上擦去。我向她保证没关系,让她别放在心上。这情景的确非常感人。她是个擅长演戏的人吗?

“柯勒已经给了我很多,现在又有这么一笔钱,”她又擦掉一滴眼泪,“我用什么可以换回他的生命呢?”诺拉呷了一口咖啡,我也跟着喝了一口,“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拿钱之前,我是不是要签些字什么的?”

我向前面的桌子倾过去,用双手握住咖啡杯:“是这样,我也就是为这个来的。辛克莱尔小姐,还有点小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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