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人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入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顺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好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好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俐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效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好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粱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好，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锗。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三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的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

　　“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问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似屈突通为例。

　　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剽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那？’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大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征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经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大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

　　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当时在他眼中，蒙古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国家观念，也不明确，他认为亡国，事实上亡的是宋朝赵家这一世系，中国好好的，并没有亡。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

　　“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自然将满洲人当做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满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严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

　　“谁对中国做好事，就拥护谁。清政府如果对中国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够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康有为说着，望着小和尚，小和尚笑着。和尚也望着小和尚笑着，然后指着蛋，小和尚点点头，又吃起来了。和尚又请康有为吃蛋。康有为有点疑惑：

　　“谢谢，怎么法师自己不吃？”

　　“康先生晓得，出家人吃全斋，在严格的意义下，蛋也不该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却赞成别人吃，所以我让普净他们吃。”

　　“这跟吃素不违背吗？”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照师父这样说，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普净说。

　　“你要吃。你年轻，你需要营养。”

　　“可是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你还不能算。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是应法沙弥，你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我什么时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

　　普净紧张起来，咬住下唇，握紧了左手，把拇指压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个习惯，一紧张，就要这样。他两眼直望着和尚，轻轻问：

　　“师父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当然不是。”和尚温和他说，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净的左手，“师父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师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点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只能说，我是三十岁以后才出家的。三十岁以前，我虽对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和尚说到这里，有一点凄然，不想再说了。

　　这时康有为插话进来：

　　“我以为法师从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师年纪看来，原来不过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岁？我四十一了。我已经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晓得师父做和尚才只不过做了十一年。”普净说。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他说。

　　“一直在这庙里？”康有为间。

　　“一直在这庙里。这庙跟我祖先一直有渊源，当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师的尸体装进棺材，从刑场偷运出来，就先运到这庙上。半夜偷偷为袁督师做了佛事，运到了广东义园，秘密埋葬。当时先祖跟庙里的当家和尚有交情，当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师的为人，所以很愿意为袁督师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这庙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这庙上。因为这庙在北京不算吃得开的庙，所以和尚不多、流动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当家和尚。”

　　“盖这个庙的原因，本来就是追念为东北边疆死难的中国人的，袁督师也是为同一个理由而死，在这庙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实。”

　　“康先生注意到的这点，我还没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这也许是当年当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庙上为袁督师立了牌位吗？”

　　“当时哪里敢，当时袁督师的罪名是通敌，通关外的满洲人，以叛乱罪处死，谁敢同情他？”

　　“袁督师死在崇祯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满洲人进了关，对这位所谓勾结他们的袁督师，采取什么态度？”

　　“清朝明明知道这是冤狱，这是他们反间计的成功，但不太说得出口，因为一来用这反间计太卑鄙了，二来为袁督师昭雪即等于宣传他是抵抗满洲的英雄，对入关的满洲人，当然不妥，所以袁督师的殉国真相，一直讳莫如深。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两百五十年了，一位为国冤死的英雄还不能被公开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兔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说完了一席话，康有为点点头，表情有一点凄楚，没再接话。这时候，小和尚开口了：

　　“师父，您刚才说您当和尚只当了十一年；而您现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岁，三十岁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脸上的安详顿时失掉了，两道浓眉紧紧皱起，他一对精明的眼睛从小和尚脸上转向窗外，又转向天空，整个房间忽然变成死寂，没有一点声音。康有为静坐不动，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阵阵从他鼻子里吸进，这一点呼吸的感觉，使他觉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动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头，两眼凝视着空了的饭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轻摸着碗边，没有任何别的动作。

　　过了很久，康有为终于轻轻地用两手挪开椅子，欠起身来。“打扰得大久了，师父。”和尚醒过来，望着他。康有为补了一句，“我也该告辞了。”

　　“还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说着，站了起来，“喝杯茶再走。来，我们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来，普净，一起来，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客房很小，简单的摆设，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长太师椅，太师椅两边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向。北面墙上有书橱，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边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条幅，写着魏之璓游悯忠寺诗：

　　琳宫深邃柏苍苍，

　　忏佛台因古国殇。

　　妙法有源逢圣世，

　　孤忠堪悯惜唐皇。

　　老僧戒约温而厉，

　　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残碑说安史，

　　景山鼙鼓更凄凉。

　　康有为站在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诗句吸引住。唐朝太宗盖这悯忠寺后一百年，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将军们坐镇北京，曾在悯忠寺盖了两座大塔，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几乎将唐朝推翻，幸亏唐朝引用外国兵平乱，安禄山史思明又一再内讧，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还是完了、安禄山也早被杀了、史思明也早被杀了，只是他们留下的两座高塔还凄凉地存在。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塔终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只留下断垒残碑。诗人来了，向残碑说安史，想到大唐帝国的一世雄风，不论是帝王豪杰、不论是骄兵悍将，都云散烟消了，安禄山史思明固然尸骨无存，就是盖悯忠寺的唐大宗的陵寝，也早被翻开了。一幅大唐帝国的烟云，在中国各处，都散开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这座悯忠寺里，却微妙地相聚着、衔接着。悯忠寺太小了，小得没有人注意，但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远、那么凄凉。诗人从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从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国，又何况悯忠寺，它有这么多的尘沙与花草。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那万马奔腾、看到那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歹的追念，乃至于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黯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进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诗人写下了“景山鼙鼓更凄凉”的句子，只有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实在。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的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

　　“这首七律写得真好。”康有为好像刚刚醒来，赞美刚刚做的一个梦，“它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他侧过头来，看到和尚静静地望着他，仿佛对他的心境，有着同样的印证。最后，和尚指着北面的桌子：

　　“我们备有纸笔，也想请康先生为我们庙上留点纪念。”

　　“法师一番盛意，我却之不恭，可是答应了又未免大胆。”康有为笑着。

　　“哪里的话。康先生好古敏求，书法一定不凡，能为我们留点雪泥鸿爪，千百年后，也是悯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师说得太远了、太远了。法师这样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写字是小技，中国人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为了养性和联谊，写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师一定要我写点字留做纪念，我也不怕写不好，恭敬不如从命，好在是留做纪念。”于是，康有为就走到桌边，坐下来，在一张玉版宣纸上，慢慢写下

　　丁香体柔弱，

　　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

　　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

　　庶使幽人占。

　　晚随兰麝中，

　　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写上：“杜少陵江头五咏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为。”康有为落笔写下第一行的时候，和尚的脸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写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为欣赏。康有为的字写得太好了，笔情纵姿，气象万千，雄浑之中，又自成家法，风格独具。和尚说：

　　“一看康先生落笔，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过大功夫。康先生此生光凭书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槁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没说‘立书法’可以不朽啊！”康有为笑着说，“就算能从书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领啊？对国计民生又有什么好处啊？”和尚点点头，“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无论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闻强记，随手写出杜甫的丁香诗，来配上我们以丁香出名的悯忠寺，真是太好了！普净你看，康先生写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着，经师父一特别叫出，也就加入了：

　　“师父，这诗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说：“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康先生，你说是不是？”

　　“师父说得是。”康有为点着头。

　　“但是杜甫写这首诗，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感觉到的，照我的解释，全诗大意该是：丁香很柔弱，结子又多，叶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丽，不是艳丽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为了是给有思想的人欣赏。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兰麝一样发出芳香，但却不必想到自己会磨成粉的。整首诗的意思是，一个柔弱美丽的生物，它该知道自己的特质，完成自我，虽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没有弄拧这首好诗，我胡乱解释的，可算不太离谱？”

　　“解释得好、解释得好。我认为这首诗也该这么解释。杜甫写这首诗，意思是积极的，在写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坚强的特质。大家以为雄壮的松树柏树岁寒而知后凋，没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这种坚强的特性。丁香一辈子，生前死后都发出了它的特质，虽然长得一点也不雄壮。所以，大事不全是强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结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许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解释得愈妙了！”和尚说，“杜甫先生当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为知己。”

　　“引佘法师为知己。”康有为补上一句。

　　“引我们为知己。”两人不约而同。

　　大家都笑起来。小和尚看着诗，点着头。

　　喝过了茶，康有为起身告辞：“我南下回乡时候，法师可有什么在家乡要办的，我可以代劳。”

　　“没有、没有。家乡离我，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太远了。北京城就是这么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觉得，它就是你的家乡。”

　　这时候，一位管事的走进来，向和尚说：“永庆寺的和尚在外边，说想同我们一齐到万寿寺为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怎么回他话？”

　　和尚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好，请他等一下，我亲自同他说”

　　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为到庙门。到了门口，互相道别。康有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边的谢文节祠去过了吗？”康有为说没有。和尚说：“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会谢枋得殉国的真相，那个地方，也该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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