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约前一七九～前二一七），字长卿，原名犬子，后来他因佩服商相如，改名相如，四川成都人。

司马相如年轻时候，喜欢读书击剑。他在梁孝王那里做食客，写了《子虚赋》，流传到皇宫里，汉武帝看到了，很欣赏。感慨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后来得知是同时，便召见他。他为游猎写赋，得汉武帝欢心，就红起来了。

司马相如落魄时候，勾引到卓王孙的女儿－十七岁的小寡妇卓文君，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私奔。卓王孙杯葛小夫妻，小夫妻就在附近卖酒，“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是家有八百多佣人的大户，丢不起这个人，遂屈服，“分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于是小夫妻阔起来了。他后来变心，最后得糖尿病死去，死前一直是御用文人。

赋本是“被之管弦”的《诗》和“合于乐舞”的《楚辞》以后的一种新文体，它是“不歌而诵”的，但是堆砌辞句、偏寻奇字、穷搜典故，最后弄得“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全是空架子。司马相如的赋，就是此中翘楚。在中国文章史上，他有所创例，也是一个罪魁。

蔡邕：《蔡中郎集》

蔡邕（一三二～一九二），字伯喈，河南杞县人。他是汉未的大孝子，他的家族也是中国家族的模范——“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邕对辞章、数术、天文、音乐、文字都很在行，尤其在订正古书与文字上，他的功绩更是可观，是中国第一碑铭圣手。蔡邕四十六岁时候被权臣构陷下狱，死里逃生，“与家属髠钳徙朔方”，全家流放边区做罪犯，第二年赦回。不久又被构陷，说他在流放时有怨言。他“乃亡命江海”，路到江苏避难，一连十二年。董卓掌权后，很欣赏他，强迫他再回中央，他想“自慝”于山东，没有成功。王允杀董卓后，蔡邕叹了口气，王允认为这口气叹得思想有问题，把他下狱，要杀他。他请求用刺脸砍脚来换得一命，以便完成汉史，王允不肯，遂被杀，年六十一岁。蔡邕一生三次逃离政治的漩涡，最后仍死在漩涡里，可见这是何等不公平。更不公平的是：后来的野史戏曲中，竟把这忠孝仁爱的蔡邕，“满村争说”成无情绝义、见利背信的小人，这更是不公平了。

孔融：《孔北海集》

孔融（一五三～二○八），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登门见李膺，口才惊四座，李膺夸他“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缉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作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该负责；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一家人个个争着要去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是勇敢的人。他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儿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演变得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了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全无完卵，年五十六岁。

孔融的遭遇，是乱世中一个真人的悲剧。

陆机：《陆士衡集》

陆机（二六一～三○三），字士衡，因做过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江苏上海人。陆机的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他是三国时吴国世家之子。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吴国被灭，他闭门读书，一连十年。最后写了《辩亡论》两篇，作为对故国兴亡的一番检讨。

陆机后来在晋朝做官，不幸卷入晋室内争，一度下狱论死，遇赦生还。晋惠帝时候，晋室又内争，陆机带兵战败，为人所构陷，成都王颖误认他图谋倒戈，派人去抓他，他说：“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又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被杀。他的弟弟陆云、陆耽，和儿子陆蔚、陆夏，同时被害。死时只四十三岁。因为这是一场冤狱，他“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李白诗说“陆机雄才岂自保”，正是指此。

陆机是多种文体的作者，现在《陆士衡集》有诗三卷、赋四卷、杂著一卷、文二卷。张华对陆机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由此可看出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的一面。

陆机的《文赋》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论，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文艺水平。

陶潜：《陶渊明集》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对督察的官架子讨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之”，就辞职不干了。他的不合作主义，很早就表现出来了。

陶潜生值东晋未年的乱世，看到现实政治的黑暗，决心弃官归隐。他的时代的文风是清谈的、雕饰的，但他却是清淡的、自然的。他宁愿过穷困的日子，可是却自适其适，穿着破鞋子，在山里云游，与现实政治概不合作。

陶潜的唯一过分了的嗜好是他喜欢喝酒，并写了大多的和酒有关的诗。在他一百一十四首的五言古诗里，酒字出现三十一次、醉字七次、醒字三次、酣字三次、酌字三次、醇字一次。他的儿子都是笨蛋，没有一个能“臣得其酒”式的继承他的一切。他在六十三岁时死去，死前写自祭文，说：“匪贵前誉，孰重后歌。”表示对生前死后的声名都不在乎。这种旷达，在他拟挽歌辞里也如出一辙：“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江淹：《江文通集》

江淹（四四四～五○五），字文通，河南兰考人。他十三岁就做了孤儿，家里很穷，“常采薪以养母”。长大后在南北朝时代的宋朝做官，但并不得志，二十三岁时候，且因郭彦文案受牵累被诬拿了黑钱，因而下狱。经他在狱中上书宋建平王刘景素，有以自明，才被放出来。

江淹后在齐朝做了大官，又到粱朝做了大官，在历事三朝，择木而栖。六十二岁死的时候，梁武帝为他素服举哀。他生逢乱世，得在营扰中保持创作，写出《恨赋》、《别赋》等作品，表现出对时代的抗议，也算很不容易了。

江淹作品的大缺点，是个性不强。他写《杂诗三十首》．模仿汉魏以来三十家的诗体，两千七百字，品藻渊流，可以乱真。足见他功力深厚，但是个性不强；只是高级学样而已。

江淹五十四岁时候，传说一夜梦到一个“美丈夫”，自称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就把五色笔还出来了，自此“江郎才尽”，就没有好作品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骆宾王：《骆宾王文集》

骆宾王（约六四○～约六八四），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干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讨武曌檄》，就出于他的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广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把这样的人才给丢了！）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五律一首，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这位女皇帝的度量，真不简单了！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字希文，江苏吴县人。两岁时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姓朱的，长大之后，知道了身世，便哭着告别了母亲，不肯再姓朱了、恢复姓范。

范仲淹到戚同文的书院里读书，穷得每天煮一锅粥，粥冷冻后，就切开三块，每餐一块，在穷苦中力学不辍。二十六岁后，他中了进士，便把母亲接回来奉养，显然有归于范家的意味。

范仲淹带兵防御西夏时候，就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时谚，可见他威望之隆。后来做到宰相，主持“庆历变法”，遭到守旧派和保持既得利益的权贵的反对，没有成功。

范仲淹做秀才时候，就说他的志愿是“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风范，影响了当代和后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

范仲淹爱护人才，救济贫困。他把做官的薪水，大都用来资助穷困的读书人；又筹设“义庄”，供养族中的贫户。他这种“仁人之心”，得力于他的师长戚同文的影响很大。戚同文一生不蓄私财，舍己为人，范仲淹也是如此。

欧阳修：《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四十岁就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吉安人。他从小死了父亲，家里很穷，买不起纸笔，他母亲用芦草茎画在地上教他，苦学而成。二十四岁中进士，在地方和中央做官、浮沉，编过《崇文总目》、《新唐书》等学术著作。

欧阳修为人刚正，排佛老，主节义，但晚年趋于保守。王安石变法时候，他因反对而归隐，第二年就死了，活了六十六岁。

欧阳修在文章上，开宋朝的先河。他上承韩愈，主张文章要有“明道”、“致用”的功能，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笔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举凡散文、骄文、史传、诗词，都有很高超的成就，影响到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和后代的文风。他又敢于运用中文、扩大中文，他写《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字，其气魄可想！文章刻石后，他要把“泉冽而酒香”改成“泉香而酒冽”，要重新刻过才罢休，其认真可想！

欧阳修还做过大使，出使契丹，契丹破格派四位贵臣陪他，以示对他的敬重。

苏轼：《东坡七集》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上，四川眉山人。

苏轼二十一岁时候，到京中考试，他的文采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中了进士，分别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做官。后来因为写诗，被人以汕谤朝廷告发，给关进监狱。幸亏他的朋友范缜上书救他，宋神宗本来对他印象也好，就死里逃生，在狱四个月零十二天后，被派到湖北黄州，限制居住，不准离开。

宋神宗死后，他重回中央，做翰林学士兼侍读，起草八百道诏令，为宋哲宗讲书，大大走红。后来又被人诬告，又说他写诗汕谤，乃去杭州做官，再回中央，最后下放到广东的惠州和琼州（海南岛）。直到宋徽宗即位，才被调回。六十六岁死在常州（因为他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所以实际只活了六十苏轼是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论诗、词、散文，他都有超人的表现，词在他手里，完成了独立的文体，不再是乐曲歌词的附丽，并且内容解放豪放，自成大家。

苏轼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人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旧派，比王安石差多了，真所谓“汝唯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了。

文天祥：《文山先生集》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三），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并且得了第一名。二十四岁上书请求改革政治，没有结果。因小人贾似道当道，一度免职在家。后来又做官，做到丞相，但那十足是亡国丞相，因为宋朝已经亡国在即了。但文天祥不灰心，他说：“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用医药之理。”所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文天祥一度被俘，逃掉后再来；又被俘，蒙古人千方百计盼他投降，答应他高官厚爵、鼓动他亲朋敦劝，但他执意不肯。他在北京牢里，被关了三年多，以正气为歌，始终不屈。最后蒙古人成全他，在鼓乐声中，把他杀在柴市，年四十六岁（实际是四十六岁）。

文天祥临刑时候，留下衣带赞，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千秋凛然。他死后，他的敌人忽必烈说他是“真男子”！元朝进士许有壬《文丞相传序》说：“收宋三百年养士之功者，公一人耳！”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慷慨赴义于先，从容就死于后，没人比文天祥表现得更伟大了。

宋濂：《宋文宪集》

宋濂（一三一○～一三八一），字景濂，浙江金华人。

宋濂是苦学成功的一位学者。他家里很穷，只好向别人借书来抄，手指头都冻坏了；又跑去求学，拖着破鞋，走到深山大谷，脚趾头都冻坏了。

元朝顺帝请他做翰林院编修，他不肯干，隐居在龙门山，埋头写书。十多年后，明朝太祖聘他做江南儒学提举，并做太子老师，《明史》说：“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此外宋濂又负责修《元史》。最后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浩（替皇上写诏书），六十八岁时候退休。

不料退而不休。明大祖兴大狱，在整肃胡惟庸的事件里，扯进宋濂的长孙宋慎。于是全家被放逐到四川，走到半路，宋濂就病死了。

明朝武宗时候，追谥文宪，所以他的遗著，就叫《宋文宪集》。

宋濂是明朝初年第一大文豪，同时又是制定明朝礼乐制度的人。他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最后兔死狗烹的下场，还是免不掉的。

归有光：《震川文集》

归有光（一五○七～一五七一），字熙甫，是明朝最会作文章的。曾讲学在嘉定的安亭江上，人称震川先生。他是江苏昆山人。

有科举的时代里，归有光一直考运不佳。他中举人时已三十五岁，但再考进士，就怎么也考不上，一直拖拖拉拉二十五年，才当了六十岁的老进士。

中了进士，他去做长兴知县。但他是“用古教化为治”的，审判官司，只训话，不判刑。一“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张廷玉《明史》文苑传）上头说这样怎么成？要他照法律判，他不听，结果被拉下马，改做顺德通判，专管马政。明朝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进士管马的，所以他倒媚倒得拉上马了。

到了六十五岁，他被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提拔，去编《世宗实录》，做了一年，就死了。

归有光是一个漂亮多情的人，他的散文写父子、写夫妇、写朋友、写生离死另别，都很动人。明朝从李梦阳、何景明提倡摹仿秦汉古文后，大家都学得歪七扭人变成了伪古文体，归有光的文章却没这种毛病。

袁宏道：《袁中郎集》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湖北公安人。《明史》说他“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宫。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国近代文坛上有三个“幽灵”虽死犹生，他们的作品常常传诵人口，并且常常被赋予新的意义。他们的名字是－袁宏道、龚定盦和苏曼殊。龚定盦的精神是反抗与奔放，苏曼殊的精神是感伤与超脱，袁宏道的精神则是静观世相、发为清新隽永的幽默文学，直触性灵深处。

袁宏道的伟大与不朽就在这里，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风华绝代的一个。他最有个性，他痛恨“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圣贤之余沫”的腐儒，所以他谦冲又骄做的写道：“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这是何等决绝、何等气派！

袁宏道的哥哥宗道、弟弟中道，都有才气，时称三袁。他们都反对当时摹仿秦汉的伪古文，而提倡清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被称为公安体。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

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他是一个遗腹子，八岁就能作文章，十二岁就组织征书社。十六岁时候，明思宗殉国，明朝完了。十七岁到十九岁，他连年逃难。后来从事选文、卖文、家教维生。三十八岁时候，他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他的排满思想日渐浓厚，以行医和编书做主要工作。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夷夏之防的立论，愈来愈明确，他打着朱熹的旗号，宣传民族思想。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时候，清朝政府征聘天下隐士，他只好剃光头发穿上憎衣，力持不合作主义。再过三年，他就死了。

在他死后四十六年，发生了一场大文字狱。湖南人曾静以叛乱被捕，供词中提到他受了吕留良评选时文的影响，于是清廷追究死人，把吕留良“戮尸肖示”，家属杀的杀、发做奴隶的发做奴隶，他的学生也一样待遇。这一场大文字狱闹了七个省，前后将近四十年，死人无算。当然吕留良的书也被毁被禁，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是风毛麟角了。

刘献廷：《广阳杂记》

刘献廷（一六四八－一六九五），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他上了清初，在乱肚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忐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蚌、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歧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

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亏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突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刘献廷除了博学外，思想明通、气象开廓，也是清朝少见的。他死后，王源写《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既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检查刘献廷的一生，正中如此。

郑燮：《郑板桥集》

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

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营养不足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山东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明朝的生词多是为魏忠贤等坏蛋立的，清朝的生词就不同了）。

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幽默的说：

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他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