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 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 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 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 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 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 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 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己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 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 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搜寻亡佚

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被埋没的古书的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 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注二〕。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出版“丛书”。

“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一二○一），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

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 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 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

现代分类

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 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 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注三〕。这种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 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注四〕。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 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 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解决难读的问题

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得懂古书的问题〔注五〕，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 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说来，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 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

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准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 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 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 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 外的还多着哩。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 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注六〕。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注七〕。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W.Eliot）的《哈佛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精华。由于中国古书大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 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注八〕。每种“加工”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注九〕，精装起来〔注十〕，配上图片〔注十 一〕，贡献给现代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 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

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做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

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 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

做为一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台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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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特色，我举一个例。我收进了顾炎武的《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在这个全集性总名下，我选的是 《日知录》，但我用的《日知录》版本，却是一九三二年张继搜集得到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这是一般《日知录》所没有的。所以这套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内容的。这类特色，是很不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请所有者特别同意我使用，桂 冠图书公司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几种书，就是赖阿胜特别同意的。我要谢谢他。

〔注二〕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绝世稿本《秋审小看》，这是它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注三〕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表扬被压扁的异类思想，特别注重中国古书中的多样性、独创性与个性。因此，作者群中，入狱的、杀头的比例也 颇大，这是一个必要的义举。－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明，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至于纯属个人的一些感情泛滥的集部书，我有意缩小它们的比例。

〔注四〕把难以分类的古书，纳入现代分类，是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一大特色。为了使中国人对中国书有鸟瞰式的了解，所以在总类方面特别加强 （我为加强中国人对图书分类的认识，特别以《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做为分类的总代表，当然在体积上，“长虫吞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为中 国人读书，缺乏方法上的讲究。所以在方法学方面，特别着力。

〔注五〕俞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能读古书的人，他在《古书疑义举例》里，却描写了古书是多么难读。他说：“夫自周秦两汉，至于今远矣，执今人寻行数墨 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譬如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夫自大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自竹简而嫌素、而纸，其为变也屡矣。执今日传刻之 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煎其箦也！嗟夫，此古书疑义所以日滋也欤？”

〔注六〕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尽量以实用的解题、注释、翻译为原则，酌量收入。现代人每以注释为读古书的要件，其实注释不一定全对读者有益。像《论语》、《孟子》，读了朱熹的注释，反会堕入宋儒理学的魔障，这说明了注释不当，反倒有害。

〔注七〕书名《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所谓名著，除了一般的意义外．也包括特定的意义；凡是推定可成为名著的，也酌量选人。这是因为古书中，有的的确被埋没了、被不合理的埋没了。清朝李慈铭说得好：

“网罗散逸，卤拾丛残，几于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而其事遂为天壤间学术之所系，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坠。”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 坠”，所以用的名著标准，比较有弹性。还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阔斧的气魄，去取之间，不受传统的名著的认定方式。例如我选深的书，所以浅的《三字 经》等名著不选；我选原本的书，所以选本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名著不选；我选精审的书（如《呻吟语》），所以粗劣的《菜根谭》等名著不选。有 的书，在去取上，也有割爱的，例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我终于嫌它缺乏独立见解，还是不选了。总之，这些去取之间的苦心与调济，只有全面的、非常的专家 才能识货、才能惊叹。一般对中国古书似知非知的人，难免会有点议论，我是不重视的。至于古书真伪问题，我虽然选入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际恒《庸言 录》中辨伪的文献来提醒大家注意，但对一些可疑的书，能够取其内容而不取其时代，把它们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国人写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选《晏子春 秋》、选《列子》等等，都有反对因噎废食的意思。

〔注八〕古书入选标准，以一九一二年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记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是）；以一人一书为原则（所以只能说是 割爱，不能说是遗漏。此外．也有两人“共家”的书出现。如程颢程颐的《二程全书》；也有以辑佚刊印者挂名的一堆书出现，如叶德辉的《双梅景暗丛书》。所 以，这会《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书也不止二百种）；作者不明确的，从俗标注（当然过分荒谬的，如黄帝作《内经》等，也只好以佚名处理）； 作者有时不明确，也是古书的一大特色。古人没有著作权观念，不但没有，还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射在别人头上，这种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时 以一个人代表一个学派（像管仲之于《管子》）、有时以一个人代表集体创作（像施耐庵之于《水浒传》），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确的；书名尽量采用作者死后 的总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但目录上却用《章氏丛书》等是）；但是生前有总集性质的书名，虽然包罗不全，我也尽量把以后的出版品来个总归 户，归到这个书名下（像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等是）。

〔注九〕因为要在五英尺长的书里收入两百种古书的槽华，所以有的能全书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书这么多，有的自难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论怎么 收，都以“精华”为准。一个人的作品或一部书的内容，如果涉及的项目多元的时候，尽量就多元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做为分类依据，但是虽然分类从严，但是选入 却从宽，因为古书的性质本来就很含混，若从严选人，必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注十〕古书的处理，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线装薄面也好、绸函丝订也罢，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 以考虑。在国际标准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袋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法，自无疑义。

〔注十一〕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中，我配上图片，并且把每张图片加上活泼的说明，很受欢迎。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也同样处理。图片中有的得来 之不易，非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就很难看出来。以配图中徐谓（文长）《青天歌卷》的首尾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苏吴县东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 纸本，纵三一·六公分，长二○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许宝善印”、“竪竪（下为石，不会打）子”收藏章。卷后盖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上”章。 这种十多年前才从坟里挖出来的文献，都被我用到了，这种“绝活”，总该令人绝倒吧？

〔后记〕

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内容，林明德（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传理（远流的两位干将）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见，我要特别谢谢他们（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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