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左传》

《春秋》三传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它是一部编年史，最早因为被指为未得孔于《春秋》的真传，地位不如《公羊传》和《谷梁传》。但在历史价值上，《左传》记录了春秋时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天道、鬼神、灾异、卜筮各方面的情况，倒很能使我们知道古人是什么样子。

晋朝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笔好，“富”是内容好，“巫”却是鬼神祸福之事，所占比例大多。

《左传》在东汉未年，愈来愈走红了，它压倒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变成了重要的史书。但它因涉嫌未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一直被部分人士否定。到了清末，康有为甚至认为它是汉朝刘歆假造的。《左传》的作者，历来传说是左丘明，左丘明是“鲁君子”，又说是孔子的学生。

《左传》的特色是把几个国家平均叙述，而不以一个为中心。虽是编年体，但对事件本末的照应，首尾兼顾，它的可读性，比起“断烂朝报”的《春秋》来，就高得大多了！

公羊高：《公羊传》

古代朝廷的大事，多在春天秋天举行，举行的经过，记下来，就叫《春秋》，所以《春秋》是实录，也是历史。这种《春秋》，只流传下来一部，就是《鲁春秋》。于是《春秋》变成专名，说《春秋》，就是指《鲁春秋》。

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是不对的，《春秋》实际是鲁国史官的作品。这书包括了公元前八世纪到五世纪内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历史虽用鲁国纪元，记的却是各国的事。它的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写史实，一个是写教训。因为原文大简略，所以便有解释原文的书出现，其中《左传》着重在史实方面，《公羊传》和《谷梁传》着重在书法方面。书法就是发挥，‘笔则笔，削则削”的褒贬力量，笔是写出来，削是不写出来，写和不写都有大道理，这种大道理，就是春秋大义。

“公羊”、“谷梁”是家派的名字，后来变为《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

（微言是意义精微的话，大义是堂堂正正的道理）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种发挥，未免失之穿凿附会，但研究中国人的大道理，却很有用。公羊久成绝学，到了清朝，才复活于世。

《公羊传》旧题是公羊高写的，又说是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等写的。

佚名：《春秋事语》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段帛长七十四厘米、宽二十三厘米的文字，上有九十六行的写本，内有十六章，没有书名。专家根据内容，定名为《春秋事语》。另有专家怀疑这书是《汉书》（艺文志）提到的《锋氏微》，也有认为是《公孙固》。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可以证明汉朝初年《公孙固》这部书还很流行，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是汉朝第三个皇帝（文帝）时代的墓，出土的帛书中，对汉高祖刘邦的名字且不避讳，可见这些帛书抄写的年代必然早于汉朝，它们的文献价值，是空前的。

由于《春秋事语》是用来陪葬的，它必然是当时的一部名著。

《春秋事语》中记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没记到的事（如子贡见太宰嚭），有的记载较详（如鲁文公卒事），后面的议论也不相同（如闵子骞的评论），它是一部新《左传》，自无疑义。

佚名：《国语》

《国语》主要是记载春秋时代的国别史，因为以国为别、以记言为主，所以叫“国语”。

关于《国语》和《左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书都是左丘明做的，左丘明给《春秋）做传，成了《左传》，剩下的材料，成了《国语》，所以《国语》也叫《春秋外传》。王充《论衡》说：“《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另一种说法是：《春秋》的传只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根本就没有《左传》这部书，有的只是《国语》。司马迁《史记》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就是指此。西汉未年刘歆为了抵制“公羊”，乃把《国语》割裂，成为《左氏传》和《国语》两部书，《左氏传》就变成《左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此说最力）。

但是，实际的结论似乎是：《国语》和《左传》不是同一个作者。《国语》在内容上，和《左传》不同、重复或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与《春秋》也无关。语法结构上，也有不同之处。说他门语出一人，是不太妥的。

刘向：《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策士、说客提供策略的结集，记录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和西周、东周、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的史事，以国为单位，共收三十三篇，前后包括了两百四十五年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包括的，不止一般所谓战国时代一百八十一年的历史（战国起算方法，照《史记》是公元前四七五，照《资治通鉴》是公元前四○三，有七十多年的误差。从宽来算，战国早期也是春秋晚期）。

《战国策》的作者非一人，作成也非一时一地，汉朝刘向校勘宫中藏书，将皇室保存的各种文书加以订正，命名为《战国策》。后来刘向的本子也残缺了，宋朝曾巩曾加以增补，而成为今日的祖本。

一九七三年冬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上了相当《战国策》的帛书二十六篇，这一发现，给这部书平添了许多身价与兴趣，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帛书中能跟今本《战国策》对得上的，有十一篇，约占二十六篇中的五分之二；它们埋藏在地下两千一百五十年，再重见天日，在发潜寻幽上面，可有极大的帮助（大陆的部分学者怀疑帛书不是《站国策》而是《苏子》，看是不能成立的）。

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前一四五～约前七八），字子长，陕西韩城人。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的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大家。他父亲是汉朝的史官，他继承了这一行业。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汉武帝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说了真话，替李陵开脱，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当时死刑可以用两种方法代替；一种是拿钱来赎，一种是割生殖器。司马迁没有钱，为了完成他父亲和他自己著作《史记》的宏愿，就忍受割生殖器的处罚。三年以后，他被赦出狱，仍旧被汉武帝用做秘书（中书令），隐忍苟活，终于在五十五岁那年，完成了《史记》。

《史记》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现在传下来的，有一点残缺。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他不但随处写出了历史，也随处写出了正义。

古代的史家被：“倡优畜之”，但却不乏直笔；后代的史家不乏被礼遇，但是直笔却在哪儿？－历史变了？还是时代变了，关心世道的人，请叹息而看此书。

班固：《汉书》

班固（三二～九二），字孟坚，陕西咸阳人。从小聪明好学，十六岁进大学。他的父亲班彪是名学者，著《史记后传》，没完就死了。班固继承父志，并私撰《汉书》。五年以后，被人告发，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为他奔走，被放出来，还封了兰台令史的官，负责修国史，续作《汉书》，努力了二十年。后来跟大将军窦宪征匈奴胜利，在燕然山勒石记功，由他撰文记盛。不久窦宪以谋反被杀，班固被牵连，二度下狱，终于以六十之年，死在牢里。

班固死后，《汉书》遗稿经汉和帝叫班固妹妹班昭〔曹大家〕续成，书中八表成于班昭之手、在天文志上，马续也帮了忙。

《汉书》是记刘邦到王莽之间二百三十九年的事。分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表、十志，共有一百篇、八十多万字，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因为它的成就，跟《史记》辉映，所以古书中，常常见到“史汉”、“班、马”、“迁、固”等合称。

在文采上，《汉书）虽不如《史记》，但在详赡上，《汉书》却比《史记》严密。《汉书》的完成，前后经过班家两代三人的努力，总计有三四十年以上。

陈寿：《三国志》

陈寿（二三三～二九七），字承柞，四川南充人。他是《三国志》的作者，《三国志》是二十五史中最简洁的一部。《晋书》中记陈寿：

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

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功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体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一般人读四史，因为后汉在三国之前，总以为范晔的《后汉书》也在陈寿的《三国志》之前，这是错的。事实上，范晔在陈寿死了一百年后才出生，范晔写《后汉书》，其中外夷传还是取材于陈寿的著作。故上接司马迁、班固的第一史学家，自是陈寿。

《三国志》的优点是行文雅洁、斟酌功深。它虽以魏为正统，但仍三国并列，并无尊卑之分，并没像《晋书》那样，另以“载记”降级处理；它的缺点是有了回护之处，这也许是格于现状的苦衷吧！

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一○一九～一○八六），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山西夏县人。

司马光二十岁时候，就中了宋朝的进士，后来一直做官。宋哲宗时做到宰相，可是只做了八个月，就累死了，活了六十八岁。

司马光在思想上比较保守，王安石变法时候，他是带头反对的人，坚决不担任朝廷中重要职位，转任地方官。此后十五年问，他绝口不谈政治，专心著书。

《资治通鉴》是宋神宗定的名字，是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工夫，参考了正史以外三百二十二种历史书，完成的一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编年史。由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助编，内容精审，文字细致，司马光说他“毕生精力，尽萃于此”，可见他精神的一贯。大功告成以后，司马光说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虽然如此，这部两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还是中国的名著。

司马光为人但白真诚，他说他一生没做过不可告人的事。他上朝以前，执着上朝的手版，凝神端坐，必恭必敬，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想到国家大事，怎么可以不恭敬呢？

郑樵：《通志》

郑樵（一一○四～一一六二），字渔仲，福建莆田人。

郑樵十六岁时候，死了父亲。他决定谢绝人事与科举，专心在山中苦读。他对知识界的流弊，是很轻视的，他说：

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过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采。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未，而非为实学也。因此，他所从事的方向，是“实学”的方向。在这种方向里，他订下庞大而周密的写作计划，想继《史记》之后，完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大书，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大书。他以三十年闭户读书的基础，最后写出了两百卷的《通志》。

《通志》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纪传”，就是一般的历史与传记，共一百四十八卷；第二部分是“二十略”，就是分类记述典章、制度、文化等的沿革演变，起自上古，下到唐朝，乓五十二卷。“二十略”是郑樵一生功力所在，其中六书略、七音略、谥略、乐略、校雠略、金石略、昆虫草木略等，尤其是他创造的精华，他的伟大，尽于是矣。

王夫之：《船山遗书》

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士他是明朝的举人，在清兵入关后，自己做了明朝的遗民，决计退隐，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清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清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但他们为时代和知识所限，除掉经籍的考证与训诂一途外，绝少能把历代思想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方面，玉夫之最为博大精深，但却及身而绝，没有传人。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

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

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个神童，三岁时候，就能每天认识几十个字。三十四岁中进士，后来在广西、福建做官，机警而有谋略。晚年主讲安定书院，八十八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