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 《孙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 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 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中，有汉武帝 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 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 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 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 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孙膑（约前 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 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 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 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 《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种笑话，在《尉缭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缭（前 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 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烁，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 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 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了。

俞樾“土法炼钢”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

□大体上说，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 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 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 《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 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 但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 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 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 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年表”一类，纵贯古 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谓不 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 最重要的。我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 《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 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七篇。多半都 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 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 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 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 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 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 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 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 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 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 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 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 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而已。但 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 风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 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 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 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 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 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 九》中记闻一多，也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 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 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觉得 “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 恪、闻一多的觉悟，都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 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 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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