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孟子》

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自私自利，不是民生乐利，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一七六～前一○四），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人。他是唐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严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一作文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在和它扯不上，真正跟它扯上的，是阴阳家和迷信家。这些大家们，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起，就没老实过。到了后汉，张陵（道陵）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练，自称得“太上老君”秘传，行符水禁咒之法，得长生不老之术，著道书二十篇，是为道教定形之始。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张鲁以外，张修、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勋及人物。他们传教的道书：才能详知，但是一部叫《太平经》的，终于慢慢定形了。

这部《太平经》，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原来只有两卷，后来你也加我也加，变成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虽然这部经典，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视，但它的历史意义，极有价值。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思路，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怎样迷信、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读读《太平经》，我们倒真可得“道”呢！

葛洪：《抱朴子》

葛洪（二八四～三六四），字稚川，丹阳句容（江苏江宁）

人。他生于迷信世家，他的祖宗就仙里仙气的，他自己，又认到了一位仙里仙气的老泰山，又从老婆那边传到了不少“玄业”。葛洪为人，又丑又不善言辞，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对信仰很执著、很朴实，大家称他做抱朴之士，他就著书，自号“抱朴子”。

葛洪在石冰之乱时，曾有过一段武功。乱后，他“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后来看到天下太乱，“欲避地南土”；又听说交趾产丹，可供他提炼，就要求去做地方小官。皇帝认为太委屈他了，他说：“非欲为荣，以有丹耳。”

就出发了。

葛洪为人“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喷，析理入微”。他自述写《抱朴子》的原因是：“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葛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他在八十一岁时死去，所谓长生，也不过如此。死时虽然“颜色如生”，但毕竟还是死了。葛洪的死，是中国长生理论家的最大幻灭。

佚名：《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的书里最怪的一部，自古就被看做一部荒诞不经的书，共十八篇，三万多字，传说是夏禹、伯益作的，其实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战国后期定形出来的一部中国各地传说。

《山海经》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向四方扩展成海内、海外、大荒等经。它的内容包括山川、动物、植物、矿物、药物、巫医、神祗、祭把、远方异国等等。叙述的方法很细腻，例如说天下名山，夏禹所经历的有五千三百七十座，走的路有六万四千五十六里，这样煞有介事的细腻方法，是一般古书望尘莫及的。

《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放在刑法家之首，自汉朝到明朝，都被当做地理类的书，一直到了清朝，才被列入小说类，但是从民俗和神话观点上看，它倒有着极大的价值，显然不是什么小说。明朝胡应麟早就说它是“古今语怪之祖”，它显然不是地理书也不是小说书。《山海经》中一大特色是它的巫术意味，例如佩戴一种鹿蜀怪兽的皮毛，可以多生贵子；佩戴一种柬施（反犬旁）怪羊的皮角，可以以恶治恶；吃下一种狌狌怪物的肉，可以健步如飞，都是有趣的例子。这都是民俗和神话的史料。

佚名：《易经》

不论是龟卜或筮卜，卜出来的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事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就累积的结果来援用，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以外，后来冒出了《易传》，《周易》的本文叫“经”，解释“经”的叫“传”。“传”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愈帮愈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易传》有十篇，又叫《十翼》，就是十篇辅翼文章的意思。从汉朝到唐朝，大家对《十翼》都没有异议，认为是孔子作的。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怀疑，现在证明非孔子所作，已是定说了。《十翼》包括：一、录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象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象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支之象，支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是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九、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象〔如乾为马〕，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吕才：《阴阳书》

吕才（约六○○～六六五），博州清平（山东聊城）人。他从小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唐太宗时候，发生了音乐上的疑难，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扯不清楚。唐太宗要大家推荐专家来解决，吕才就被推荐上来。吕才又为唐大宗解决（三局象经）中的疑难，最后升到“太常博士”。

唐大宗认为《阴阳书》流传得“谬伪浅恶”、“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就叫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最后新编成五十三篇，加上旧的四十六篇，一共一百篇，“诏颁天下”。这部一百篇的《阴阳书》，全文失传了，只在《旧唐书）中保存了“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三篇（《新唐书》中也保存了，内容有出入）。仅从这三篇里，我们就可看到无神论者吕才，在反对迷信上面的努力。他大胆否定了卜宅吉凶的迷信、否定了命定的迷信、否定了阴阳葬法选日选时选地的迷信。这种前进与开明，求之古人，真是少见！

吕才的多才，还不止此，他又作过“方域图”、“教飞骑战阵图”、“文思博要”、“姓氏录”、“隋记”；参与“白雪歌词”、“本草”。他真是多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古人中，他有点像阿基米德。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一六二八～一七○六），字天羽，一字恒夫，晚号“寄园主人”，安徽休宁人。他生于明朝崇帧元年，清朝顺治时曾经中过举人。

这是一本笔记，书名五个字中，有三个“寄”字，第一个“寄”字是他住处的名字，第二、三个“寄”字同义，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动名词做目的语用。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所“寄”，譬如日月星辰寄于天、人的五官寄于面，所以他的家叫“寄园”，他的笔记叫《寄园寄所寄》。这部笔记，是他人生如寄的一点成果。

笔记是一种鸡零狗碎的札记式文体，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很特殊，有记史的、有记掌故的、有记神怪的，内容十分复杂，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本书也不例外。全书分为“囊底”、“镜中”、“倚杖”、“捻须”、“灭烛”、“焚尘”、“獭祭”、“豕渡”、“裂眦”、“驱睡”、“泛叶”、“插菊”等十二”寄”，所记有正经的忠、孝、悌、义、正气、廉介，有孔丘所不语的鬼、怪、人妖，有指正“习语”、“称谓”错误的文字，以及官场洋相中使人“乐然复笑，笑之中有箴规焉”的幽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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