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星期四，上午有堂体育课，我在五十公尺的泳池里来回游了几趟。做过激烈运动的关系，心情舒畅了些。食欲也有了。我到定食餐厅吃了一顿分量很够的午餐，正要走去文学院固书馆查点资料时，在路上和小林绿不期而遇。她跟一名戴眼镜的瘦小女孩在一起，见到我就迳自走过来。

“上哪儿去？”她问我。

“图书馆。”我说。

“别去那种地方，跟我一起吃午饭如何？”

“刚刚吃过了。”

“有啥关系？再吃一遍嘛。”

结果，我和阿绿走进附近的咖啡室，她吃咖哩，我喝咖啡。她在白色长袖衬衫上面穿一件织了鱼固案的黄色毛线西装背心，戴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和狄斯尼手表。然后津津有味地吃咖哩，喝了三杯白开水。

“最近几天你不在东京是下是？我打过几次电话给你哦。”阿绿说。

“是否有什么要事？”

“没什么要事。只是打打看而已。”

“嗯哼。”我说。

“你的‘嗯哼’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仅仅是随声附和而已。”我说，“怎样？最近有没有发生火灾？”

“唔，那次相当有趣咧。受害者不多，比较上烟很多，又有现场靶，好玩得很。”阿绿说看。又咕噜咕噜地喝水。然后舒一口气，目下转睛地看我的脸。“喂，渡边，怎么啦？你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而且眼睛没有焦点哦。”

“刚刚旅行回来，有点疲倦罢了。没什么事。”

“你的眼睛好像见过幽灵似的！”

“嗯哼。”我说。

“喂，下午有没有课？

“德文课和宗教学。”

“可以溜掉不上吗？”

“德文课不可能。今天要考试。”

“几点结束？”

“两点。”

“那么，下课后和我出城一起喝酒如何？”

“白天下午两点钟喝酒？”

“偶尔有什么关系嘛。你的睑色呆得好厉害，跟我一起喝酒提提神吧？我也想陪你喝酒振作精神呀。不懂吗？只要直觉够好，即使什么也不知道也能通过大学考试的呀。我的直觉很好哦。从下面三个答案选一个对的之类，我一下子就猜中了。”

“我的直觉下如你的好，所以需要学习有糸统的思考方式，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那些东西会有用处吗？”

“在处理某种事情上会比较容易吧！”我说。

“譬如怎样的情形？”

“譬如形而上的思考，或学习多种语言的时候。”

“那又怎样帮得上忙呢？”

“那就因人而异了。对某些人有用处，对某些人没有用处。不过，那些始终训练而已，有无用处则是次要问题。就如我一开始所说的。”

“嗯哼。”阿绿似乎很佩服似的，牵住我的手继续走下坡路。“你很拿手向人解释哪。”

“是吗？”

“对呀。因我过去向许多人问过英语的假定句有何用处，从未有人那样清楚的向我说明的。甚至英语老师也没有。人家对于我这个问题，不是表示搞不清楚就是生气，或者嘲笑我。谁也不肯好好告诉我。倘若那时有人像你这样好好解释给我听的话，说不定我会对假定句产生与趣哪。”

“哼哼。”我说。

“你有读过《资本论》那本书吗？”阿绿问。

“读过，当然没有全部看完，就跟大部分人一样。”

“你理解吗？”

“有些地方可以理解，有些不理解。若要正确地读懂《资本论》，就需要先学习一套思考系统了。当然整体来说，我想我大致上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对于一名不太接触那方面的书籍的大学新生，你想她会理解《资本论》吗？”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

“我刚进大学时，参加了民谣研究的社团。因为我想唱歌嘛。原来那里全是舞神弄鬼的冒牌货，现在想起来也不寒而栗。我一加入，他们就叫我读马克斯。叫我回去先从第几页读到第几页，还有民谣必须跟社会和激进主义相关之类的演讲。没法子，我只好回家拚命读马克斯。可是我根本读不懂，比假定句更难懂啊。我读了三页就放弃了。然后，在隔过的聚会上，我说我读了，可是一点也不懂。从此他们就当我是傻瓜，说我没有问题触觉，缺乏社会性。开玩笑！只是表示不能理解文章内容罢了，你觉不觉得他们太过分？”

“嗯哼。”我说。

“讨论时就更过分了。每个人摆出很懂的表情，使用艰深语句说话，因为听下懂，我就问了。奋如所谓帝国主义式剥削是什么？跟东印度公司有何关系？”所谓粉碎产学协同联盟，是指大学毕业后不准到公司就职吗？”但是没有人向我解释。而且还生气了。你能相信这些吗？”

“相信。”

“他们说：“你连这些都不懂，算什么？你在想些什么过日子的呀p．”于是就这样完了。可不是吗？我本来就不很聪明嘛。我是平民呀。不过，支撑这个世界的就是平民，被剥削的也不就是平民罗。向平民贾弄听不懂的词句叫什么革命？什么叫改革社会？我也想改善社会呀。若是有人真的被剥削，我也认为必须设法阻止呀。所以更加要问了。对不对？”

“对呀。”

“当时我就想，这些全是伪善冒骗的人。他们适当地卖弄堂皇的言词而自鸣得意。让新来的女生大表钦佩，其赏心里只想着把手塞进女生裙内那回事。等到升上大四了，赶紧把头发剪短，准备毕业后进三菱公司、TBs电视台、IBM电脑或富士银行做事，娶个从未读过马克思的漂亮太太、替孩子接个文雅又讲究的名字。什么叫粉碎产学协同联盟？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啦。其他新生也很过分。大家其实听不懂，却都装看很憧的表情无缘无故地傻笑。事后就对我说，你真傻，即便不懂，只要拚命点头称是就行了嘛。嘿，还有更气人的事，想不想听？”

“想。”

“某日，我们要出席一次半夜的政冶集会，他们叫女生们每个做好二十个宵夜用的饭团带来。开玩笑，那样岂不是彻底的性别歧视？不过，我也不想整天兴风作浪惹事生非，于是什么也不说，乖乖的做好二十个饭团，里头放了酸梅干和包上紫菜。你知道他们事后怎么说吗？小床绿的敬团只有酸悔干，没加别的小菜咧。其他女孩约有鲑鱼、鳕鱼子，附带煎蛋哪。太混蛋了，我气得讲不出话来，高谈革命大业那伙人，居然为吃宵夜的饭团斤斤计较，算什么？有紫菜有梅干还不够上等吗？试想想印度那些饥饿的小孩看看。”

我笑了。“后来那个社团怎样了？”

“六月我就退出啦。因我实在太气了。”阿绿说。“这些大学的家伙几乎都是伪善的人。大家都怕被人知道自己不懂什么而不得不战战兢兢的过日子。于是大家看同样的书，卖弄同样的台词。听约翰科特连的唱片，看帕索连尼的电影，一起受感动。难道这就是革命？”

“怎么说呢？我没实际见过革命，不敢表示意见。”

“如果这就叫做革命的话，我可不要什么革命了。否则我一定因为饭团里只放梅干的理由被枪毙，你也一样，因为充分理解假定句的理由被枪毙。”

“可能的事。”我说。

“我有自知之明哦。我是平民。不管发不发生革命，平民只能在不像样的地方苟且偷生下去。革命是什么？只不过换过一个官府名称罢了。可是那些人根本不懂这些。他们只会卖弄无意义的高言大志。你见过税务局的官员吗？”

“没有””

“我倒见过好几次。冒冒失失地闯进家里来逞威风说：“什么？只有一本帐簿？你家生意做得不错嘛。这是真的经费？收据拿给我看，收据呢？”我们悄悄躲在屋角不敢作声，到了吃饭时间，叫人把上等的寿司送上门来。不过，我父亲从来不曾逃税哦。真的。他是那种旧脑筋的老派生意人嘛。尽避如此，那些税务员还在唠唠叨叼地发牢骚咧。说什么收入是不是太少了。开玩笑：收入少是因为赚不到钱呀。听到他们的话，真恨死了，我想大声斥责他们说，请你们到更有钱的人那里去好了，哎，倘若发生革命，你想税务员的态度会不会改变？”

“颇值得怀疑。”

“所以我不信革命了。我只相信爱情。”

“和平？”我说。

“和平。”阿绿也说。

“对了，我们要往哪里去？”我问。

“医院。家父入院了，今天一整天我都要陪他。今天轮到我。”

“你父亲？”我大吃一惊。“你父亲不是去了乌拉圭么？”

“那是谎话。”阿绿若无其事地说。“他老早就吵着要去乌拉圭，可是怎能去嘛。其实他连东京的郊外都去不了。”

“他的病情怎样？”

“坦白说一句，时间问题而已。”

我们默默无言地迈步往前。

“他的肩和家母一样，所以我很清楚。脑瘤。你相信吗？家母在两年前死去。就是这种病。现在轮到家父了。”

星期日的关系，大学附属医院里闹哄哄的，挤满探病的客人和病情较轻的病人。弥漫看医院特有的味道。消毒药水、探病花束、棉被的气味混为一体，笼罩整个医院，护士踏看喀吱喀吱的鞋音在室内跑来跑去。

阿绿的父亲躺在双人病房靠门的床上。他的睡姿令人想起负了重伤的小动物。运身无力地侧身横卧，插了针管的左腕无力地伸直，身体一动也不动。他是个瘦小的男人，看上去给人一种更瘦更小的印象。头上缠着绷带，苍白的手臂上有许多注射或吊水针孔留下的痕迹。他用半睁开的眼睛呆然望看空间的某一点，当我进去时，他稍微转动一下充血的红眼睛看看我们，看了十杪左右，又把柔弱的视线转回空间的某一点。

看到那样的眼睛，就能理解这人不久于人世了。在他身上几乎看不见生命力，只能找到一个生命的微弱痕迹。就像一间所有家具已被搬走的旧房子，只有等候解体的命运一样。干涸的嘴唇边上长满杂草般的稀疏胡子，令我惊讶，一个如此失去生命活力的男人，居然还有胡子照常生长。

阿绿向另一个躺在靠窗床位的中年胖子说“午安”。对方似乎不能开口似的，仅仅微笑点头示意。他咳了两三声，喝了几口放在枕边的开水，然后蠕动看身体躺卧下来望窗外。窗外可以见到电灯柱和电线，此外什么也没有，天空里连云也看不见。

“爸爸，怎样？好不好？”阿绿对看父亲的耳洞说，就像在试麦克风的说话方式。“今天觉得怎样？”

父亲徐徐蠕动着嘴唇说：“不好。”不是说话，而是把喉咙深处的干燥空气逼出来而已。“头。”他说。

“头痛吗？”阿线问。

“嗯。”父亲说。看样子。他无法说出四个音节以上的句子。

“没法子呀。刚刚做完手术，当然疼了。可怜，再忍耐忍耐吧。”阿绿说。“渡边，我的朋友。”

我说：“您好，”他半开嘴唇，又合起。

“坐这儿吧。”阿绿指一指□脚边的圆形塑胶椅。我依言坐下。阿绿喂父亲喝了一点水瓶里的水，问他想不想吃水果或果冻。她父亲说：“不要。”阿绿又说：“不吃点东西不行呀：”他答说：“吃过了。”

床边有张兼放东西的餐桌，水瓶、茶杯、碟子和小时钟就摆在上面。阿绿从下面放着的纸袋中拿出换洗的睡衣、内衣裤和其他零散的物件出来整理，然后收进门边的壁柜中。纸袋底下装看病人吃的食物。两只西柚、一些果冻和三条黄瓜。

“黄瓜？”阿绿发出惊呷声。“这里会有黄瓜？姐姐到底在想什么呀。我猜不透。我在电话里告诉她要买的是这个那个，可没说要买黄瓜呀。”

“会不会把奇异果听成是黄瓜？”我尝试说。

阿绿啪地弄飨指头。“不错，我的确是托她买奇异果的。可是用脑想一想不就知道了？怎能叫病人啃黄瓜嘛。爸爸，想不想吃黄瓜？”

“不要。”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