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大约是二十年前，我曾在一幢学生宿舍里住过。当时我十八岁，才刚上大学而已。爸妈担心我一来在东京人生地不熟，二来又是头一次离家，所以帮我找了这个宿舍。这儿不但供应三餐，而且设备齐全，两老都觉得，即使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初出茅庐的少年，也应该能够适应才是。当然，钱也是个因素。住宿舍的花费要比一个人过活便宜得多了，因为你只要准备好棉被和台灯，其他的就都不必买了。如果可能，我自然希望一个人租个公寓，过得舒服自在一些，不过，一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金、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何况，只是找个地方栖身而已，并不需要太讲究。

　　这幢宿舍位在东京都内一个视野良好的高台上。占地很广，四周还围着高高的石墙。一进大门，迎面便是一棵高大的榉树耸立在那儿，树龄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底下仰头一看，天空都教绿叶给遮得无间无隙。

　　水泥道是绕着这棵巨树的，之后才成一直线穿过院子。院子的两侧分踞两栋三层楼高的水泥建物，平行并排。这种大型建有许多窗子，看上去总给人一种像是由公寓整修而成的监狱，或是由监狱整修而成的公寓的感觉。不过绝对不会有不洁或阴暗的印象。从敞开的窗子你可以听见收音机的声音。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窗都是乳白色，就算晒了太阳也看不出褪色的痕迹。

　　从水泥道上往前直走，迎面是一栋二层楼建，正是本都。一楼是餐厅和大型公共澡堂，二楼则有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也有贵宾室，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用来做啥的。本部旁边是第三栋宿舍，也是一栋三层楼建。院子很大，绿色的草皮上有台水车溜溜地转来转去，阳光在车子上闪闪发亮。而本部后面，则是一块棒球和足球兼用的场地和六个网球场。设备的确是尽善尽美。

　　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一个基本的疑点。它的经营者是一个以某极右派人士为中心的财团法人，而它的经营方针这自然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扭曲得相当蹊跷。你只要翻翻住宿手册和宿舍条规就能知道个大概了。“教育的基本方针在于为国家培育有用的人才”，这是宿舍的始创本意。许多财界人士表面上是出于赞同才捐出个人财产，但实际上的用意则暧昧模糊，和这社会上的其他团体没有两样。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有人说这只是单纯的避税对策，也有人说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更有人说他们是藉口盖宿舍，目的只是想把这块一等土地以类似诈欺的方式弄到手而已。还有人说，其实都错了，真正的用意要更复杂得多了。他说，经营者是打算以住宿生为班底，组成一个政经界的地下派系。不过，事实上宿舍里确实有个特权集团，专门吸收住宿生中的佼佼者为团员。详细的情形我虽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每个月都要召开好几次的研究会，经营者也参与其中。听说只要加入为团员，将来便不愁没有工作。众说纷云，我实在也无法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通点，即“反正这鬼地方是有些蹊跷的”。

　　尽管如此，从一九六八年春到七Ο年春的两年，我就都在这个“有些蹊跷”的宿舍度过。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在这种“蹊跷”的地方过了整整两年，我也答不上来。如果只是过过单纯的日常生活的话，管他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是伪善也好，伪恶也罢，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每天一早，庄严的升旗典礼便揭开一整天宿舍生活的序幕。当然也播放国歌。

　　就好比说进行曲离不开体育报导一样，国歌自然也离不开升旗典礼。升旗台就安置在院子的正中央，不管从那一栋的宿舍窗口都看得见。

　　主持升旗典礼的是东宿舍（我住的宿舍）的舍监。他长得高头大马，目光锐利，年纪约在六十岁左右。满头怒发混杂着几许白发，晒黑了的脖子上有道长长的伤痕。听说他是陆军中野学校出身，但不知是真是假。在他身边有个仿佛是升旗帮手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这个学生的来历。他理了个小平头，老是穿着学生制服，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住哪个房间。我从不曾在餐厅或澡堂里遇过他，是否真是学生也不知道。不过因为他总是穿着学生制服，想来大概是学生吧。否则实在也猜不出来会是什么人。和“中野学校”先生不同，他长得矮矮胖胖，肤色白皙。就是这么一对宝，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宿舍的院子里升旗。

　　刚搬进宿舍时，好奇起见，我常特地在六点钟起床参观这项爱国仪式。早上六点正，几乎是和收音机的报时分秒不差，这对宝便出现在院子里，“学生制服”不消说，自然是穿着学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学校”则一身运动服打扮，外加一双白色布鞋。“学生制服”提着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学校”则提着一台新力牌的手提录音机。“中野学校”将录音机放在升旗台边之后，“学生制服”便打开木箱。箱子里放着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国旗。这时，“学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将国旗递给“中野学校”，好让他为旗穿绳，然后“学生制服”便按下录音机的电源开关。

　　“我皇治世”（译注：日本国歌名）国旗攀着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时，国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暂且……”时，旗子已经升到顶端了。两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转睛地仰望国旗。如果这时天空晴朗，又吹着风的话，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礼和升旗典礼大致相同。只不过顺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时是让国旗冉冉下降，然后收进木箱子里。晚上不挂国旗。

　　为什么晚上不挂国旗？我不知道。晚上这段时间，国家还不是一样存在着，还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车、计程车的司机、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队、大楼的夜间警卫等。而这些人都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总觉得很不公平。但也许这其实并不挺严重罢！大概也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罢？会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这种人！再说，我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而已，也没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间，原则上是一、二年级学生两个人一间房，三、四年级学生则一人一间。住两个人的房间约六个榻榻米大，呈长方形，房间尽头的墙壁上镶着一面铝门窗，窗前则分别安上两组可以背向读书的书桌椅。在房门口的左手边还放了一张双层的铁床。家具看来都极简单牢固。除了书桌和床，另外还有两个柜子，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一个固定了的架子。再怎么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绝对没法说这是个诗情画意的环境。大部分的房间架子上都摆着电晶体收音机、吹风机、热水瓶、电热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面的锅子和简单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贴了些“平凡出击”里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从哪儿撕来的小电影的海报。也有人开玩笑地贴了两头猪交配的照片，不过这算是极少见的。大部分都是贴裸女或年轻女歌星、女演员的照片。而桌上的书架上则摆了一些教科书、字典、小说等。

　　由于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间都脏得不像话。垃圾筒底黏着些发了霉的橘子皮，被当作菸灰缸来用的空罐子，积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烟来，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来灭火，所以房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馊味。每一种餐具都脏兮兮的，到处更是都黏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地板上也尽是些泡面袋子、空啤酒瓶、盖子什么的。但就是没有人会想到要拿支扫把将这些废物扫进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风，地板上的灰尘便跟着飞扬起来，弄得房里灰蒙蒙的。而且，每个房间都飘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间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构成味道的“分子”几乎是一模一样。没别的，就是汗、体臭、还有垃圾。由于大伙儿把脏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没有人定期去晒晒棉被，棉被又吸进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闻。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没有致命的传染病发生，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和他们比起来，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像太平间一样。地板一尘不染，玻璃窗闪闪发亮，棉被一星期晒一次，铅笔好端端地收到铅笔盒里，连窗都一个月洗一次。我的室友爱干净爱到几近病态。我对其他人说：“这家伙连窗都拆下来冼。”居然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知道窗是必须经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挂上去就挂个大半辈子。“他神经病呀？”他们说道。于是，自此以后，大伙儿都管他叫“纳粹”或“突击队”。

　　我们的房间不贴暴露的照片，贴的是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我本来贴了张裸女，但他却说：“喂！渡边，我……我可不喜欢这玩意儿……”，然后就将它撕下，换上运河的照片。我倒也并不是非贴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没说话了。不过，到我房间来玩的人看了那张运河照片，都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答道：“『突击队』可是一边盯着，一边手淫哟！”我只是开玩笑地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伙儿全爽快地相信了。因为大伙儿实在太爽快了，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相信这是真的了呢！

　　而且，大伙儿对我和“突击队”住在一块儿的事，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我倒不怎么厌恶他。只要我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他倒是不怎么干涉我，我反而乐得清闲。扫地是他，晒棉被是他，倒垃圾还是他。我要是一忙起来就三天不洗澡的，等到发出臭味，他使会忠告我该洗澡了；或是忠告我该去理发、剃鼻毛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只要有一只虫出现，他就拿着杀虫剂绕着房里四处喷。这时，我便只好躲到隔壁房间的那一片混沌之中了。

　　“突击队”在某国立大学里攻读地理。

　　“我呀，正在背地……地图。”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道。

　　“你喜欢地图呀？”我问道。

　　“唔！大学毕业以后，我想进国土地理院去做地……地图。”

　　我深深体会出这世界上的人们果然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希望。不同的人生目标。

　　这还是我到东京之后第一次有所感的事情之一。在现今的社会里，对制作地图有兴趣、有热爱的人少之又少尽管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这的确教人很伤脑筋。

　　但是一个一说出“地图”两个字就开始口吃的人会想进国土地理院，实在有点诡异。“突击队”并不一定是一开口就会口吃的人，可是只要一说到“地图”这个字眼，便百分之百，立刻口吃了起来。

　　“你……你念什么？”他问道。

　　“戏剧。”我回答。

　　“戏剧？意思是演戏？”

　　“不！不是。是读剧本、研究戏剧。像拉席尔啦、伊友奈斯利啦、莎士比亚的。”

　　他表示他只听说过莎士比亚。其实连我自己也几乎可说是没听过。只是作笔记时曾写过罢了。

　　“你就喜欢这些？”他问道。

　　“谈不上特别喜欢。”我说。

　　这个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困惑起来，口吃便愈形严重，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很不应该。

　　“我什么都喜欢，”我解释道：“什么民族学呀、东洋史，我通通喜欢。只是有时会比较喜欢戏剧，如此而已。”不过，这段说明自然说服不了他。

　　“我还是不懂，”他确实是一副不解的表情。“我……我喜欢地……地图，所以才念地……地理，所以才专程到东京来上大学，要家人寄钱给我用。可是你又是不一样的动机……”

　　其实他的动机才是正确的。但我已经懒于解释了。之后，我们便将火柴棒折成两段来决定上下。结果他睡上，我睡下。

　　平日他总是穿着白衬衫、黑长裤，再套上一件蓝色毛衣。小平头、高个子、高颧骨。到学校上课时则穿学生制服。鞋子、书包一律全黑，看上去倒是一副十足的右派学生打扮。所以说，他对政冶是百分之百的没兴趣，尽管大伙儿给他起了个浑名叫“突击队”。他之所以老是穿同一套衣服，也是因为懒得挑衣服穿的关系。他只关心海岸线的变化啦、新铁路隧道完工等等这类的新闻事件。只要一谈起这方面的话题，他就会一面口吃、一面咿咿呀呀地谈上一、两个钟头，直到你想逃跑或打瞌睡为止。

　　而每天早上的“我皇治世”则是他的闹钟，只要一听见，他就起床。这么看来，那堂堂皇皇、煞有介事的升旗典礼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起床之后。他便穿上衣服，然后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一开始刷牙洗脸，总是非大半天不肯出来。教人忍不住要怀疑他会不会是把牙齿一颗颗拔下来洗。好不容易回到房里，“帮！帮！”几声扯平毛巾的皱褶，将它摊放在暖气孔上烘干，跟着又把牙刷和肥皂放回架子上，之后便扭开收音机开始做起收音机体操来。

　　由于我习惯熬夜读书，因此早上总得睡到八点左右。常常，他已经起床嗦嗦地开始忙，或是开始做体操，我还是好梦方酣的时候。可是，这时若是正好碰上体操中跳跃的那一节，我一定会醒过来。你非醒来不可。因为他每跳一次也确实是跳得很高就会震得我的床上下晃动、嘎嘎作响。我隐忍了三天。因为有人劝我说团体生活必须作某种程度的忍耐。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对不起啦！你能不能到屋顶上去做收音机体操呀？”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在这里做会把我吵醒。”

　　“可是已经六点半了啊！”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知道是六点半啊！但是六点半对我来说还是睡觉的时间。没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样！”

　　“不行呀！到屋顶去做的话，三楼的人会说话。这房间下面是仓库，没有人会说。”

　　“那你到院子去做好了！在草坪上做！”

　　“那也不行呀！我……我的收音机不是电晶体的，没有电源就不能用，没有音乐我就不能做体操了呀！”

　　他的收音机确实是古董型的，而我的虽是电晶体的，但却只能接收FM的音乐，这下子可好了。

　　“彼此作一点让步吧！”我说。“你还是做你的体操，但跳跃那一节就省了吧！跳起来真吵死人了！这样可以了吧？”

　　“咦！跳跃？”他仿佛吃了一惊，又追问道：“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嘛！碰碰跳的那种呀！”

　　“没有啊！”

　　我的头开始痛了。心里是已经不想再计较了，但又觉得说出口的事不弄清楚又不行，我便真的哼起NHK电台体操节目的第一首旋律，然后在地板上“碰！碰！”地跳了起来。

　　“你看，就是这个呀！有没有？”

　　“哦！对了！是有呀！我忘……忘了。”

　　“所以说呀！”我坐回床上说道。“就这一节省了好吗？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省了这一节，让我好好睡觉，行吗？”

　　“不行！”他爽快地说道。“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节省掉。十年来，我每天都做，只要一开做，就毫无意识地做到结束。省掉一节的话，我就完全做不起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到底还能说些什么？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把那台可恶的收音机扔到窗外去，但倘若真这么做了，势必会大大地引来一番革命。因为“突击队”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财产”的人。我一时语塞，呆呆地坐在床边。

　　这时，他倒笑嘻嘻地安慰起我来了。

　　“渡……渡边，一块儿起床做体操不就得了？”说罢，便吃他的早餐去了。

　　我把“突击队”和他的收音机体操的事说给直子听，直子咯咯地笑个不停。我原先并没打算拿它当笑话来讲，但结果却连我自己也笑了。她的笑脸即便是一闪即逝可真是久违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下了电车，便沿着铁路旁的长堤走到市谷去。这是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早上的一场倾盆大雨在中午之前就停了，低垂郁结的乌云被南边吹来的风吹得不知去向。鲜绿的樱树迎风摇曳，阳光在上头闪闪发亮。那阳光已是初夏的阳光。擦肩而过的人们已经脱去毛衣、外套，将它披在肩上或抱在怀里。在星期天午后和煦的阳光下，人人看来仿佛都沉浸在幸福之中。长堤的对侧有个网球场，一个年轻男人脱下衬衫，只穿着短裤在挥舞着球拍。两个修女整整齐齐地里着一袭黑色的冬制服，让人觉得夏日的阳光对她们似乎是莫可奈何。不过两人仍旧带着一副满足的表情，边晒太阳边谈天。

　　走了十五分钟，背部渗出汗来了，我便脱下厚棉质衬衫，仅余一件T恤。她则将淡灰色运动服的袖子卷至上臂。运动服看上去似乎已经下水多次了，颜色褪得很好看。我记得很久以前也曾见她穿过，但已记不大清楚了。只觉得仿佛见过。当时，我对直子的印象并不那么深刻。

　　“团体生活好吗？和别人住一起愉快吗？”直子问道。

　　“我不知道。还不到一个月嘛！”我说。“不过也还不坏啦！至少还没有什么事让你无法忍受的。”

　　她在饮水处站定，喝了小小一口水，又从裤袋里掏出白色手帕来抹抹嘴。这才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系了鞋带。

　　“喂！你想我也能过那种生活吗？”

　　“你指团体生活吗？”

　　“嗯！”直子说道。

　　“唔……那得看个人的想法了。说烦人倒也挺烦人的。规定多不说，又有一些傲个半死的蠢家伙，还有人一大早六点半爬起来做体操。不过，一想到这种人哪儿都有，也就不那么在意了。你反正知道自己非得住那儿不可，就能住下去了。就是这么回事。”

　　“说的也是。”她点点头，有一会儿陷入沉思，然后仿佛想窥探些什么似的，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仔细一看，她的双眸竟清澈深邃得令人心惊。我从不曾发现到她有着如此清澈的眸子。说起来，我实在也不曾有过凝视她的机会。这还是头一回两人一块散步，头一回聊了这么多的话。

　　“你要搬到学生宿舍去吗？”我问道。

　　“不！不是的。”直子说。“我只是在想，团体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已。然后……”直子咬着唇，正想着要如何措词，结果似乎并不顺利。她叹口气，跟着垂下眼来。“唉！不知道！算了！”

　　话就聊到这儿为止。直子又继续往东边走，我紧跟在她身后。

　　在这之前，我和直子已有一年不曾碰面了。这一年来，直子瘦得很厉害。曾经是她的特征的那圆圆的双颊已然凹陷，脖子也变得纤细，但尽管如此，却不会予入骨感或不健康的印象。她的瘦看来极其自然、沉着。仿佛是悄然隐身到一个狭小的空间，身子就这么自然地瘦下去的。而且，直子也比从前我所记忆的漂亮了许多。

　　就这些我一直想告诉她，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措词才好，结果什么也没说。

　　我们到这儿来，并没有什么目的。我和她是在中央线的电车上偶然遇上的。她正打算一个人去看场电影，而我则正在往神田书店街的途中。两个人都没有要事在身，直子便邀我一块儿下车，我们于是下了电车。下车之后才知道是四谷车站，如此而已。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非得两个人一块商量不可。直子为什么要我一块儿下车，我是一点也不懂。打从认识开始，我们俩就没什么话说。

　　走出车站，她也不说往哪儿去，只自顾白地划着快步。没奈何，我只得跟在她后头。两人之间保持着一公尺左右的距离。当然，你要想走在她身边也并非不行，但不知怎的，我有点畏缩，所以总是没法和她并肩齐步。在距她一公尺的后方，我边盯着她的背、她的乌黑的长发边走着。她的发上插着一支茶色的发夹，旁边则是一只白白的小耳朵。直子常回过头来和我说话，有些话我能答得出来，有些却不知该答些什么，有些更是听不清楚。但她似乎并不在乎我究竟能不能听得见。她回过头来说完自己想说的话之后，便又继续往前走。唉！算了！反正这天气挺适合散步的，我想就随她去罢！

　　然而，直子愈走愈不像是散步。她在饭田桥往右拐，出水渠边，然后穿过神保町的十字路口，再爬上御茶水的坡道，到达本乡，最后又沿着东京都电的轨道旁走到驹迅。这一段路并不算短。到了驹迅时，正是日落时分。这是个晴朗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仿佛大梦初醒般问道。

　　“驹迅。”我说。“你不知道吗？我们绕了一大圈呢！”

　　“为什么走到这儿来呢？”

　　“那得问你呀！我只是跟来的。”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一家面店，随便叫点东西吃。口干舌燥的，我喝了些啤酒。

　　从点菜到吃完面，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是走得精疲力尽，她则将两手搭在桌上，仿佛又在沉思。电视上的新闻报导说，今天因为是星期假日，风景区到处人山人海。而我们，从四谷走到驹迅。

　　“你身体不错嘛！”吃完面，我说道。

　　“你吓了一跳？”

　　“嗯！”

　　“念初中时，我曾经是马拉松选手，跑过十公里、十五公里的。而且因为我父亲也喜欢爬山，小时候一到星期天就去爬。你知道的，我家后面是一片山嘛！自然而然地脚力就不错了。”

　　“不过倒真看不出来哩！”我说。

　　“是呀！大家都以为我弱不禁风呢！但是人岂可貌相呀？”说罢，她附带地微微一笑。

　　“反倒是我失礼了，累得不像话！”

　　“真抱歉！黏了你一天。”

　　“但我很高兴能和你说说话呀！我们从没有过单单两个人聊天的机会哩！”我说道。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今天都聊了些什么。

　　她开始无意识地拨弄桌上的菸灰缸。

　　“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不会太打扰你我们能不能再碰面？当然，我知道我没有理由作这种要求。”

　　“理由？”我惊道。“没有理由是什么意思？”

　　她倏地红了脸。也许是我吃惊得过头了。

　　“我说不上来啦！”直子急欲辩解。她把运动上衣的袖子卷到臂上，跟着又放下来。灯光将她臂上的汗毛染成一片金黄，煞是好看。“我原本没打算说『理由』两个字的。我原本不是这个意思的。”

　　直子一手靠着桌子，盯着墙上的月历好一会儿。像是期待从那上面找出适当的词汇来解释似的。但她当然没有找到。叹口气，她闭上眼睛，又转去拨弄发夹。

　　“没关系！”我说。“我想我能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就是说不上来。”直子说道。“最近我老是这样哩！每当想要表达些什么，脑里就尽浮现出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字眼来。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正好相反。然后呢，越想把它纠正过来，脑袋里就越是混乱，越是牛头不对马嘴。这么一来，反而忘了自己最初的意思了。仿佛自己的身体分裂成两个，彼此追着跑！正中央有根粗大无比的柱子，就绕着它打转、追逐。最适当的字眼总是被第二个我揣在怀里，第一个我是绝对追不上的。”

　　直子抬起头，凝视着我的眼。

　　“你懂吗？”

　　“我想谁都会有那种感觉吧！”我说。“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无法正确地表达时就开始急了。”

　　听我这么说，直子似乎有些失望。

　　“跟那个不一样！”直子说道。但并没有再作说明。

　　“我们当然可以再碰面呀！”我说。“反正星期天闲着也是闲着，走走路对身体也好哇！”

　　之后，我们搭上山手线，直子在新宿改搭中央线。她在国分寺（译注：东京地名）租了层小小的公寓。

　　“你觉得我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分手时，直子问道。

　　“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不过，我搞不清楚是怎么个不一样法。老实说，从前我们虽然常在一起，却似乎很少说话。”

　　“是啊！”她也赞同。“下个星期六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好哇！当然可以。我会等你！”我说道。

　　我是在高中二年级那年春天认识直子的。那年她也读二年级，读的是一所贵族的教会学校。这学校“贵族”到什么地步？你若是太用功读书，会被人说闲话，说是“不高尚”。我有个感情不错的朋友叫木漉的（与其说感情不错，还不如说是唯一的好友，一如字面所示），直子正是他的女朋友。木漉和她是从呱呱坠地便开始的青梅竹马，两家的距离也不到两百公尺。

　　正如一般青梅竹马的情侣一般，他们俩的关系相当公开，但并不会成天腻在一块儿。两人时常互相到对方家中作客，和对方的家人共进晚餐或打麻将。我也常常充当电灯泡。直子会将她的同学带来，四个人一起到动物园玩，或是去游泳、看电影等。不过，老实说，直子带来的女孩子可爱是可爱，水准显然是在我之上。我始终觉得还是公立高中的女孩子比较适合我，谈起话来比较自在，虽然她们是粗俗了些。我一点也弄不懂直子带来的女孩那可爱的脑袋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我想，或许她们也无法了解我这个人罢！

　　因此，木漉不再要我参加“四人约会”，以后就只有我、木漉、直子三个人一块儿出去玩，或是聊天什么的。说起来是有点畸形，但结果证明这才是最愉快、最完美的安排。一旦有第四个人加入，气氛就立刻变得很僵。我们三个人约会的时候，真像极了电视上的访谈节目，我是客人，木漉是脑筋灵活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理。木漉总是扮演中心人物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木漉确实有种喜欢冷笑的习惯，旁人常会误以为是傲慢，但他其实是个亲切而公正的人。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特别留意，设法对直子和我同等待遇，又是说话又是开玩笑的，不让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觉得受到冷落。要是有任何一方始终保持缄默，他便会转去和他说话，说些和对方有关的话题。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么做太累人了，但事实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木漉有一种能随时意识到气氛变化、并巧妙应付的能力。同时更有种罕见的能力，能从对方无聊至极的谈话中，设法找出几个有趣的话题来。所以，和他聊天时，在不知不觉中你会以为自己很风趣，自己的人生也十分趣味。

　　不过，他绝不是那种社交人物。在学校里，他只和我一个人熟。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像他这么一个脑筋好、口才好的人，不往外头那一片广大的世界发挥他的能力，却自足于我们这小小的三人世界。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我作他的朋友。因为再怎么说，我都是既平凡又不起眼，只喜欢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并没有木漉那种随时驱走冷场、取悦他人的才干。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拍即合，马上成了好朋友。他的父亲是个牙医师，出了名的医术好、收费高。

　　“这个星期天，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约会呀？我的女朋友念女校，她会带可爱的女孩来唷！”一认识，木漉立刻对我说。我也立刻答应。如此这般，我才认识直子。

　　我、木漉、直子，我们的三人约会于是频繁了起来。但只要木漉离开座位，我和直子便立即僵住了。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事实上，我和直子之间并没有共通的话题。没奈何，我们只得默默地喝水，或是开始拨弄桌上的东西，静静地等木漉回来。木漉一回来，又继续聊下去，直子不爱说话，而我又是个比较喜欢当听众的人，两人单独相处时我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并不是合不来什么的，只是无话可说。

　　在木漉的丧礼过后两个礼拜，我曾和直子碰过一次面。我们约好在咖啡店碰头谈点事情，谈完之后就不知该说些什么了。我试着找了几个话题和她聊，但总是说到一半就接不下去了。而且直子在说话时总是多所设防。我老觉得她似乎对我有些不高与，只就不知道原因何在。之后，我便和她分手了，直到再次在中央线的电车中相遇为止的一年当中，我们不曾再见过面。

　　我想，直子之所以对我不高与，会不会是因为最后一个和木漉见面说话的人是我而不是她？这么说也许并不很妥当，但我似乎能理解她的心情。倘若可能，我情愿当时是她而不是我，然而事已至此，再怎么想也是枉然。

　　在五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刚吃完中饭，木漉便邀我翘掉下午的课，一起去玩撞球。我对下午的课也是没啥兴趣，两人于是走出校门，晃呀晃的下了坡路往港口方向走去，然后走进一家撞球俱乐部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赢得相当轻松，木漉便突然认真了起来，赢了其余三局。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付了钱。奇的是，打球时他居然一句玩笑话也不说。结束之后，我们各抽了一支菸。

　　“你今天怎么这么严肃呢？”我问道。

　　“我今天不想输嘛！”木漉满足地笑道。

　　就在当天晚上，木漉死在家中的车库里，他将橡皮管接到N360的排气管上，再用橡胶胶带封死窗口，然后便发动引擎。我不知道究竟花了多久时间他才死去。

　　总之，一直等到他的双亲探过亲戚的病回家，将车库门打开放车子时，才发现他早已气绝。当时车上的收音机还开着，雨刷上夹着一纸加油站的收据。

　　没有遗书，也想不出他的动机。由于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警察便把我调去问话。我对问话的警官说，我完全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他和平日没什么不同。

　　警官对我和木漉似乎都没有好印象。他大概是觉得翘课去玩撞球的高中生会闹自杀，根本不足为奇罢！结果就只在报上登了个小方块，事情便草草结束了。那辆红色的N360也被处理掉了。而木漉在教室里的座位上则放了好一阵子的白花。

　　从木漉死后，到高中毕业为止的这十个月之间，我发现我很难在周遭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我是有个女朋友，也和她上过床，但也维持不了半年。我从来都不曾对她动过情。后来，我选了一所比较容易进去的东京私立大学考，之后就浑浑噩噩地进去念了。临行前，那女孩一直要我打消主意，但我当时只一心想离开神户。到另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已经和你有过关系了，所以你就不理我了是不是？”她哭道。

　　“没的事。”我说。我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而已，但她却不能谅解。于是我们便分手了。在开往东京的新干线上，想起了她的种种好处，觉得自己实在过份，不禁有些后悔，但眼看着木已成舟，我只好下定决心忘了她。

　　到了东京，住进宿舍，开始我的新生活时，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自己该做的。

　　亦即凡事都不能想得太深，凡事和自己之间都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我决定将过去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忘了那铺着绿毡的撞球台，红色的N360、座位上的白花，还有从火葬场那高耸的烟囱冒出来的烟、警察局的审问室里那个厚重的文镇，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忘掉。刚开始的时候进行得还算顺利，但不论如何努力想忘掉，我心中总是还残存着一种朦胧而仿佛空气一般的凝块。随着时光的流逝，那凝块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单纯、清楚的形状。我现在可以用一句话来替代这个形状了，也就是底下这句话。

　　死不是生的对立，而是它的一部分。

　　将它替换成文字就显得俗气多了，但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文字，而是一种空气的凝块。死，它存在于文镇里面，存在于撞球台上面四个并排的红、白色球里。我们一边慢慢地将它吸进肺里，像是吸细小的灰尘一般，一边过活。

　　在那之前，我将死看成是一种和生完全迥异的东西。死，就是“总有一天，死会紧紧的箍住我们。但是反过来说，在死箍住我们之前，我们是不会被死箍住的”。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合乎逻辑的思考方式。生在这头，死在那头。而我是在这头，不是那头。

　　然而自从木漉自杀的那个晚上开始，我无法再把死（还有生）看得那么单纯了。死已不再是生的对立。死早已存在于我的体内，任你一再努力，你还是无法忘掉的。因为在五月的那个夜里箍住木漉的死，也同时箍住了我。

　　我就这样一面感受那空气的凝块，一面度过我十八岁那年的春天。但同时，我也努力不让自己变得深刻。我渐渐能意会到，深刻并不等于接近事实。不过，左思右想，死仍旧是一种深刻的事实。我便在这几乎令人窒息的矛盾中，来回地兜着圈子。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奇妙的日子。在生的正中央，一切事物都以死为中心，不停地旋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