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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神灯和卫生棉


    大家都看过一部童话叫做《天方夜谭》,说它是童话还不够,事实上呢它是成人的童话。《天方夜谭》里面有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得到了一个灯,就是所谓的阿拉丁神灯。

    我把这个神灯的样本,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阿拉丁的神灯。这是这个灯芯的捻子,这是盖子啊,这是阿拉丁的神灯。神灯的特色就是当它一磨擦的时候,就是“轰”的一下子,一个魔鬼出现了。这个魔鬼是个庞然大物,向它下跪说,你是我的主人,你给任何的命令我都会接受,请你给我命令,我会实现你的任何要求。换句话说啊,这个阿拉丁神灯啊,一磨擦就是有求必应啊,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个故事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到了现代,有了一个新的版本。什么版本呢?有一个人到天方去旅行(天方夜谭,天方是什么地方?天方就是现代的伊朗),它到古董店里也去买,忽然呢买到了这么一个神灯。他本来当成古董一样,跟我这个情况一样,结果他一磨,它“轰”一声,一个魔鬼突然出现了,庞然大物向他下跪。这个魔鬼说这个也是神灯的一种,不过你只能向我提出三个要求,三个要求以后,就没有第四个了——不是有求必应,而是三个要求以后就不再应了。他就非常高兴:我买了古董怎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然后呢他就跟魔鬼说,跟他的仆人说,跟他的奴隶说,跟他的庞然大物说:“我希望我住在皇宫里。”然后“轰”的一声,他睁开眼睛一看,果然就住在皇宫里。第一个愿望满足了,然后他又跟魔鬼说:“第二个愿望,我希望有很多的钱,很多的金银财宝。”然后“轰”的一声,果然他在金山银海里面,果然到处都是金银财宝。最后一个愿望,他要许愿了,他想了一下:我又住在皇宫里,我又有了钱,我希望怎么样呢?“我希望整天整夜,都躺在女人的大腿中间。”然后“轰”的一声,他自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一条卫生棉,变成一块月经棉,整天可以在女人的大腿中间。

    这个笑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现代版的人的要求,跟古代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现代版的要求是我整天睡在女人大腿里面,结果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变成)一条卫生棉。可是大家想想看,古代的卫生棉跟现代的卫生棉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是草纸乱卷出来的;现代的卫生棉是经过消毒的,各种科技所创造出来的卫生棉,怎么样吸水,怎么样戴着舒服。在广告里面,大家看到,很多广告,好比说卖汽车、卖飞机、卖音响,可是你注意,那个卖月经棉的广告很少告诉你他卖什么东西。一个女孩子告诉你,她说了一句话:我有了它,我就忘了它的存在。忘了它的存在就是表示说它带在你身上,不会让你有任何的不舒服,你觉得非常舒服。因为非常舒服,所以它是最好的卫生棉。最好的月经棉,就是你忘了它的存在。

    我李敖在台湾这个岛上面曾经被人家忘了我的存在,被人家当成月经棉来处理。有多久的时间呢?前后有十四年。十四年长的时间,“李敖”两个字没有出现在台湾的书上面,没有出现在台湾的广播上面,没有出现在台湾的电视上面,也没有任何人在公开的场合,提到“李敖”两个字。为什么呢?变成了禁忌。为什么禁忌呢?因为我住在牛棚里面,我被国民党伪政府打压,我在牢里面。抓以前和放出来前后呢,还是非常的不自由,不自由到没有人敢提到我的名字。所以,我最长的时间是十四年被封锁,比“文革”的十年还要加四年。封锁到什么程度呢?封锁到可笑的程度。

    大家看看国民党伪政府机关里面出的刊物,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这是上(册),这是下(册),这个书呢是由所谓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上下两册九百页,收了七百零三个作家。在七百零三个作家里面,各路的作家都有,可是没有李敖。这个统计告诉各位,我在台湾什么样的处境——连作家都不是。台湾有七百零三个作家,可是讲排名,你是排名在七百零三个以外!可见我多么没有名气啊,并且可以证明台湾这个鬼岛上面,有多少个作家比我有名。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待遇?原因就是要封锁你,不但把你关起来,“李敖”两个字不可以出现,我们要忘了你的存在,因为你使我们太舒服了,因为你是卫生棉或是月经棉,或者反过来说,你使我们太不舒服了,我们不愿意提你。我是在这样情况底下,走出来的。

    有趣的是,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台湾这样的嚣张,今天你在广播里面,在电视里面还这样嚣张,请问: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你会是这样子吗?你敢这样子吗?会允许你这样子吗?我的答复是: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你怎么知道那个结果?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样?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鲁迅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捧,过去也被中国共产党捧的,这是上海的这个鲁迅的像。最有趣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我在前两年收到一本书,就是《鲁迅和我七十年》这本书。谁写的呢?就是周海婴,鲁迅的儿子写的,他出了台湾版以后,送了一本给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讯息透露出来了,就是说: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就是聊天的时候,问毛泽东:鲁迅活到今天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毛泽东想了一下,结论出来了,毛泽东说他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识大体不讲话。毛泽东说鲁迅他或者是坐牢,或者他不吭气,鲁迅是这种待遇。

    我再念两段话给大家听。一个是郭沫若说鲁迅的,郭沫若说鲁迅在新政权之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之下,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是郭沫若说的。另外,胡乔木也说,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毛泽东说得最坦白,就是鲁迅活到今天,难免要坐牢,难免要被斗争,或者识大体,你不要讲话。我李敖的处境跟鲁迅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就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人,是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

    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蒋廷黻,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后来跟国民党政府合作,做了台湾的驻美国“大使”,那时候还是有“邦交”的时候,做过台湾的驻联合国“大使”。他跟胡适是好朋友。有一次讲到胡适在台湾,他说:胡先生啊,越老讲话越温和、越周到、越客气,有的时候啊他讲的一段话,我们都搞不清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为什么胡适在台湾讲话这么客气?因为他遭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他适合讲那么严重的话吗?像1928年、1929年胡适写文章公开骂国民党,公开攻击孙中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胡适跟在台湾的胡适是不是不一样了呢?现在我们问起来,胡适鲁迅他们——如果胡适在大陆,或者鲁迅在台湾——是不是还是不一样呢?

    照着蒋廷黻的说法,他们那一代是知识分子影响政治,对知识分子尊敬的最后一代,这一代过去以后,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在“文革”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了,真正的权力跑到军人手里,跑到政党的手里,跑到商人的手里,跑到企业家的手里,跑到有钱的人手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所以,胡适、鲁迅那一代还是被重视的最后一代,可是现在我们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你们已经出局了。

    我想,我是最后能够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一个人,就是虽然我在台湾遭遇到打击,两次坐牢(坐的等于是牛棚一样),并且被封杀了十四年之久,可是我自己并没有丧志,怨天尤人,我自己继续在干下去,个体户继续在干下去。我曾经讲过:那个纪录——我曾经被查禁的书有九十六本,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写过这么多的禁书,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么样王八蛋,查禁了他九十六本书,直到查禁我书的这个权威这个政府挎掉了,我活下来了。当然,你会说因为我运气很好。可是,我必须说,当我被打压的时候,我自己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从来不放弃。换句话说,我自己并没有屈服。所以,那时候我被封锁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登了我的照片。美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3日登了我这个事情。这在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里面是很少见的,它把你一个有色人种照片登出来,用专栏的方法登出来,登出来我的日记怎么样被偷运出来,怎么样跟国民党对着干。所以,我始终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不屈服,只要我们准备付出代价,我们会得到很多相对的收获,当然也是很凄惨的代价。那个收获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一般人不这样想。一般人会怨天尤人,觉得我不应该被打压,抱怨对我迫害。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抱怨,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努力去改造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可以造出来。

    很多人失败了,像胡适他晚年以后失败了。他到台湾来了以后,有一次给人家题字,写了这么一个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用柳永词句述游子怀念祖国的情绪,这是胡适1952年12月7日在台湾写的。有人会问:有没有写错,游子怀念祖国?没有错啊。为什么呢?怀念祖国一定在海外吗?你在国内一样称你的国家为祖国。你还有没有证据呢?你看,这就是证据,大家看:“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毛泽东”。看到没有,毛泽东也写这个词,所以,用“祖国”没有用错。可是,胡适呢常常给别人写诗,这样就写到杜甫羌村诗,他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在国家乱的时候,我飘流到海外去了,飘流到中国的边远地区去了,我希望我能够生还,可是偶然会满足我的愿望,偶然也不会满足,有时候看得很清楚。

    胡适死在台湾,他最后的声音没有能够传达到祖国去。我运气很好,虽然我没有胡适那一代的人做为一个知识分子那样地被尊重,可是在军人压力之下,在政党的压力之下,在媒体的压力之下,我没有被打倒,我还是活到现在,有机会我还是要说我的话。

    这时候,我们看到了鲁迅、胡适他们遭遇的问题。胡适晚年有一次见到我,他跟我谈了一个故事,他说:李敖,你有没有看过《鲁迅书简》这部书?我说:这部书我偷着看过。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里面一封信,就是鲁迅写给胡风的一封信?那封信里说,不管我怎么样工作,背后还是有一个皮鞭子在打我。胡适说:晓得那个皮鞭子是谁吗?那就是共产党左翼的这些主持文艺工作的周杨。周杨他们逼着鲁迅,然后呢等于用皮鞭子打他,所以,鲁迅给胡风的信里面,才有这么一段话。今天,从鲁迅的儿子嘴巴里边证实了:毛泽东说,鲁迅如果活到现在,不是坐牢就是闭嘴。

    当年套住鲁迅整他,逼着鲁迅向“左”转,最后变成了一个战士的人就是周杨。可是,周杨本身做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副部长以后,在“文革”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他变成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戴着牌子,这就是周杨。我们觉得很有趣,当年周杨是那样的逼鲁迅,结果下场呢?他是这样一个下场。

    我们并不是说有趣,就觉得幸灾乐祸的程度,而是告诉大家:我们可能有这个下场,这是一种,没有错;可是,另外一种下场,就是我李敖这种下场,就是不管我遭遇了多少打击,不管遭遇了多少封杀,不管是四年还是十四年,只要我有机会,我仍旧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我会做我要做的事情。

    当然,有人会说:你讲话是不是太作情了?你是不是不爱台湾?你还主张用飞弹来打台湾的高压线电塔,你是不是有了毛病?我告诉你:这才证明了我多么爱我的同胞。你不喜欢飞弹打电塔吗?你喜欢飞弹去打人吗?打倒一个电塔好呢,还是打死一千个人好?所以我这样做,我这个意见正好是保护海峡两岸的同胞,不要发生流血的事件,而能解决问题。很多人心眼儿太小了,觉得我在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陆)怎么样打台湾。不是。我是告诉大家,如果台湾不肯就范,最后不得不兵戎相见的时候,最好是打它的电塔,而不是要它的人命。这样子仁慈,这样子慈悲,这样的避免流血,难道不代表我的好心肠吗?那些笨蛋真的不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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