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暴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仑诗集》中的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

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

“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

“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

“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别捣蛋，老头子，我去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自己有私房钱。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要是雅馨还在，晚上她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替他接风了。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吴柱国吃得酒酣耳热，对雅馨说：“雅馨，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帜了，吴柱国一出国便是二十年。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许多政府官员、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闲人，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却被人群摒在外面，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

“钦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来，蹭着迎过去，吴柱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

“我刚才还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关的矮柜里摸索了一阵，才拿出一双草拖鞋来，给吴柱国换上，有一只却破得张开了口。

“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吴柱国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他的头发淋得湿透，眼镜上都是水珠。他脱下大衣，抖了两下，交给余教授，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他坐下来时，忙掏出手帕，把头上脸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

“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看你这几天那么忙，我也就不趁热闹了。”

“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吴柱国摇着头笑道，“这几天，天天有人请吃酒席，十几道十几道的菜——”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犯了呢。”余教授在吴柱国对面坐下来，笑道。

“可不是？我已经吃不消了！今晚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邵子奇告诉我，他也有好几年没见到你了。你们两人——”吴柱国望着余教授，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秃的头，轻轻吁了一口气，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个忙人。我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我又不会讲虚套，何况对他呢？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你是记得的：我们当年参加‘励志社’，头一条誓言是什么？”

吴柱国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还是邵子奇带头宣读的呢！当然，当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过了——”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吴柱国捧起那盅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一面擦着，一面觑起眼睛，若有所思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回来，‘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结局很悲惨。”

“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登得并不清楚。”

“很悲惨的——”余教授又喃喃的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学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余教授摊开双手，干笑了一声。“贾宜生，就这么完了。”

“真是的——”吴柱国含糊应道。

“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唏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尝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的笑了一下，“就拿这几个人来说：邵子奇、贾宜生、陆冲、你、我，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

吴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吁着烟，若有所思的沉默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歪过身去对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钦磊，我在国外大学开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撵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们那么胡闹，我实在看不惯。有一天下午，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处放瓦斯，简直不像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怎么听得进去？他们坐在教室里，眼睛都瞅着窗外。我便放下了书，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他们顿时动容起来，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说：‘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吴柱国和余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了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仑。’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的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钉，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

吴柱国也讪讪的笑了起来。“我倒是跟他们提起：贾宜生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陈雄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贾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余教授坐下来，喟然叹道。“不知他那本《中国思想史》写完了没有？”吴柱国关怀的问道。“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写到宋明理学，而且——”余教授皱起眉头说，“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现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哦？”吴柱国惊异道，“他竟是这样的——”余教授和吴柱国相对坐着，渐渐默然起来。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国——”过了半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的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钦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噢，柱国——”

“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可是，钦磊——”吴柱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他干笑了一声，“你想想看，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所以这些年在外国，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的热闹，引起我的话题来——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我可以毫不汗颜的对我的外国学生说：‘李唐王朝，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文化最灿烂的大帝国。’——就是这样，我在外国喊了几十年，有时也不禁好笑，觉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发宫女，拼命在向外国人吹嘘天宝遗事了——”

“可是柱国，你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余教授几乎抗议的截断吴柱国的话。

“我写了好几本书：《唐代宰相的职权》、《唐末藩镇制度》，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唐明皇的梨园子弟》，一共几十万字——都是空话啊——”吴柱国摇着手喊道，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声，“那些书堆在图书馆里，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国学生，才会去翻翻罢了。”

“柱国，你的茶凉了，我给你去换一杯来。”余教授立起身来，吴柱国一把执住他的手，抬起头望着他说道：

“钦磊，我对你讲老实话：我写那些书，完全是为了应付美国大学，不出版著作，他们便要解聘，不能升级，所以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

“我给你去弄杯热茶来。”余教授喃喃的重复道，他看见吴柱国那张文雅的脸上，微微起着痉挛。他蹭到客厅一角的案边，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伤得不轻呢。”吴柱国接过热茶去，关注着余教授说道。

“那次给撞伤，总也没好过，还没残废，已是万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彻底治疗过没有？”

“别提了，”余教授摆手道，“我在台大医院住了五个月。他们又给我开刀，又给我电疗，东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瘫掉了。我太太也不顾我反对，不知哪里弄了一个打针灸的郎中来，戳了几下，居然能下地走动了！”余教授说着，很无可奈何的摊开手笑了起来，“我看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特别古怪些，有时候，洋法子未必奏效，还得弄帖土药秘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针，乱戳一下，作兴还戳中了机关——”说着，吴柱国也跟着摇摇头，很无奈的笑了起来，跟着他伸过手去，轻轻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条僵痛的右腿，说道：“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台湾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他又轻轻的拍了余教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