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刘季柯夫就消失了，等他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了新的身分。

这一段时间里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记得，他早在去年秋天就被派做地下工作。当时刘季柯夫把这件事瞒过了妻子，并且对自己的预见非常得意，因为被占领的威胁果然推迟了。

但是刘季柯夫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一直记在心上。而且普罗庆柯这个深谋远虑的人，也使他经常保持这样的精神准备状态：

“谁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得像少先队那样：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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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联少先队的口号。

在去年秋天指定的人选里面，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索柯洛娃，一个家庭妇女，一个非党员，全城有名的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也坚持不懈地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克拉斯诺顿所有的居民对市苏维埃代表刘季柯夫是太熟悉了，在地下工作的情况下，他在行动方面和同人们的联系方面可能受到限制。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便应当做他的耳目、手脚，——她被指派做他的联络员。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从她同意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起，就听从刘季柯夫的劝告，完全退出了社会活动。在她的女友中间，这种行动先是引起了怀疑，继而引起了非难：为什么在祖国这样困难的时候，一个一向非常活跃的妇女竟然退出了社会工作？可是归根到底，谁也没有任命她、推荐她做这种工作。她高兴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她是自愿来干的。人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人家当然也可以突然决定要去专心管自己的家务。也许，是战时生活的困难促使她这样做？渐渐地大家也就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忘记了。

她买了一头牛，——碰巧有一家人要疏散到东方去，把牛仨钱不值俩钱地卖给了她，——开始到人们家里去卖牛奶。刘季柯夫一家并不需要这么多牛奶，他们一家只有三口人：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十二岁的女儿腊雅和他本人。但是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有三个孩子，她的老母亲也跟着她过，所以女房东也开始喝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牛奶。左右邻居都看惯了：每天早晨，天刚刚亮，就有一个长着善良的俄罗斯式面孔、穿得很朴素、头上照农村式样包着白头巾的妇人，不慌不忙地走到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房子前面，把细长的手指伸进板缝，拨开门闩，自己打开栅栏门，然后轻轻地敲着台阶旁边的窗子。开门的总是起身最早的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母亲。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亲切地向她问好，走进屋子，过一会又提着空奶桶出来。

刘季柯夫一家在这所房子里已经住了多年。刘季柯夫的妻子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跟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很要好。腊雅和女房东的大女儿李莎同年，又是同班同学。女房东的丈夫是后备役的炮兵尉官，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便上了前线。他的职业是细木工，比刘季柯夫小十五六岁。他自认是刘季柯夫的学生，对他就像学生对待老师那样。

远在去年秋天，刘季柯夫就打听清楚，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因为人口太多，丈夫又不在，假如德国人来了，她是下不了决心抛下家业离开的。所以那时候刘季柯夫就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把家属送往东方，自己仍旧留在原来的房子里。

他的女房东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是我们人民里面不可胜数的那种单纯、诚实、纯洁的妇人。刘季柯夫知道，她什么都不会问他，她即使知道，也会故意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样她的良心会觉得平静些、舒服些：她既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她也就不能有什么要求。但是她会保持沉默，会掩护他，甚至受刑也不会出卖他，这是由于她对这个人十分信任，由于她同情他的事业，或者，只是出于妇女的富于同情的好心肠。

而且她的房子对刘季柯夫也很方便。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房子是紧靠以前这里的矿工楚利林的孤零零的小房子建造起来的第一批木头房子，——这一区至今还叫“楚利林诺”。她的小房子背后有一个山沟远远通到草原，也叫“楚利林”。整个这一区还被认为是偏僻的区域，它也确实如此。

七月里那个可怕的时刻来临了，刘季柯夫终于不得不向妻子说明情况，叶芙多基雅·费奥多托芙娜哭了起来，对他说道：“你年纪大了，又有病……你到区委会找他们谈一谈吧，他们会让你走的……我们到库兹巴斯去。”她突然这样说，眼睛里露出了他所熟悉的神色。每当她回忆起青春时代，回忆起善良的人，或是什么快意的事，就会露出这样的神色。战时有许多顿涅茨矿工带着家属疏散到库兹巴斯去，其中也有刘季柯夫的友人和他妻子从小就要好的女友。“我们到库兹巴斯去吧！”听她的口气，似乎他们现在到了库兹巴斯，也可以过着他们年轻时代在这儿故乡所过的那种美好生活。

可怜的女人，——她仿佛不了解自己的费里普·彼得罗维奇似的！

“别再对我提这件事。事情已经决定了。”他说，一面严厉地望着她的祈求的眼睛，显然，他对她的请求和眼泪都不能容忍。“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你们只会妨碍我。看着你们，我的心都碎了……”他吻了吻妻子，紧紧地搂着自己独生的爱女，久久舍不得放开。

像许多家庭一样，他们家也走得太晚，还不到顿涅茨河就回来了。但是刘季柯夫却不让妻子和女儿跟他住在一起；他把她们安顿在离城较远的一个庄子里。

在前线形势变得有利于德军的三个星期中，州党委和克拉斯诺顿区委会都在积极进行工作，给地下组织和游击队补充人员。在刘季柯夫下面也派来了一大批克拉斯诺顿区和其他各区的领导干部。

在刘季柯夫和普罗庆柯分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天，他像平时一样回到家里，——这是他从工厂下班回家的钟点。孩子们在街上玩，老太太怕热，躲在百叶窗紧闭的昏暗的房间里。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坐在厨房里，晒黑的、青筋突露的手交叠着。她的还不显老的、可爱的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连刘季柯夫进来都没有能使她立刻觉察。她对他望了好一会而没有看出他来。

“我在你们这里住了这些年，还是第一次看见您这样坐着，不干活。”刘季柯夫说，“您是在发愁吧？别发愁。”

她一言不发地抬起一只青筋突露的手，但是又把它放在另一只上面。

刘季柯夫在女房东面前站了一会，然后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走进上房。过了一会他出来了，已经脱了帽子，解了领结，穿着便鞋，但是翻领白衬衫外面仍旧穿着那件新的黑上装。他一边走一边用一把绿色的大梳子梳着他的浓密的花白头发。

“我有件事要问您，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他仍旧用那把梳子迅速地把两撇粗硬的短口髭往两边梳，说道，“从我被接受入党的那一天起——那是在一九二四年，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我就订阅我们的《真理报》。每一份我都保留着。我在工作上非常需要它：我要做报告，要领导政治小组……我房间里的那个箱子，您也许以为那里面是破烂吧？那是我的报纸。”刘季柯夫说，接着微笑了一下。他不常笑，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微笑顿时就改变了他的面貌，使他脸上带有一种不常有的温柔的表情。“我现在怎么处理这些报纸呢？我攒了十七年。烧掉很可惜……”他带着询问的神气望望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

有一会工夫他们俩都不作声。

“把这些报纸往哪儿藏呢？”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好像是在自己问自己。“可以埋起来。夜里可以在菜园里刨一个坑，干脆就连箱子一起埋下去。”她说，并不望着刘季柯夫。

“如果要用呢？可能再用的，”刘季柯夫说。

果然不出他所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并没有问他，德国人来了他要苏维埃报纸做什么用，连她脸上的那种事不关己的表情都没有改变掉。她又沉默了一会，然后问道：

“费里普·彼得罗维奇，您在我们这里住了这么久，对一切都非常熟悉，可是我要问您：要是您到我们房子里来，特意来找点什么东西，您会不会发觉我们厨房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刘季柯夫非常仔细认真地环视了一下厨房：这是外省小房子里的整洁的小厨房。作为一个手艺人，刘季柯夫只注意到：漆过的地板不是用长板条，而是用结实的短而宽的木板钉成的，木板排列在两根横档中间，两头钉牢。造这所房子的人是一个好当家人。为了牢固耐久做了这样结实的地板，使它不至于被俄罗斯式的炉子压得塌下去，同时在这种容易弄脏、需要经常擦洗的地方，也使它能经久不烂。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刘季柯夫说。

“这儿厨房下面有一个老地窖……”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从凳子上抬起身来，弯下腰，摸了摸一块地板上的一个很难察觉的黑点。“这里是环。下面还有一个小梯子……”

“可以看看吗？”刘季柯夫问。

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挂上门钩，从炉子底下取出一把斧头。但是刘季柯夫怕在地板上留下痕迹，不愿意用斧头。他们拿了工具——刘季柯夫拿着厨刀，她拿着普通的餐刀——细心地把方盖缝隙里的变硬的垃圾剔除干净。最后他们好容易才把钉在一起的三块沉重的短木板掀了起来。

有一个四级的小梯子通到地窖。刘季柯夫走了下去，划了一根火柴：地窖里很干燥。现在甚至难以预料，这个奇妙的小地窖将来对他会有多大的用处！

刘季柯夫沿着梯级走上来，小心地盖上了盖子。

“您可别生我的气，我还有个问题要问您。”他说。“当然我以后会安排妥当，使德国人不会来碰我。可是在德国人刚来的头几天，我怕他们一发火会杀了我。所以为了防备万一，我想躲到这里。”他用指头指指地板。

“要是有兵士到我这里来过夜呢？”

“他们不会到您这里来的：这里是楚利林诺……我又不是什么要人，我就在那边坐一会……您别惊慌不安。”刘季柯夫虽然这么说，自己倒被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脸上的满不在乎的表情弄得有点不安起来。

“我没有感到不安，我的问题不大……”

“要是德国人问，有个刘季柯夫在哪里，您就说：住是住在这里，他到乡下买吃的东西去了，一定会回来的……至于躲藏，李莎和彼季卡会帮我的忙。白天我会叫他们放哨。”刘季柯夫说了又笑了一笑。

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用眼角瞟了他一下，突然像年轻人那样摇了摇头，笑起来。外表这么严厉的刘季柯夫倒是一个天生的教师，他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喜欢他们，并且知道怎样让他们喜欢他。孩子们总是跟着他。他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他是一个多面手，差不多样样东西——从玩具到家用的东西——都能够当着他们的面做出来，而且几乎是空手做出来的。在民间，这样的人叫做“巧手”。

他对房东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样疼爱，只要他动动指头，这所房子里的孩子们都会高高兴兴地执行他的任何派遣。

“你最好领他们做自己的儿女，费里普伯伯，他们跟你在一起惯了，——他们对你比对亲老子还听话！”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的丈夫从前常这样说。“你们以后就给费里普伯伯做孩子好吗？”他生气地望着孩子们，问道。

“不好！”他们齐声叫着，但是却团团围住费里普伯伯，紧挨着他。

在各种不同的活动领域里，可以碰到各种不同性格的党的领导干部，可是他们都有一种特别显著的、引人注目的特点。善于教育人的党的干部恐怕是他们中间最普遍的一种。这里所说的党的干部不仅是，甚至不完全是主要做党的教育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人，而恰巧是指不论在经济、军事、行政或文化部门工作的那种善于教育人的党的干部。刘季柯夫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善于教育人的党的干部。

他不仅仅喜欢教育人，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对于他，这是自然的要求和必需；教导人和教育人，传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他的第二天性。

不错，这固然使他的许多发言带有仿佛是教训的性质，但是刘季柯夫的教训并不是纠缠不清的、唠叨得令人讨厌的教训，这是他的劳动和思考的果实，并且也正是这样被人们接受的。

刘季柯夫的特点，总的说来也像这一类型的领导干部的特点一样，是言行一致。善于把他所说的一切化为行动，善于把各种不同的人团结在某一工作的周围并用这件工作的意义去鼓舞他们；这正是使刘季柯夫成为完全新型的教育者的主要特点。他所以是一个优秀的教育者，正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组织家，是生活的主人。

他的教训不会使人听了无动于衷，更不会引起人家的反感，它们打动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灵，因为青年的思想愈被范例的力量所激励，就愈会发出强烈的光辉。

有时他只要说一个字或者甚至看一眼就够了。他天生不喜欢多说话，甚至非常沉默寡言。初看他似乎动作缓慢，——有人甚至觉得他是懒洋洋的，——其实他却总是处在一种镇静的、理智的、组织得有条不紊的活动状态中。他把生产工作以外的全部空闲时间非常恰当地分配在社会活动、体力劳动、阅读和娱乐上，从来没有顾此失彼。

刘季柯夫待人接物心平气和，从不发火。他在谈话中善于沉默，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是人们非常罕有的品质。因此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交谈者、一个热心人；好多人甚至把他们同亲人都永远不敢谈起的公事和私事讲给他听。

虽然如此，刘季柯夫却绝对不是所谓好好先生，更不是软心肠的人。他为人正直、严厉，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无情。

有人尊敬他，有人喜欢他，可是也有人怕他。说得更确切些，所有同他交往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朋友，对他都有这些感觉，不过因为各人性格不同，所以在一部分人心中占优势的是这一种，在另一部分人心中是另一种，在第三部分人心中又是第三种。如果把这些人按年龄来分，那么可以说，成年人对他又是尊敬，又是喜欢，但又是畏惧，青年是喜欢他和尊敬他，而孩子们就只是喜欢他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刘季柯夫说“李莎和彼季卡会帮我的忙”的时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会笑起来。

在德国人刚来的头几天，刘季柯夫躲起来的时候，孩子们的确是轮流在街上放哨，守卫着他。

他运气很好。德国兵谁也没有到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家里来住。因为在城里，甚至在附近都可以找到比较大、比较好的房子。德国人害怕房后的山沟：他们怕游击队。不错，德国人有时也要过来看看房子，顺手拿走一些没有藏好的东西。刘季柯夫每次都是躲在厨房的地板下面。但是谁也没有来打听他。

谦逊、温顺的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头上照农村妇女的式样扎着一条干净的白头巾，每天早晨还照常到这里来，把牛奶倒在两个瓦罐里，然后提着奶桶去刘季柯夫那里。她待在他那里的时候，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和她的母亲总留在厨房里。孩子们还在睡觉。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从刘季柯夫那里出来，再到厨房里跟她们闲聊一会。

这样过了一星期，也许还要长些。有一天，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在把马路新闻告诉刘季柯夫之前，低声说道：

“他们要叫您去上工呢，费里普·彼得罗维奇……”

他突然完全变了样子：镇静冷漠的表情、缓慢的动作、有时几乎是纹丝不动，——刘季柯夫在自己隐蔽期间的全副伪装，霎时间都从他身上消失了。

他像猛狮那样有力地一步跨到门口，朝隔壁房间里张望了一下。那边像平时一样，一个人也没有。

“叫所有的人都去吗？”他问。

“是叫所有的人……”

“尼柯拉·彼得罗维奇呢？”

“他……”

“他去过吗？……”刘季柯夫探究地望着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眼睛，问道。

他无需向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说明巴腊柯夫去什么地方，——这一切她都知道，事先她和刘季柯夫早已商量好了。

“去过。”她的声音仅仅能让人听见。

刘季柯夫并没有忙乱，也没有提高嗓门，——他没有这样。但是他整个胖大而沉重的身子、胖得朝下坠的脸、他的眼睛和他的嗓音，似乎都充满了精力，仿佛他身体里面一个卷得很紧的螺旋弹簧放开了。

他把两个结实的、不会弯曲的、同时又很准确的手艺人的手指伸进上装的口袋，取出一张很小的、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纸条，交给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

“明天早上要……要多一些！”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很快地把纸条藏在怀里。

“您在餐室里稍微等一等。我马上让女主人们来看您……”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提着奶桶走进隔壁的房间，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和她的母亲跟着也走了进去。她们站着交换街头新闻。过了一会，刘季柯夫在厨房里喊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她又到了他那里。

他手里拿着一卷报纸。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看见这是一大卷一折为四的《真理报》，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放在奶桶里，”刘季柯夫说，“让他们也贴在那边最显眼的地方。”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的心都跳了起来。尽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她最初一刹那仍然觉得，刘季柯夫是接到了新的《真理报》。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忍不住了，所以在把这卷报纸塞进奶桶之前，先望了望日期。

“旧的。”她说，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不旧。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刘季柯夫说。

她迅速地翻了几份。大部分都是历年的节日号，刊登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像。她明白刘季柯夫的意图了。她把报纸卷紧，塞到奶桶里。

“免得我一会儿忘记，先跟您说一下，”刘季柯夫说，“让奥斯塔普楚克也出来工作。明天就去……”

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默默地点点头。她不知道奥斯塔普楚克就是马特维·舒尔迦，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她只知道需要把刘季柯夫的命令传到的那所房子：她也给那边送牛奶。

“谢谢您。没有别的了……”刘季柯夫伸出大手跟她握了一下，就回到房间里。

他重重地坐在椅子上，手指叉开，手撑着膝盖，坐了一会。他望了望表：现在是七点过一点。他用缓慢镇静的动作脱掉穿旧了的衬衫，取出一件洁白的新衬衫，打了领结，把两鬓和前面特别灰白的头发梳了一梳，穿上上装，走到厨房里。波里娜·盖奥尔吉耶芙娜走后，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和她母亲又在那里忙碌了。

“啊，彼拉盖雅·伊里尼奇娜，要是有，请给我一点疯牛的牛奶①和面包。我要去上班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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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伏特加酒。

过了十来分钟，他穿得整齐、干净，戴着黑便帽，仍旧沿着平时走的路线，毫不回避任何人，在城里的街道上朝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的中央工厂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