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阿纳托里·波波夫、邬丽亚·葛洛莫娃、维克多·彼得罗夫和他父亲疏散不成回到克拉斯诺顿的那一天起，阿纳托里就不住在家里，而是躲在波高烈莱庄的彼得罗夫家里。德国人的行政机构还没有深入到村里，彼得罗夫一家在那里行动还很自由。

德国人离开后，阿纳托里才回到五一村。

妮娜转告他和邬丽亚，要他们——最好是城里不大有人认识的邬丽亚——马上跟奥列格建立联系，拟出一批可靠的、愿意跟德国人斗争的五一村男女青年的名单。妮娜暗示说，奥列格不仅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她还传达了他的几点劝告：跟每一个人个别谈话，不要说出其他人的姓名，当然，也不要说出奥列格，不过要让对方明白，他们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行动。

后来妮娜走了。阿纳托里和邬丽亚就走到把他们两家的园子隔开的小峡谷的斜坡上，在一棵苹果树下坐下。

暮色降临到草原上和花园里。

波波夫家的园子被德国人糟蹋得相当厉害，特别是樱桃树，好多结了樱桃的树枝都被折断，但是园子外表上还是那么整洁、舒适，像他们父子俩一同管理的时候一样。

阿纳托里的一位热爱本行的自然科学老师，在阿纳托里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的时候赠给他一本关于昆虫的书：《梨树上的害虫》。书已经很旧，缺了头几页，因此无从知道它的作者。

在波波夫家的花园门前，耸立着一棵很老很老的梨树，比那本书还要老，阿纳托里对这棵树和这本书都非常喜爱。

苹果树是波波夫一家的骄傲，秋天苹果快熟的时候，为了防止顽童们来偷苹果，阿纳托里总是搭个铺睡在花园里。要是碰到下雨不得不睡在屋里，他就安装一套信号装置：用细绳拴住苹果枝，细绳的那头接在从花园里拉进窗口的绳子上。只要碰到一棵苹果树，就会有一串空罐头哗喇喇地掉到阿纳托里的床头，他就会光穿一条裤衩冲到园里去。

现在他和邬丽亚坐在这个花园里，态度严肃，聚精会神，充分感觉到自从和妮娜谈话之后他们已经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邬丽亚，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地谈过心，”阿纳托里说，由于靠近她而有些局促不安，“但是我早就尊重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坦白地谈一谈，把自己心里的话都谈出来……我想，如果认识到正是你和我才能担负起把五一村的男女青年组织起来的工作，这并不是夸大我们的作用，或是骄傲自大。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决定我们自己准备怎样生活……比方说，职业介绍所正在进行登记。我个人是不准备去职业介绍所。我不愿意也不准备替德国人做事。我对你起誓，我决不离开这条路！”他用沉着有力的声音说，“如果必要，我可以隐蔽起来，躲起来，我可以转入地下，但是我死也不会离开这条路！”

“托里亚，你还记得在我们的箱子里乱翻东西的那个德国上等兵的手吗？那双手是那么脏，尽是老茧，抓住东西就不肯放，现在我好像一直看见这双手就在眼前，”邬丽亚轻轻地说，“就在我回来的头一天，我又看到这样的手，它们在我们的床上和箱子里乱翻，它们把母亲的、我的和姐姐的衣服剪成他们的三角围巾，它们甚至在没有洗过的脏衣服里翻找也不嫌脏，而且它们还想挖到我们的灵魂里来……托里亚！我有好几夜坐在我们家的小厨房里睡不着觉，——你知道我们家的厨房跟正房完全是隔开的，——我坐在漆黑的厨房里，听着德国人在屋子里大喊大嚷，逼着我的生病的母亲侍候他们。我这样坐了不止一夜，我在检查我自己。我一直在想：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我有没有权利走上这条路？后来我想通了，我没有别的路。是的，我只能走这条路，不然我就根本无法生活。我拿我的母亲起誓，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决不离开这条路！”邬丽亚的乌黑的眼睛望着阿纳托里，说。

邬丽亚和阿纳托里都深深激动。好一会工夫他们谁也没有作声。

“我们来计划一下，先跟谁谈，”阿纳托里抑制住激动，嗄声说，“我们从姑娘们开始，好吗？”

“当然要有玛雅·毕格里万诺娃和莎霞·庞达烈娃。当然还有李丽亚·伊凡尼兴娜。跟着李丽亚的还有安东妮娜。我想还有安格林娜·萨莫欣娜、妮娜·盖拉西莫娃。”邬丽亚一个一个地举出名字。

“那么我们的那个积极分子呢？啊，她叫什么来的，——

就是那个少先队辅导员。”

“是维丽柯娃吗？”邬丽亚脸上露出了冷冷的神气。“你知道，我有话要告诉你。在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往往会对这件事或那件事发表激烈的意见。但是每人心里一定要有一样神圣的东西，对这种神圣的东西，就像对自己的母亲一样，是不能嘲笑的，不能无礼地带着讥笑来议论的。可是维丽柯娃这种人……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反正是不信任她……”

“那就放一放吧，我们将来再仔细考察考察。”阿纳托里说。

“那还不如要妮娜·米纳耶娃呢。”邬丽亚说。

“那个浅色头发的胆小的姑娘吗？”

“你不要这样想，她不是胆小，她是怕羞，其实她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

“那么亚历山德拉·杜勃罗维娜呢？”

“她的事，我们去问问玛雅。”邬丽雅笑了。

“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提你最要好的朋友瓦丽雅·费拉托娃呢？”阿纳托里忽然惊奇地问。

邬丽亚半晌没有作声，阿纳托里也看不出她脸上反映出什么样的感情。

“是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还是那样爱她，谁也没有像我那样了解她的心地是多么善良，但是她不能走上这条路，她太软弱，我怕她只能做牺牲品。”邬丽亚说，她的嘴唇和鼻翼似乎微抖了一下。“那么小伙子里面有哪些人呢？”她问，似乎想转移话题。

“小伙子里面，当然有维克多，我已经跟他谈过。你既然提出莎霞·庞达烈娃，当然你是提得对的，那么就该有她的哥哥瓦西里。当然还有叶夫盖尼·谢毕辽夫和符拉箕米尔·腊高静……此外，我想，还有鲍利斯·葛拉万，你知道他吗？就是从比萨拉比亚疏散过来的那个摩尔达维亚小伙子……”

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挑选着他们的男女同伴。已经残缺、却还很大的月亮悬在树后，发出红光，园中浓密而分明的树影纵横交错，整个大自然充溢着令人不安的神秘气氛。

“住在我们两家的德国人都走了，这是多么幸福啊！我看见他们就来气，特别是现在。”邬丽亚说。

邬丽亚自从回来以后，就单独住在跟一排边屋相连的那个巴掌大的小厨房里。现在她点亮灶上的油灯，眼睛望着前面，在床上坐了一会。她单独面对着自己和自己的一生，像一个人在精神上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那样，极端坦白地正视自己的灵魂。

她在床前蹲下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手提箱，再从箱底的内衣下面摸出一本破旧不堪的漆皮簿面练习本。她从上次离家以来，就不曾摸过它。

第一页上字迹模糊的铅笔字，好像是全部内容的题词，它本身就说明了为什么邬丽亚要有这样一个本子以及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决定他今后精神命运的时期，那时他的精神发展发生转变。据说，这个转变要到少年时代才会到来。这不对：对许多人说来，它在美妙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波米亚洛夫斯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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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神学校随笔》。

看到她在几乎还是儿童时代就记下了这样符合她目前精神状态的东西，她怀着惆怅、愉快、而又惊奇的心情随便挑选着读下去：

在战役中，必须善于利用每一分钟并且具有当机立断的能力。

有什么东西能够对抗人的坚强意志呢？意志包含着整个灵魂，包含着种种愿望——就是说，要恨、要爱、要怜悯、要高兴、要生活，总之，意志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要创造或是破坏某种东西的自由的憧憬，是能从无中创造奇迹的创造力！……

（莱蒙托夫）

我惭愧得恨不得钻到地里去。惭愧啊，惭愧，——不，还不止是惭愧，——嘲笑别人穿得不好是可耻的！我甚至记不起，我是什么时候养成这个习惯的。可是今天对妮娜·米的这件事——不，我甚至不能写……不管我想起什么，都要使我脸红，使我全身发烧。我甚至跟李兹卡·乌接近起来，因为我们常常一块嘲笑穿得不好的人，可是她的父母……这一点不必写，总之她这个人太坏。可是今天，我这样傲慢地，正是傲慢地把妮娜嘲笑了一顿，甚至把她的上衣从裙子里拉出来，可是妮娜说……不，我不能重复她的话。但是凭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坏的思想。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可是结果却完全相反。我简直没有想到，有很多人还过着穷困的生活，特别是妮娜·米，她总是被人欺侮的……我发誓，妮诺奇卡，我以后永远不再这样，永远不再这样了！

接下去显然是第二天加上去的铅笔字：“那么你去请她宽恕，是的，是的，是的！……”

翻过两页，上面写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①（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个米·尼毕竟是可笑的！当然，我不讳言，我（有时）喜欢跟他一起玩。而且他跳舞跳得很好。但是他太喜欢强调自己的军衔和夸耀自己的勋章，而这一点正是我根本不在乎的。昨天他提起我早已料到但是又极不愿意听的话……我把他嘲笑了一顿，一点也不可怜他。至于他说他要自杀，那是撒谎，是他的卑鄙作风。他胖得要命，他应该上前线去，背着枪行军。我决不同意，决不，决不！……

我们谦逊的指挥官中最勇敢的指挥官，我们勇敢的指挥官中最谦逊的指挥官——我所记得的柯托夫斯基②同志就是这样的。

愿他的英名和光荣永垂不朽！（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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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句。

②柯托夫斯基（1881—1925），苏联国内战争英雄，红骑兵的优秀指挥员之一。

邬丽亚一直低头翻阅她学生时代的练习本，后来她听见边门轻轻地响了一下，什么人的小脚轻盈地跑过小院来到厨房门口。

没有敲门，门就打开了，瓦丽雅两眼发直地跑到邬丽亚跟前。她跪倒在泥地上，把脸埋在邬丽亚的膝头上。

她们半晌没有开口，邬丽亚感到瓦丽雅的胸部在起伏不停，心在怦怦地跳。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瓦丽雅？”邬丽亚轻声问道。

瓦丽雅仰起脸来，湿润的嘴半张着。

“邬丽亚！”她说。“他们要把我赶到德国去。”

瓦丽雅虽然深深厌恶德国人和他们在城里的所作所为，可是看见德国人却怕得要命。从他们进城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在担心，生怕随时会有什么祸事临到她或是她母亲的头上。

要大家到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命令公布之后，瓦丽雅一直没有照这个命令去做，因此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走上对抗德国政权的道路的罪犯，终日等待他们来逮捕她。

这天早上，她去市场的时候碰到几个已经去登记过的五一村人：他们正去上工，去修建一个小矿井，五一村地区有不少这样的小矿井。

那时瓦丽雅羞于向邬丽亚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偷偷地瞒着她去登记。

职业介绍所设在山岗上一座白色平房里，离区执委会不远。有几十个年轻人和中年人，主要是妇人和姑娘，排队站在门口。瓦丽雅老远就在队列中认出了五一村学校的同班同学维丽柯娃。瓦丽雅根据她矮小的身材、好像是贴上去的光滑的头发和两条向前翘着的又短又尖的小辫，认出是她，就走到她跟前，想排在前面一些。

在战争的岁月里，人们得花不少的时间排队——排队领面包、排队领食品、排队领食品券，甚至在被动员参加后方劳动的时候也要排队。那时候，每个人都竭力想排在前面些，如果有人利用熟人关系或是利用职位不排队，大家就会争吵不休。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队列。这是排队去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谁也不抢先到那里去。维丽柯娃用她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凶狠的眼睛对瓦丽雅默默地望了一眼，就让她站在自己前面。

队列移动得相当快，——两个两个地进去。瓦丽雅把手帕包着的公民证捏在出汗的手里，按在胸口，和维丽柯娃一同走进去。

在办理登记的房间里，正对门放了一张长桌，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肥胖的德国上等兵和一个脸色非常娇嫩红润、下巴长得特别的俄罗斯妇女。瓦丽雅和维丽柯娃都认得她：她在克拉斯诺顿的好几个学校里——也包括五一村学校——教德语。说来也奇怪，她的姓也是聂姆庆诺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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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聂姆庆诺娃的字根是从“德国女人”（俄语音译“聂姆卡”）来的。

姑娘们向她问了好。

“啊……我的学生！”聂姆庆诺娃说，她垂下深色的长睫毛，不自然地笑了笑。

房间里的打字机嗒嗒地响着。左右两边的门口都排着不长的队。

聂姆庆诺娃询问了瓦丽雅的年龄、父母的姓名和住址，把它们记录在一张长长的表格上。同时她又把所有这些材料翻译给德国上等兵听，于是他再把这一切用德文记录在另一张表格上。在聂姆庆诺娃问她的时候，右面的房间里有人出来，又有人进去。突然瓦丽雅看见一个眼泪汪汪的年轻妇女，头发蓬乱，脸憋得通红。她急急地穿过房间，一只手扣着上衣的钮扣。

这时聂姆庆诺娃又向瓦丽雅问了什么。

“您说什么？”瓦丽雅目送着那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妇女，问道。

“你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毛病吗？”聂姆庆诺娃问。

“不，我很健康。”瓦丽雅说。

维丽柯娃忽然在后面拉拉她的衣服，等瓦丽雅回过头去，维丽柯娃的那双彼此靠得很近的眼睛却冷冷地望着她的身旁了。

“去见所长！”聂姆庆诺娃说。

瓦丽雅机械地转到右面的队列，又回过头来望望维丽柯娃。维丽柯娃正在机械地回答那些同样的问题。

所长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从门后传来简短的、不很响亮的德语吆喝声。在询问维丽柯娃的时候，从所长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慌慌张张，脸色苍白，也是边走边扣着制服的钮扣。

这时瓦丽雅听到矮小的维丽柯娃用她那刺耳的声音说道：“您自己知道，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①，我有肺病——呐，您听见吗？”维丽柯娃说了之后，就像表演似的对着聂姆庆诺娃和大胖子德国兵呼吸起来，上等兵朝椅背上一靠，眼睛像公鸡眼似的睁得滚圆，惊奇地望着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胸部果然呼哧呼哧地响起来。“我需要家里人照顾，”她丝毫不以为耻地望望聂姆庆诺娃，又望望上等兵，接下去说，“但是如果城里有工作，我就会很高兴，非常高兴！不过我恳求您，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给我一个脑力方面、文化方面的工作。我会很高兴在新秩序下面工作，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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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丽迦·康斯坦丁诺芙娜是聂姆庆诺娃的名字和父名。

“我的天哪，她怎么讲得出这种话？”瓦丽雅怀着剧跳的心走进所长办公室的时候这样想道。

她面前站着一个穿军服的、脑满肠肥的德国人。他的油光水滑的灰红色头发从当中分开。他上身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下面却穿着黄皮短裤和棕色袜子，裸露的膝盖上的汗毛像羊毛一样。他草草地、冷漠地打量了瓦丽雅一眼，就叫道：

“把衣服脱掉！把衣服脱掉！”

瓦丽雅孤立无援地朝四下望了一望。房间里只有一个德国文书坐在桌子后面，他旁边放着一叠叠旧的公民证。

“把衣服脱掉，听见吗？”那个德国文书说的是乌克兰语。

“怎么？……”瓦丽雅满脸都涨得通红。

“怎么！怎么！”文书模仿着她的声调说，“把衣服脱下来！”

“快些！①快些！”裸露着毛茸茸的膝盖的军官吆喝着。突然，他把手伸到瓦丽雅面前，用那洗得干干净净的、也是长着红毛的、骨节粗大的手指扳开瓦丽雅的牙齿，朝嘴巴里望了一望，就动手来解她的衣服。

瓦丽雅由于恐惧和受辱哭了起来，她急忙动手脱衣服，可是内衣越急越脱不下来。

军官来帮她脱。她脱得只剩鞋子。德国人草草地把她打量了一下，嫌恶地摸摸她的肩膀、大腿、膝盖，接着，转过脸去对着文书，仿佛他是在给兵士检查体格似的，简短地说道：

“合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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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原文为德语。

“公民证！”文书并不望着瓦丽雅，伸出手来，叫道。

瓦丽雅用衣服遮着身子，啜泣着把公民证递给他。

“住址！”

瓦丽雅说了。

“把衣服穿起来。”文书把她的公民证朝一堆公民证里一扔，阴沉地低声说，“什么时候去集合站，会通知你。”

瓦丽雅到了街上才清醒过来。烈日当空，照着房屋、满是尘土的大路和被晒枯的草地。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周围的一切都被晒坏了，晒干了。热空气摇曳着。

瓦丽雅站在大路当中没到脚踝的厚厚的尘土里。她忽然呻吟了一声，就倒在尘埃里。她的衣服像气泡似的鼓了起来，又瘪下去。她把脸埋在手掌里。

维丽柯娃使她清醒过来。她们从耸立着区执委会大厦的山岗上走下去，经过民警局，穿过“八家宅”，回到五一村去。

瓦丽雅觉得身上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出大汗。

“你这个傻瓜，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说，“你这真叫活该！……你要知道，这是德国人啊，”维丽柯娃怀着敬意，甚至是谄媚地说，“应该知道怎么去迎合他们！”

瓦丽雅和她并排走着，并没有听见她的话。

“唉，你啊，真是个傻瓜！”维丽柯娃愤愤地说，“我不是给你递了个暗号吗？应该让他们明白，你愿意在这里帮助他们，他们很赏识这一点。还应该说：身体不好……那边委员会里的医生是市立医院的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她给每个人都会批一个‘免’或是‘不完全合格’，那边的德国人只是个医士，屁也不懂。傻瓜，真是个傻瓜！他们已经把我派在以前的牲畜采购办事处工作，还发给口粮……”

邬丽亚的第一个动作是对瓦丽雅表示怜惜。她搂住瓦丽雅的头，开始默默地吻她的头发和眼睛。后来脑子里就产生了搭救瓦丽雅的计划。

“你应该逃走，”邬丽亚说，“是的，是的，逃走！”

“可是往哪儿逃呢，我的天哪！往哪儿逃呢？”瓦丽雅一筹莫展，同时又急躁地说，“我现在什么证件都没有了！”

“我的好瓦丽雅，亲爱的，”邬丽亚温柔地低声说，“我懂得，周围都是德国人，不过这究竟是我们的国家，它大得很，周围的人也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办法总会有的！

我来帮助你，青年们和姑娘们也都会帮助你。”

“那么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说，邬丽亚！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瓦丽雅哭了起来。

“你这个人真是，你别哭呀！”邬丽亚气愤地说。“要是你被赶到德国去，你以为她心里会舒服些吗？难道她就受得了吗？”

“邬丽亚……我的好邬丽亚……你为什么还要折磨我？”

“你说的话叫人听了真反感，这……这简直可耻、可恶……我瞧不起你！”邬丽亚硬起心肠说，“是的，是的，我瞧不起你这种窝囊劲儿，瞧不起你的眼泪……周围不知有多少苦难，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壮健、有力、优秀的人在前线、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在刑讯室里牺牲。你想想，他们的妻子、母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但是她们照样在工作、斗争！可是你年纪轻轻的，所有的道路都随你走，又有人愿意帮助你，你反而哭哭啼啼，还要别人可怜你。我是不会来可怜你的，是的，是的，不可怜你！”邬丽亚说。

她猛然站起身来，走到门口，背着双手抵着门站着，乌黑的眼睛里含着愤怒望着前面。瓦丽雅把脸埋在邬丽亚的床上，默默地跪着。

“瓦丽雅！我亲爱的瓦丽雅！……你回忆一下，过去我们是怎样相处的吧。我的宝贝！”邬丽亚突然说，“我的宝贝！”

瓦丽雅嚎啕大哭起来。

“你回忆一下吧，我有没有劝你干过什么坏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是为了几只李子，还有一次游泳的时候你嚷着游不到岸上，我说我要亲手把你淹死？亲爱的瓦丽雅！我求求你……”

“不，不，你已经抛弃了我！是的，你上次动身的时候，你心里就丢弃了我，从此我们中间就没有什么友谊了。你以为我没有感到这一点吗？”瓦丽雅痛哭着，非常激动地说，“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在世界上完全是孤零零的……”

邬丽亚没有回答她。

瓦丽雅站起身来，并不望着邬丽亚，用手帕擦了擦脸。

“瓦丽雅，我是最后一次对你说，”邬丽亚冷冷地轻声说道，“要么就是你听我的话，我们马上去唤醒阿纳托里，他会把你送到波高烈莱，到维克多家里去，要么就是……你别让我伤心。”

“永别了，亲爱的邬丽亚！……永别了……”瓦丽雅忍住眼泪，从小厨房里跑到浴着月光的院子里。

邬丽亚几乎忍不住要跟在后面去追赶她，不断亲吻她那整个不幸的、泪痕纵横的脸庞。

她吹熄油灯，打开小窗，和衣在床上躺下。她毫无睡意。她倾听着草原上和村里传来的夜晚的隐隐约约的声响。她老是觉得，她在这里躺着，可是德国人已经到了瓦丽雅家里，要把她带走，临别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来对可怜的瓦丽雅说几句安慰她、鼓励她的话了。

突然，她觉得似乎听到软软的泥地上有脚步声，菜园里的叶子也簌簌地响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来的似乎不止一个人。应该钩上门，关上窗，但是沙沙的脚步声已经到了窗下，窗口现出了一个白发上戴着乌兹别克小帽的头。

“邬丽亚，你睡了吗？”阿纳托里轻声问道。

邬丽亚已经到了窗前。

“出事了，”阿纳托里说，“维克多的父亲被抓走了。”

邬丽亚看见了维克多的脸，他走近窗前，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睛蒙着一层阴影，苍白的脸上露出刚毅的神情。

“什么时候抓走的？”

“今天晚上。来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党卫队员，穿着黑衣服，人胖胖的，镶金牙，浑身臭气，”维克多恨恨地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兵士和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俄罗斯人……他们打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林场办事处，那边停着一辆卡车，装满了被捕的人，他们把所有被捕的人都送到这儿来了……我跟在卡车后面整整跑了二十公里……要是你前天不走，说不定他们也会把你抓去。”维克多对阿纳托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