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多鹤被带进来,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男人缩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让多鹤坐在刚刚搁过男人赤脚的地方。多鹤刚坐下,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 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放在多鹤嘴里。这根体温计让多鹤安全起来。她到张家这些年,每次发烧,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小环或张俭的(过去是张站长 或二孩妈的)手掌在她额头上按一按,体温就测出来了。自从离开代浪村,她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闭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那 气味就是她对于铃木医生的记忆。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翻开多鹤的眼皮,仔细地看,手指也像铃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她的体温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这时走上来,说是要抽血。她一边在多鹤胳膊上擦酒精、系胶皮管、扎针头,一边用她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告诉多鹤,正在流行的血吸虫病很厉害,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鹤对他们的话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她问护士什么叫血吸虫。

护士看着她,好像没听懂。

她想她的话有那么难懂吗?她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她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反问她是哪里人。

多鹤不讲话了。

护 士抽了血,拿了一个硬皮夹子,上面铺着一张表格。她说这是病历,必须填写。要填的项目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婚姻状况……多鹤拿起笔,又放下。不知为 什么,她哭起来。填什么也不准确。代浪村的家是多鹤唯一记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从那一刻起,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弟 弟、妹妹身边之后,她怎么填写“家庭成员”?从张俭把她丢弃在江边礁石上,从她的乳房因为没人吮吸而胀成两只铁球,从她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她两臂 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读、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她身边看她哭,过一会儿,她蹲下来,想从她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她的眼睛。再过一会儿,男医生来了,问她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唧,听她哭。

她哭得气也喘不上来,几次噎住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和护士以为她哭完了,刚开口问她“家住哪里,有证件吗”?她一口气捌过来,疏通开,又接着哭下去。哭得她浑身筋骨疏开又抽紧,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在她泪水淹没的视野里,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她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靠在椅子腿上。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她什么,她不在乎,在乎她也听不懂。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冒出许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环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她谈话:家里出了什么事?家里还有人吗?碰到坏人了?她的样子让他们怀疑她遭受了人身袭击。她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们理解她——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她打了一针,等他们拔出针头,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经一层虚光,再一眨眼,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 醒来已是早晨。两个乳房把她胀醒了。她看看周围,发现她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而在一间病房里。窗外在下雨,病房还有三张空床,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享受单 间的特权。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她的花连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元钱,她不知五块钱到底 是多大一笔财产,但那是她眼下仅有的财产。

五块钱竟然还在那个带荷叶边的布包里,和裙子一样带着黏稠的潮润和西瓜的馊味。她把五块钱和连衣裙都塞到自己枕头下。

似乎是她的动作引来一个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领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见过的,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站在楼下,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讲“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趁机破坏,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一边打量她一边把手里的硬壳帽戴到头上。他问她是不是好一点。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又是一种音调。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她才点点头,接着给他鞠了躬。

“你暂时先养病吧,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她就点头了,点完头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警察皱起眉头,有点嫌烦的意思,同时他做了个手势。她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请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裂纹,有的地方石膏蜕皮了。警察和她谈完话会拿她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那么,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她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她是一个可疑的人。难怪她单独住一间病房。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 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几秒钟,再回到药水瓶上。她在多鹤手臂上极其认真地扎 了三四个眼,终于成功地扎了进去。两个小时后,输液结束了,多鹤爬到床尾,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姓名:?性别:女,年龄:?籍贯:?病因:急性胃肠炎。

这 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门外的警察有枪吗?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沿着走廊飞奔时,一颗子弹就会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 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上厕所呢?就在床下便盆里解决。不行,不习惯便盆,必须去厕所。习惯不习惯,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从窗子看出去,白杨树的高度让她明白病房在二楼。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时搜索她的鞋子。那是一双凉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可是它们不见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开一团馊臭的连衣裙,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员服,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再顺着树干溜下去——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长上树。代浪村村委会门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这楼房老旧,木头都变了形,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 这扇油漆龟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她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然后她站到了 床头柜上,握着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它,把它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窗子被推开了。声响在她的知觉里如同打雷。她站在床头柜上,回头 瞪着门,门一动不动。门外悄无声息。或许她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的脚心已经踏到砖砌的窗台。再一步,她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树杈够结实吗?她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里跳,她也得跳。

她从树上下滑时,一个戴大白围裙、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她。她从她面前跑过去,女人往后猛一退,把挑着的两大桶泔水泼了出来。她那么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鹤一边跑一边想。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也许她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鹤在雨里跑着,东南西北对她都毫无意义。她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从车篷缝隙里露出脸,看着她这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谁也不敢揽她的生意。

一 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她跨进去,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对她说了一句她听不懂的话。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地告诉她,他没把她当正常人。她要 纸,要笔。纸和笔来了。她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铺主摇摇头。她又写下:我去。铺主活了五十多岁,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他还是摇头。

多 鹤指指柜台里一块酥饼。铺主立刻照办,把酥饼取出,放进一个报纸口袋,抬起头,一张快沤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 票,又一张一张放在她面前,放一张,他嘴里出来一个她不懂的词。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一张钞票上印着“2”,两张印着“1”,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各 种数字都有。算了算,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就是说,她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她想,这下铺主会回答她的提问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 笔买卖。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铺主还是摇头,同时扬开嗓门,仰起脸,叫了一声。多鹤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天花板开了个洞,露出一张少年 的脸,对铺主说了几句多鹤不懂的话,又对多鹤说,那座城市远得很,要坐轮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铺主重复:坐轮船!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讲到第二遍多鹤就使劲点头。

多鹤想,明明不是轮船把她和西瓜带到此地的。她又在纸上写:火车?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鹤截了一辆黄包车。半个小时之后,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多鹤算了一下,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给他十个酥饼的钱,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果然,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她一个满口乱牙的笑容。

当她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她的钱不够。

她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她觉得她没听懂,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脸蛋,似乎离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问她买不买呀?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她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她问。她声音更粗大,把“啥”说成了“哈”,这是她向张家人学得最好的一句话。她实际上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儿子那儿去?!为什么我两个奶胀得要炸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使多鹤的“为哈”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不论为什么她都要去马鞍山,不论为什么她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 啥?!”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声,整个窗子大开,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划拉一下,“问问你后面的群众,为啥?差一多半钱呢!会看票价 表吗?票价是国家定的!你不是中国人呀!”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一双赤脚、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鹤之间的距离 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人们哄地一笑。多鹤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她打算破开这道人墙。趁她转身,那 个小孩一步蹿上来,从后面揪了一把她的长发,高兴地尖叫着跑开。她走了几步,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头发,又是高兴地尖叫,往回跑去。就这样,她走着, 他揪着。最终她赢了:她的毫不反应让孩子败了玩兴。

她在候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在上面她找到了长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才到达这里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她可以回到丫头、大孩、二孩身边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两个儿子没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最便宜的一种,花了一块多钱。她还需要一把伞,但她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天黑下来,她沿着铁路线走着,向东走。雨小了,风却很冷,楼房电线杆从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进了一座小站。不一会儿,一辆货车停靠下来,她爬上去,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货车每经过一个站,她就盯紧站名,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她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岔。她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 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太阳刚升起,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蓝的山下非常宁静,连苍蝇的嗡嘤也是这宁静的 一部分。苍蝇渐渐多了,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炊烟,水田里的天空、山影,目光虚一些,景色就熟识一些。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 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现在远处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嗡嘤的九月里。

她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她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 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在审问中她明白化肥值钱,因此常有人扒车偷化肥。她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 她已经发现她越说话疑团越大,因此她随他们去自问自答、大发脾气。渐渐地,她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 那以后她不再冒险扒火车。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会安全得多,也安宁得多。沿着铁路线的车站她都歇过脚,有时雨大了,她就住下来。车站真是好地方, 总有容她睡觉的长椅,有便宜的饭食,有匆忙过往的旅客,对她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已经和她错过去。但尽管她每天只吃一顿饭,口袋还是渐渐空了。最后的一 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红薯,总之她得手偷着什么,就吃什么。

她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 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里面是硬壳纸。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没了原先的圆润。她走,得疯了一样。这一对没了 分量的乳房是怎么了?它们在干枯吗?她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乳房给她饥饿的孩子们吗?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亲们,干枯龟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鹤预料的那样:她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一律的红墙白阳台,她却毫不彷徨地朝着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条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她的儿女们。

她 抱起两个尿臊刺鼻的儿子,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她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代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 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双手上来,把二孩抱走,是张俭的手。一个声音赔着小心,告诉她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不也长得不错?一两肉都没掉。也是张 俭的声音。什么意思?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儿子也照样活,照样长得不错?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她和张俭撕扯上了。她吊在张俭宽大的肩上,一只拳头胡乱捶在他头上、腮上、眼睛上,脚也生出爪子来,在张俭小腿上拼命地抓。

张俭抱着二孩,怕孩子挨打,赶紧撤到大屋里。多鹤整个身体抵在门上,不让门关严。她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相持了几分钟,多鹤突然一闪身,门“嗵”地大开,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鹤放弃了。她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卑琐。

五 百多个崎户村村民是好样的,几代同堂地死。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浓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缝。结成一个球,比父亲喝清酒的酒杯还大。血球颤巍巍,有着 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特有的柔嫩,一触即溶。第一线阳光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垭岔里伸出来,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光亮照进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 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后,太阳就从山垭岔里整个地出来了,已经不再柔嫩。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他们中的谁踩在血球上——它并不像它看上去那 么一触即溶,它冻结了。那些脚移开,它依然圆润光洁,看上去已经有了历史,就是琥珀、玛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这时,二十五岁的多鹤松开了抓着张俭的手,眼睛睁得老大,但眼光却很虚惶。

她多鹤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她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

千 惠子朝她的一岁的儿子伏下身,长而密的头发盖下来,母子俩被盖得风雨不透。母亲饿得又细又薄的身体对折起来……不是对折,是盘卷成一个螺蛳壳,把她的心头 肉盘卷在里面。对孩子疼爱得不知如何是好,才会有这个动作。那螺蛳壳越绞越紧,一岁男孩的哭声越来越轻,被封在了壳内。千惠子的两个肩胛骨吓人地耸起,突 然静止住。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哭声断了。螺蛳壳碎裂开来,冒出一张如释重负的脸。她替儿子在所有不堪的下场中选了个最好的:让赐予他生命的人索走他的生 命,这多少也是一种圆满。逃难队伍中所有的母亲刹那间都开了窍,随即也都如释重负了。她们至少能使孩子们的苦难不再恶化。她们能够在孩子们所遭受的疲惫、 惊恐、饥饿上划一道界限。千惠子两个虎口锁定在一岁男孩的脖子上,把一切未知的苦难变成了已知——对于他们的处境,未知本身所给予的折磨远远大过惊恐、疲 惫、饥饿。披头散发的千惠子并没有疯,她开始追逐她的女儿,张着她柔软的怀抱和两个铁硬的虎口,一心想让三岁的女孩久美早一点进入她永恒的呵护。跟在千惠 子后面的女人们不再追逐她。一个个年轻的母亲扶着树干,蓬头垢面、衣衫飘零,想着千惠子教给他们的最后一种母爱,又上了路,高高的山毛榉枝叶间透着风、月 光和一两声夜猫子的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