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远郊公共汽车开进桑树镇，夜幕已经笼罩了这个平原上的古老小镇。正是伏天，街巷里拥拥挤挤的房屋门口，坐着或躺着乘凉歇息的小镇市民，消停而又悠闲。

“票？”女售票员在车窗口喊，“背被卷的——你的车票？”

他知道是喊他，把背在肩头的被卷放下来，提到手里，转过身来，看见女售票员从车窗口伸出乱蓬蓬的烫发头，一双审视严厉的眼睛正紧盯着他，他说：“没有票。”声音的沉静使自己也暗暗吃惊了。

“一块钱。”她说得干脆利落，“加罚一张票。”

“钱没有。”他的声音愈加沉静，沉静得有点阴冷，“要这捆被子吗？”

“你——”她噎住了，也火了，瞪起眼，声音提高了，“你在哪个单位？”

“我？”他冷笑一声，依然沉静地说，“刚从监狱放出来。”

“唔……”中年女售票员眼里掠过一缕不屑纠缠的卑视神色，立时把头缩回车窗里，把穿着白衬衫的脊背转向车窗，车门“咣噹”一声关闭了，公共汽车调过头开走了。

他把被卷重新挎背到肩上，报复似地瞅着车尾上扑闪扑闪发亮的红灯，转过身，走进小镇。

他的一个远门哥哥的箱子里藏着百十本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全是买不到也借不出的稀罕宝贝，他馋涎欲滴，整天围着哥哥家的门楼踅磨。为了讨好哥哥借给他一本书，他自觉替哥哥家挑水，推土，作为读书的报酬。借读过《静静的顿河》和《血与沙》之后，哥哥再不给他开那只油漆成红色的木箱了。

“不敢再借给你看了，要是别人发现了，说我贩毒，我受得了吗？”

像狐狸看着够得着而拿不到的葡萄，他简直想给远门同族的哥哥下跪了。没有办法，他太喜欢读书了。他忽然急中生智，恳求说：“那你……把这一箱书……卖给我行不行？反正你也不看。”

“敢卖吗？这是禁书。”哥哥说着，瞟了他一眼，试探地问，“你能买得起吗？我买这一箱书，花过不少钱哩……”

远门哥哥比他大不过十岁，读中学时，也是立志要当中国的第二个巴金。“文革”中回到黄家坪，娶了媳妇，生了儿女，现在早已成为方圆十里心灵手巧的一位木匠师傅了。他的这一箱子文学书籍，有的是他上学时省吃俭用买来的，有的则是在学校“破四旧”当中从火炕里偷抢出来的。哥哥现在已经无暇翻阅这些书籍了，他要养育儿女，他要挣工分，他要出门给人家割家俱以挣取一家人的吃穿用费。他意识到，哥哥大约想用这一箱书换得买粮食的钱，就不顾自己买得起与买不起，不失时机抓住哥哥已经流露出来的话柄。

“你甭管我有钱没钱。只要你卖，钱，我会想办法的。”

“……”哥哥嘿嘿嘿笑着，达到卖书——化废为宝的目的了，叮嘱说，“千万甭张扬……”

一月后，他被逮捕了。罪证确凿，偷卖生产队化肥，有买化肥的外村人的证词，他没有抵赖。公安人员在搜查他独身居住的简陋屋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箱“封资修”的坏书和两本内容“反动”的日记。于是，问题的性质立时转化了，本该拘留教育的小偷小摸，一下子变成“思想反动”的政治案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切都顺理成章……

“对你的政治问题，全部推倒，平反。”公安人员说，态度是那样叫人感到亲切，“你今天就可以回家去了。”

他愣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突然抱住头，“哇”地一声哭了，十八岁的乡村青年，哭得浑身颤抖，站立不稳，蹲下身去，眼泪从指缝间涌流出来，滴在脚下的砖地上。

“小伙子，你的日记，本来能使你成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可惜……”公安人员遗憾地说，“你却偷了化肥……”

他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平静地对公安人员说：“把日记还我，把书还我。”

“日记本可以给你，当然要给。”公安人员说，“那些书……已经烧毁了！”

小镇上的两家国营食堂早已插门上锁，私人开的小吃铺里生意兴隆，跑短途倒卖的商贩，把装载着鲜瓜熟果活鸡蔬菜的自行车，停放在铺店门口，一边吃着大碗宽叶面条，一边谈着西安城里农贸市场上的交易行情，津津有味。啊呀！农民敢于公开跑生意了……生活显然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感到新奇而又陌生。他从街巷里走过去，瞅着小铺里那口冒着热气的面锅，搁在桌头的焦黄的油条，咽着唾液，照直走去。

明亮的两盏门灯下，照出一块白底红字的匾牌：桑树镇文化站。

他停住脚步，站在那白底红字的匾牌前踌躇片刻，就走进去了。小院里，挂着阅览室木牌的门口，青年男女出出进进，他三步两步跨上台阶，走进门去，自觉放慢放轻脚步，像朝拜的信徒走进庙堂一般虔诚，悄悄地把那一卷被子从肩上取下来，放到墙角的地上。

生命和活力从心底涨溢起来，面对书籍，他觉得心在胸膛里颤动。他走到阅览室套间门口，那儿正围着许多青年在借书还书，嚷嚷吵吵，挤作一团。

“我借一套《外国短篇小说选》。”他挤到跟前，恳切地笑笑，“要是不行，先借本上册。”

“你的借书证呢？”扎着两根小辫的图书管理员，事务式地问。

“我没有借书证。”旁人有人在拥挤，他急了，说，“打借条行吗？”

“回去，到你们大队开一张介绍信，领一张借书证。”图书管理员耐心地解释说，已经接过另外一个青年塞进窗口的借书证，到书架上找书去了。她再回到窗口的时候，说，“去吧，这是制度，没有借书证不行。”

他退出人窝，走到阅览室大厅里，抓起一位小姑娘刚刚扔下的杂志，是《人民文学》，已经翻揉得又烂又破了。《神圣的使命》这个标题吸引了他，他贪婪地读着，不知什么时候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你是哪儿的？”

他抬起头，女管理员站在面前，两只本来和气的眼睛，现在正审视他。他慌忙说：“黄家坪……”

“你们公社没有办文化站吗？”她问。

他这才弄明白，桑树镇文化站是桑树公社办的。他所归属的杨村公社办起没办起文化站呢？他在监狱蹲着，怎能知道呢！他抱歉地说：“要是不准外公社的人进来，那我就走……”“看书是可以的……只是得打个……招呼。”女管理员犹豫地说，显然是临时想到的藉口。

“看书可以，可不准偷书！”

一个头发长得盖着衣领的男青年，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一支烟卷，晃悠着一条腿，喷出一口烟，嘲弄地盯着他说。他的胸口像扎进一把刀子，忽地从长凳上站起，攥紧拳头：“你再说一遍！”

“提上你的烂被卷，滚吧！”那青年愈加得意，对围拢过来的男女老幼读者们宣传，“我认识他。他是山根下黄家坪村的保管员，偷卖队里的肥料，给县公安局逮捕法办咧！你看他那卷被子，八成是刚从劳改场释放出来的……”

众人纷纷向他投来鄙夷的眼光，图书管理员迷惑地盯着他。他浑身都像被枣刺刷子抽打着，羞愧得无地自容，憎恶地瞅着那个青年。

“哈哈哈……你可得小心哪！他会偷……”那青年讨好地对女管理员说着，三两步蹦到墙角，拎起他那一堆破被卷，一甩胳膊，扔到门外去了，“贼娃子，装模作样来看书……”

他的血一下子冲上头顶，眼里冒火。公安机关已经为他平反，这个混蛋却在众人面前辱贱他。他忍无可忍了，扑上前，挥起拳头，照那张圆脸砸去。

那青年左手一隔，右拳直捣他的胸膛。他只觉眼前金星迸溅，跌倒在地……监狱里仅够维持生命的膳食，不能供给他打架斗殴的能量，几乎没有还击的能力了。

他抹一把嘴角的鲜血，不敢看任何人一眼，爬起来，跌跌撞撞逃出文化站，走过桑树镇的背巷，翻过河堤，在沙滩上躺倒了。

星星在湛蓝的夜空闪的，萤火虫在草丛中忽明忽灭，流水在河卵石上撞出清亮的响声，夏夜是这样静谧而富于诗意。他没有眼泪，只感到嘴里的血污腥咸苦涩。他扒掉衣裤，赤裸全身，一跃扑进河水里，疯狂地扑打着河水，翻滚扑跃……

他正在酣睡中，被母亲叫醒了，睁开眼，从西边投射过来的阳光照进窗户来，该是后晌了。啊呀！睡了一整天哪！强烈的西斜的阳光耀得他睡眼难睁，隐约看见小院里树荫下的石墩上，母亲正陪着一位陌生的女子在说话。

“黄草同志——”

他跨出门坎，就清清楚楚看见了桑树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的模样，听见她大方地叫他的名字的声音，一瞬间呆住了，发愣了，倒不知该怎么说和说什么了，只觉一股憎恶的火气从心底窜起，顿时冲上喉咙眼儿来了。他没有招理她，掉转身子走到灶房打水洗脸去了。

“有理不打上门客……”母亲走进灶房，压低声音斥禁儿子的无礼行为，“人家几十里路赶来，就是想看你那个冷脸吗？决去，招呼一声……”

他扔下毛巾，勉强走到小院里，远远地坐在一块石凳上，冷冷地说：“噢……你来了。”

“黄草同志。”她站起来，把小竹椅挪到他对面，笑着说，“我来向你道歉，检讨。”

“唔……”他没有料到，顿时手足无措了。

“昨天晚上，主要责任在我，请你原谅。”她说得真诚，直率，“我已经作了检讨。”

她的眼神和说话的口气都是真诚的。她向他赔礼道歉，这就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青年尊重了。

他觉得心里窝聚着的火气开始悄悄飘散，反倒觉得自己狭隘而又窝囊！他慌慌乱乱点燃一支烟，尴尬地笑笑，颤抖着声音说：“过去的事了……没关系……”

“这是你的日记本。”她从提兜里取出来，送交到他的手里。他接住了。她又取出一张硬质纸印的卡片，说，“你拿这张借书证，可以随时来借书。我今日给你带来两本小说，也不知你看过没有——”

他接过那两本小说，看也不看，淡淡地笑笑，“我现在……不需要了。谢谢你的好心。”说着，把那张借书证连同两本小说书，一起递回她的手上，摇摇头，痛苦地笑笑，“我再也不读这些书啰！”

“为啥？”女管理员瞪起秀气的眼睛问。

“我要老老实实种地了。”他难受地说，“种地，吃饭；吃饭，种地；再啥也不看了，不想了！”

“噢！你是这样想的。”女管理员叹口气，“我还以为自己把一个有抱负的人挫伤了！要知是这样的话，我来不来道歉，关系不大！”

“你……”他的已经沉寂的心被猛地撞击了一下，这个陌生的女管理员一句很厉害的话，又把他的心思搅乱了。抱负！他为自己埋在心底的抱负，付出了人身和人格的双重代价，真是太沉重了。他不想跟她多说什么，她知道他受过多少难场呢？他苦笑着摇摇头，“现在没有什么抱负了……”

“这样吧，书和借书证先留下，你要是爱看，就看看；不想看了，啥时候到镇上赶集，顺便捎给我好了。”她站起来，已经推动自行车，告辞了。出门以后，她回过头来，“我叫山楂，你到图书馆一问就问到了。”

他在院里重新坐下，翻开日记。显然，昨晚失败得很惨的打斗中，日记本从口袋里遗失了，被踩烂了的几页，经人精心修补过了。他抬起头，茫然若失地瞅着女图书管理员刚刚走出去的空门洞，心里掀起一股微微的彼澜，手也有点抖了。

日记本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潦草的字行里，有的地方打上了粗粗的红线，那是公安局同志用红铅笔勾下的手迹。那些红线勾划的字句，构成了他的七年苦刑的罪证。现在看来，不过是他——一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恶行所造成的反常的生活现象的一点肤浅的揭露……踩烂撕破的地方，她给修补得这样精巧啊！

她肯定翻看过他的日记了。她还会认为他是一个贼娃子么？“我还以为自己把一个有抱负的人挫伤了。”她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吗？他的心里又一次掀起一层微微的波澜。他抓起她留下的那两本书，久久凝望着书皮上的两个字：牛虻……

写完最后一句话，画上表示着意犹未尽的省略号——六个黑点，他掼下笔，从椅子上站起，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又一篇小说完成了。院里的槐树上，麻雀吱吱喳喳吵闹起来。他拉开门拴，走到院子里，盛暑黎明时分清凉的晨风吹到脸上，够多痛快哇！

这是他从监狱平反释放回家的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他读过桑树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山楂同志送给他的两本小说之后，再也按捺不住，连续写成的第三篇短篇小说了。至于他是否对她说过“再不读书，只管种地吃饭”的话，早已不当一回事了。也许当时真的是灰心丧气了，也许是一时赌气，无论如何，他被内心燃烧着的疯狂的写作热情完全陶醉了。他白天到地里出工，待到天黑，便钻进小屋，关住门，任热气蒸沤，任蚊虫叮咬，发疯似地写着……他用那面小镜子照一照，看出自己脸色发灰，眼眶上罩着一个黑圈，不在乎地笑笑。他顾不得更多了。

他决定到桑树镇去，把已经写成的三篇小说投寄给杂志社，顺便到文化站借几本书。队长已经通知过他，到山里水库工地去劳动，黄家坪在那儿的民工该换班了。

把装着槁件的信封送交给邮局的那位秃顶男人，他迅即走出了邮局的绿色门框。

总算第一次给报刊投寄去稿件了，他不敢奢望一鸣惊人，却又担心失败，叫人欣喜而又惶惶不安的等待呀……

他走到桑树镇文化站门口，不由地停住脚，低头一看，结着白色汗迹的红背心太污脏了，光脚蹬着塑料凉鞋，脚面被黄色的尘土粘得一塌糊涂，要是有一双袜子穿上就好了。他想着，又无法弥补，一狠心走进门去，居然比那天晚上第一次登临更多踌蹰。

“我知道你会来的。”

山楂正在院子的报亭上换贴当天的报纸，一看见他就笑了，像是对已经很熟悉的人那样随便地说，随之就把他引到图书馆里去。

“我知道你要来借书的。”她笑着，有点得意的样子，把一杯茶递到他面前。

他也笑了，没有拘束不安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畅快地说：“能不能多借几本？”

“你要几本？”她问。

“十本……不行的话，拿五本吧。”他说，“我要到山里水库工地去，两个多月哩……”

“你去挑选吧。”她说，“按制度一次借一本，你是特殊人物，又要进山……可以照顾。”

他在书架上巡视一遍，很遗憾，好书大都借出去了。他听着她的话里有话，就笑着问：“我怎么算特殊了？”

“哈呀！作家嘛……”她笑着说。

“呃呀！快不敢这么喊。”他确实感到不好意思，“我是瞎折腾……”

她打开一捆包扎着的书，对他说：“这是我昨日刚买回来的新书，还没造册登记哩。你……可以选择几本。”

他瞅了她一眼，就趴到那一堆新书跟前，眼花缭乱了。真有这样的活菩萨呀！他抬起头，对她说：“我真想把这一捆书全都背到山里去！”

“不要急。”她说，“我每月到水库工地去一趟，专门给青年们换书，到时候我给你带去。”

他选了几本书，包好，装进帆布提兜，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又说不出。对于真诚实意的帮助，似乎更无必要说那些庸俗的客套话。他想说他将发奋努力，用创作成绩来回报她的热心，却也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告辞了。

她挡住他：“我们就要吃午饭了，你吃罢饭再走。”

“吃咧！”他推着车子坚决出门，“我已经吃过了。”他在撒谎，口袋里所有的钱，不够吃一碗羊肉泡馍，但他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

他走到街巷里，在小饭铺里买了两个烧饼，就跨上自行车，沿着一条宽阔的白杨夹道的河堤飞驰，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捏着烧饼，大嚼起来……

小河川道的阳光，在中午时分简直能把人烤得熔化，他在杨柳浓荫的河堤上行走，心里鼓起多么高涨的劲头哟。有了这样一包心爱的文学书籍，山里水库工地的劳动生活，也不会像从那儿回来的人说得那么艰苦到甚至可怕的程度了……

山区的夜晚是这样静寂，静得使人的耳朵里反倒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声音，他爬在被卷上，垫着一块木板，写他构思的又一篇小说。茅草顶的临时工棚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县剧团到水库工地来慰问演出，又是社员们多年不见的传统秦腔剧目《铡美案》，他们早在吃罢晚饭以后就去占领好位置了。

他自告奋勇留下来看守宿舍，这是难得的读书和写作的机会。平时，他跟大伙一起出工，抬土或者抬石头，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躺在工棚的通铺上，这些远离家乡的男人们，说出一个又一个酸溜溜的男盗女娼的故事，引得哄堂大笑。他常常在晚饭后到天黑前的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躲到山沟水泉边去读书。回到宿舍以后，就耐着性子听那些越说越不堪入耳的故事。工地每周放映一场电影，总是由他看守宿舍，求得这一周一次的难得的安静的夜晚。他不要娱乐，也不要休息。他这样想：如果他劳动完了睡觉，睡醒来再去劳动，那他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要当作家，就得在劳动和睡觉以外，另有一番辛劳啊！

夜是这样静啊！偌大的工棚里挂着一盏风雨灯（马灯），昏黄的灯光下，更衬托出夜的安谧，他就着灯光，写啊写着。

“黄草同志在这儿吗？”

他抬起头，以为是耳朵出了邪音，可是朝门口一看，她——桑树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山楂同志，活脱脱从门口走过来了。他连忙应了一声：“在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好难找哇！”她说着，已经走到马灯下。

他慌忙从床上跳下来，不知该让她往哪儿坐，工棚里没有一条凳子，似乎现在才切实感到是一个缺憾。他问：“喝水吗？”

她笑着摇摇头，随便坐到麦秸铺床上，双手掬着膝头，说她随着县上组织的慰问团，给工地送图书来了。

“我猜你肯定不在剧场。”她大声响亮地说，“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这儿来，给你带来几本书。我说话算话吧？”她有点调皮地对他笑着。

“呀！啊……”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如果这样的行为是从小说书里读到，他可能要怀疑其真实性，甚至问：世界上哪有这样好心的人呢？嗬呀！他搓着双手，在狭窄的通铺之间的走道上踱步，如果送书来的是一位小伙子，他会把他抱住，捶肩砸背，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然而这是一位姑娘，在这样寂静的大山的怀抱里，在这样昏黄的风雨灯的灯光下，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动，却不得不警告自己保持冷静，坐在稍远一些的草铺上，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给你捎来一封信。”她在背兜里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