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县上给俺田庄派来了路线教育宣传队。麦收后，宣传队马队长兜里装了一叠厚厚的经验材料，凯旋了。

令人寒心的是，马队长前响刚从田庄拔出脚，俺三队队长志良叔后晌就宣布他不当队长了。

我慌了。

我是副队长，年初选举的时候，大家选我，不过是看我干活不惜力气，办事可靠点儿，让我给志良叔跑跑腿儿。跟他锻炼锻炼。至于四时节令的农活安排，经营管理，全是仰仗他的，我还不入门哩！现时正当忙后三秋管理的紧火时光，他撂了担子，我怎么办呢？

月色很好，我奔进大队党支部书记田志德家的院子。

香椿树下，田志德被一伙社员包围在中间，吵吵闹闹。

七队妇女郭菊艾，高喉咙大嗓门，喊说：“把俺的围墙挖倒，现时咋办哩？贼娃子要是把那一把粮食灌走，我一家子可怎么活？”

我听出意思了，郭菊艾家的庄基地在村子最西边，打土围墙时，往外放出去一尺。其实，那一尺空地外，就是队里水泥砌的自流渠，集体根本无法使这一尺之地发挥效益，郭菊艾打围墙时就把这一尺空地图进了院子，干部和社员也没有人喊查过此事。马队长不知怎样把这事调查出来，亲自掮上镢头，用军队式的命令动员民兵，把郭菊艾家西边的围墙给挖倒了，为田庄大队争回了一尺之地……

田志德听着，皱着眉，苦楚着脸，说：“甭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二队的成林老汉赶紧抢上插话：“把没收俺的羊奶钱……”

这事我也知道。成林老汉的小孙子，一生下来就没奶吃，老汉买了一只好奶羊，一天能捋六七斤奶。孩子吃不完，家里四口人一个胃口，都喝不惯羊奶那股膻味儿，就用孙子喝剩的羊奶喂猪。恰好临近小学校有个教员患胃疼病，想订奶……同样，马队长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钱没收了……

田志德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的表情更苦楚，重复着同一句话：“甭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我看着那一堆纠缠不休的社员，心里可怜起田志德老汉了。马队长在田庄东戳一扁担，西砸一杠子，打下一锅浆子。现时他屁股一拍，回县领赏去了，把这一滩粘浆子，全部倒在老汉头上了。

老汉象是麻木了，任谁用高嗓门叫喊也好，用哀求的调调诉叙也好，他一概不动声色，开口就是那两句话：“甭急……”

我敢说，站在这儿的人，谁也没有我心里的事情关系重大。我拨开人，尽量缓和口气说：“支书，俺的队长撂套不干咧！”

老汉猛乍扬起头，吃惊地张着嘴：“啥？”

我又说了一遍。他把头沉重地低下去，一只手撑着下巴，一句不吭。

他没问我志良叔为啥半路撂套。他心里比我更清楚：祸根还在那位马队长身上。

“我早就担着这份心！”他自言自语，站起来对我说：“咱俩一搭寻志良去。”

进了志良家院子，一见面，志良就摇手：

“支书，你甭找．也甭说，啥也不顶！”

志德坐在砍柴的木墩上吸烟。他是个实心眼的好人，不发躁，也想不出什么动听的词儿来软化志良，问了半晌，才说：“马队长在时，你为啥不撂套？他在，你撂，我叫他给三队安排队长！”

“我怕把麦子……”志良说，“现在，麦收了，秋种了，我该作揖退庙咧！”

“算咧！甭给哥难场受咧！”志德劝说，“你数数咱大、小队几十名干部．打下台的不算，谁没受过揉搓？还能计较……”

“你甭费唾沫儿咧！老哥！”志良烦躁地说，“我的秉性你知道，说不干就坚决不干！”

“不管马队长怎样揉搓你，咱的社员心里对你没啥！”志德好容易找着了话头儿，更加耐心，“都替你……”

“咱不说多余话！”志良无情地打断志德老汉的话，生硬地说，“谁再当干部，算是先人在河滩埋着！”

志德老汉尴尬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话。志良把话说死了。

无奈，老汉召开三队社员会，选队长。开了三场会，选了四个人，没一个人愿意上场，象是谁教给他们同一句道理：“志良这样的人都挨整，当不下去，谁还能干成？”

我看队长选不出来，自己又驾不起辕，干脆，也撂吧！没等得我开口，老支书难受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没办法！你就挑起来干吧！”

我急忙推辞。

“叔明白！你不说叔也明白！可眼下有啥办法？”他说，“我给你找几个老农，当参谋……”

看看支书为难的神色，我不忍心再给他加忧愁，想撂挑子的话急忙说不出口。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当上了三队队长了。

紧张繁忙的三秋管理季节，玉米要锄草，谷子要薅苗，红薯要翻蔓儿，棉花要打杈，接着就要施肥。化肥供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乱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给我把参谋还没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缠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

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戒，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不干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

他答：“我来交思想改造汇报材料。”

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春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

他说：“我得按时交，你今天还是！”

其实也无所谓，爱交你就交吧！

他从压着蓝布带子的口装里，掏出折迭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洞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上，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拣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迭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

无意间的一瞥，纸条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象磁铁吸住铁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天呀，你猜这纸条上写的啥哟：

“水肥是关键，抓紧浇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快组织劳力拆旧墙，换火炕，动手慢就跟不上了。妇女锄秋，搞成定额。其它杂活能缓就缓，你亲自出马抓水抓肥。甭慌！甭乱！撑硬！不敢松劲！”

我抬起头，不由地瞧瞧大门口，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早已消失。低头看看手里的纸条，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实实还印在纸条上。

怎么理解眼前的事呢？听说他过去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给他扣上富农分子帽子那时候，我刚刚脱下开裆裤。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人前讲话、办事的当权者，而是终年挑着一对大桶，给队里挑稀粪的“富农分子”，冬天和春天，担粪泼麦子，夏天泼玉米。他做着这样一项单独的劳动，很少和社员在一起干活。我对他说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欢，按乡村延续下来的班辈儿，我叫他七爷。他给我写纸条，肯定是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吧？

我把那两页思想汇报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写着生产安排的纸条儿，夹在一本从来未用过的红皮日记本中，这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觉得心里有数了，倒产生了一种试试看的勇气，忽然改变了主意，不去公社找老支书了。

我把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叫来，一块下到田间，逐块查看了苗情和草情，酌情定下了每一块地的工分标准。从后晌起，分组锄地，定额管理。妇女队长笑了：“缠马，这下你放心！嫂子五天给你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我指派了几个老实可靠的社员去浇地，果然，浇得又快又好。

拆旧墙换火炕的活也拉开了。

十天以后，全部秋田锄过头通，浇完头茬水，旱象解除了。在打麦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大粪堆。

又过了半月，二百多亩秋苗，全部施过肥，眼见着三队的秋苗由黄变黑，由细弱变粗壮。大队检查评比的时候，流动红旗居然评给三队了。支书田志德老是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拍着我的脊背：“崽娃子！没看出，你还有两手哩！”

社员们的赞扬就更多了。三队的社员增强了信心，人心齐了！调皮捣蛋的，偷懒耍滑的，也自行检点了行为。我说话顶话了！

我却总想打听、了解七爷的过去。劳动休息时，我往那些年老人跟前靠，渐渐地，我明白了：当我诞生到田庄的土地上的时候，田学厚带领田庄的贫雇农，早已把田阎王统治田庄的那一页灾难史翻过去了，崭新的一页正在他手中展开：为从田庄的街巷里彻底驱除饥饿和贫穷，他带头创办农业社，日夜奔忙，把自家田里的农活和屋里的家务耽搁了，真正是公而忘家！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代不断变迁，社员和党员把适应时代的官名拥戴到他的头上。在他当权的十五六年里，田庄的土地，从田阎王的大块地分割成一绺一块，分配给一户一家耕种；又从一绺一块上拔除了界石，合并成更大的整块，全村集体耕种；防止河水泛滥的大堤修起来，从后沟的果园里，每年不断开出装满苹果、核桃的汽车，眼见得红瓦新屋一幢一幢盖起来……那是田庄历史上最红火的年月。四十岁左右的男女社员，怀念田庄历史上这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深深惋惜好当家人田学厚不在位了；憎恨四清工作组瞎了眼，把他们的好支书，硬给扣上富农帽子压死了……

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立在我的心中，那么实在，那么亲近，他算什么富农分子！他忍受着政治上的压力和人格上的屈辱，心里怎么想啊？每月逢十，给我交来思想改造汇报材料的时候，里面肯定夹裹着一绺或长或短的纸条儿，心里又想的是什么啊？

七月的最后一个逢十的日子到来了，我照例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吃着饭，不时瞧瞧敞开的大门，盼着那个微微背驼的身影的到来。

期待中，他果然进来了。

快六十岁的人了，步子多轻捷、利索！头上落了一层霜，面孔却红黑红黑！个子虽然不高，肩膀却又厚又宽，腰里终年四季扎一条蓝布带子，浑身恰如一块极富弹性的钢锭。我瞧着他，忽然想，一旦他那微微驼着的前胸挺起，大约会把整个田庄都扛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还像往常每次来一样，不卑不亢，不恼不笑，说：“我来交思想改造……”

我听不下去，早已慌忙站起，礼让他坐下。

他把材料塞到我手里，和善而精明的眼睛里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掠过，随即转过身，走了。

我瞧着他的背影，踏着轻捷的脚步走过院子，消失在大门口。我呆呆地站着，捏着他交来的材料的手，不由地发抖了。绽开来，又有一张纸条！我心头一热，两眼怎么也看不清那纸条上面写着的字了……

一桩横祸却由此而生！

晚上，当我从村里归来，跨进我独身居住的小厦房的时候，无论多晚，多累，都要翻开那个红皮日记本。怪！一翻开它，瞧着那一绺一绺用各色纸头写着字的纸条，我的脑子就格外清醒。有时，因为生产上取得进展而兴奋，纸条教我冷静下来！有时，因一件棘手事而气恼烦躁，纸条又使我心地踏实！甚至因工作中的失误而横遭社员指责，使人容易灰心的时候，纸条又把我鼓舞起来！纸条不仅是我的智囊，而且成了我思想情绪的“空气调节器”！

我翻开红皮日记本，习惯地瞧瞧亲爱的纸条，拧开水笔，记下我在纸条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中的得失。纸条攒贴了六七条，我的实践记录也有五十多则，一百多页了。我甚至想，明年再当队长的话，我的心里就有数码了。我一笔一笔记着，眼前总有一张奇妙的纸条在飞舞，又有一双和善可亲的眼睛在闪光，渐渐地，那纸条变成一只蝴蝶的翅膀，在青绿的田野上飞旋……

八月中旬，县上又分片组织秋田管理大检查，大评比。我们这一片区的检查团长，就是春上在田庄搞过路线教育的马队长。公社刘主任陪着检查，大队的田支书和各队队长，都参加了检查评比。

检查评比的结果，三队秋田的长势在这一片挂上了号。大家鼓励我的话暂不提起，马队长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他一会儿拍我的肩膀，一会儿递给我一支恒大牌香烟，硬叫我抽。我有点难堪地想：春上，你没死活地批判志良队长的“唯生产力论”那阵儿，也捎带给我多少难听话！你那阵儿脸多难看，口气多歪！

评比总结时，马队长又夸奖我：

“田庄三队的秋田，大家都看见了吧？服不服？不服也不行！这是谁领着干的？不是长胡子，也不是刷刷胡子，是嘴上没毛的小伙儿！有的老先生，有一点生产经验，撞不得，一撞就拿势扣板，撂套示威！其实，你那一套经验，不过是修字号的货色！缠马同志干得好！证明春天在田庄进行的路线教育的深远意义……”

我听得出来，表扬我，是为了骂志良叔，又是为他自己在田庄胡整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遮羞。我心里像塞了一把猪毛，过分地别有用心的赞扬，使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无力正视任何人的眼睛，特别是田志德老汉那忧愁的眼光，只盼会议早点结束。

会议结束后，马队长吩咐秘书说：“把缠马同志的事迹好好整理一下，写成材料，一份送我，一份送报社，一份送县广播站。要造舆论，目前正需要这号材料……”

干部们走散以后，马队长居然亲热地提出：“走，咱到缠马家里去，好好谈谈，这个材料要快！”

我无法推辞，就领着马队长和秘书走了，其他随行人员，也跟着田支书休息吃饭去了。

在我的小厦房里一坐定，马队长就指示秘书和我谈，他靠在被卷上休息了。

秘书问我当队长的前前后后。我结结巴巴，说不顺畅。想想吧，马队长在当面，我怎么说呢？编又编不出来。最后就变成提问式的，我越发被动了。他又问我大批判搞了多少场，批判稿写了多少篇，怎么和守旧复辟派作斗争。我流着汗，终于鼓起勇气说：“那都是没来得及做的事……”

秘书为难地摊开手，瞧一眼马队长。

马队长耐心地笑笑：“不要太死板！灵活一点，譬如说批判，你在田间地头，给社员讲话，批评一些错误倾向，那就算数儿嘛！”

秘书得到启发，又问起我来。

我却忽然瞧见，马队长在我的枕头边抓起了那个红皮日记本！天哪，那个东西怎么敢让他看呢？

“马队长，那本本儿记得乱七八糟……”

“随便翻翻！”马队长兴味很高，“好多先进人物的思想，是从日记里发现的……”

想挽救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