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人之所恶，惟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大道具有唯一性，这个唯一性将渐渐被认识与体现出来，故称道生一。唯一之中产生了或分裂成了对立面，成为二。二者互相斗争互相结合，产生了下一代的第三样事物。从此万象万物源源不绝，万物背负阴气，拥抱阳气，而通过阴阳两气的作用，以求达到和谐。

人们不喜欢的是孤单、寡独和不完善，但王公大人是这样自称的。这说明，天下事物，你有时好像是在毁损它，反而使它得到益处。有时是增益它，反而使它得到毁损。

人们都在教导着人，都在那里说什么是人们应该喜爱的，什么是人们应该避开的。那么我也要告诉旁人，我要教导旁人：强梁霸道的人是不得善终的，这是一切教导的第一课。

这一章的道、一、二、三的说法极有意义。道就是一，为什么还要说道生一？道的概念在前，道的存在在前，道中产生了万物与万象。物象多种多样，多种多样的物象却具有统一性、完整性、整合性、相同的道性。道与一之间是有一个多字存在的，没有多也就没有一的命名，没有对于多的感受也就没有对于一的寻找。正如此前讲过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多与一也是相生相形相通的。

一生二，就是从整体中产生了相反相成的对立的两方面事物与概念，有无、阴阳、乾坤、天地是也，这两方面相交、相和、相激荡、相补充，便产生了第三个极点——人，或说对立的两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产生了第三个方面，产生了两方面交合所生的第三方面，第二代的新事物的代表。

于是，万物万象源源不绝，生而不绝，灭而不绝，一而多，多而一，万象归一，九九归一，大道永远。

这些数字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其重要性是明显的。一是唯一，是大道，是起源与归宿、本质与本性。二是对立的两面，是斗争的必要性的依据。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二，强调蒋某人要搞天无二日，而毛偏偏要给出来第二个太阳，强调一分为二。这与一生二的说法还不完全一样。因为一生二，是从一中分离出或派生出互相对立而又依赖互补的两个方面，原来的一可能仍然存在，仍然主导着统一着二。而一分为二，是指一分裂成了互相对立乃至不共戴天的二，有了二以后，一已经不复存在。他强调的是斗争，老子强调的则既是斗争更是统一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家庞朴提倡一分为三，即对立的两方面斗争的结果应该是第三个方面，新的方面，用王蒙的话来说是新一代的方面出现。庞朴说，比如，我们讲一抓就死，一放就乱，那么能不能出现第三种状态呢，即能不能出现一种不死也不乱的新的体制或工作程序呢？

承认第三种情势、第三个方面出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而死守一分为二，会使自己陷入翻烙饼、荡秋千的左右摇摆。例如所谓“文艺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就长期以来摆脱不了左了右了的恶性循环，耗费了多少精力，伤害了多少作家??直到第三个方面例如人民的文化需要与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国家的文化服务与文化战略的出现。

我尊重一，并警惕一的僵局僵硬。我懂得二，并迎接二的挑战，琢磨二的协调的可能性。我欢迎三，并注意三渐渐成了一以后还有一、二、三的分化与万物杂多共生、情势会愈来愈复杂化。

至于孤寡不谷等，有说是自二十九章（错讹）移入的，有重复，但用词不尽相同。《老子》虽然用字简古，仍然有它的强调与重复，叫做不厌其烦。这里突然用极强有力的口气大贬了一回强梁，恐怕也是有感而发吧。不论是政治上、社会里、思想界与文艺圈子里，以强梁自命、以强梁的姿态扣帽子打棍子划圈子、斗红了眼的变态心理，自古已有之，而且是被老子深恶痛绝的。

“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老子讲得有力度、很重、很直白、很露骨也很强烈，不像他的别的话那么抽象玄妙，这话像是诅咒。我估计，老子对于强梁者深有体会，深感愤怒。数千年后的我与老子有同感。

还有几句话留下了解读讨论的空间。万物负阴而抱阳，或解释为背对阴、面对阳，或解释为载负着阴、怀抱着阳，不论怎样解释，都是讲万物皆有阴阳的两个方面，都是又背又抱。冲气以为和，这里有一个古人的对于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的观念。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是内功，是对于身体——物质的统领。国人自古崇拜气的概念，推崇气功。这里的气，似指一件具体事物或人物的精神——物质——本质。古人不知道元素周期律与化学变化、物理变化的原理，又无法从单纯物质的状况解释万物的各种变化，便设想为气，气是无影无形的，变化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气与气相交合，比物与物相交合更易理解。所以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到万物，就要讨论这万物交合变化是怎么样发生的了。

气也是老子以及古代国人的一个概括万物的假设假说。或者可以解释为道是一；阴阳，就是一生了二；冲气以为和，阴阳和，就是三气了，也就是二生了三了。从气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先贤对于概括世界所付出的努力。

怎么又引出了侯王自身的谦称来了呢？或许是谈到万物，老子觉得应该为侯王在万物中的地位作一个阐发。越是侯王，越要称号人之所恶。

其实，这方面，称谓、自称能够起的作用很小，“文革”中把各群众组织头头称为勤务员，这并不妨碍勤务员们发展自己的政治野心与拔高自身地位的欲望。如果孤呀寡呀不好听，但当它们变成侯王的代号的时候，它的含义与褒贬也就变化了。

增益与毁损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损之而益，益之而损，这样的事例无数，例如父母之与子女，溺爱贴补，适成其害。有关人士的严格要求与批评责备，才是真正的增而益之。特别是言论，天花乱坠地为自己添彩的结果往往是降低自己的威望；而实事求是地自我批评，表面上看是损害了自己，其实是增益了自己的影响。不难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