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５８９年伐陈之役，他２０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５１．８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６１３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６１４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６１８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２０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６００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５９４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５９５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５９８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继承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悲剧性的结局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