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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2)


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

靠 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士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 后,拼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 下去,嘴里唔唔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骂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

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衔,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

“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

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浑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

“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

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

“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搡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

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搡,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

“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杜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

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的一声怪叫,声音惨瘆得吓人。

杜 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 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 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

“痛得厉害?”周志明问。

“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

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杜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

捆 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旧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 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儿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势来,该犯浑也得犯浑!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 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

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

“告谁?”

“告田保善。”

“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

“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

“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

“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

他 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 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们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 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

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 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 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蜷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 湿了……

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

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

最 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941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 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 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 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 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

昨 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渡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 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 了。

“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

“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

“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

“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

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

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

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

“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吗?坏人还是有的……”

干 吗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

“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

宋 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脆 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 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 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

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

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

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

“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

“你想买什么?”

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

“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

“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

“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

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

施 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 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 退缩的意思。

“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

“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

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

施 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 “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 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吗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 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

“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

“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 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 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 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

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没工作。”她说。

“你住什么地方?”

“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

“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

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

“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

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

“你是来卖东西的?”

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

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

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

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

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

“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

“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

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

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

“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

“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

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

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

施 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 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 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 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 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 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整 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 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 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 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 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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