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有那么几天，军训遇到了困难。我们几乎是逆流而行。军旗已在对岸寻找我们了。河水要能冻成冰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感到它又宽又长，像离圣诞节还有两年似的。完全没有冬天的景象，只有弥漫的浓雾，完全像是从水里升腾起来的一种瘴气，它会使人全身酸疼，引起伤风感冒。要说老天爷也是长了眼睛的，他大慈大悲，知道人们已经没有取暖的东西了，要是他还送来严寒，那岂不是这里冻死一个，那里冻死一双吗。干吗要引起人们这多的不满和怒喊呢。何况这种浓雾对痨病还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让你一个劲地咳，咳呀、咳呀，咳得你不能再咳了，那大伙儿也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安宁有了。只不过你个人算是倒了霉，但谁也不会去为一个痨病者的死亡大喊大叫的。

我们队伍也就这么稀稀拉拉地朝前赶，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才进到一个村子，那里全是些黄色、蓝色的矮平房。村里的人像是死绝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谁也不理我们。大姑娘对丘八微笑送秋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啊，只是在歌曲里还能听到，而在现实生活中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瞧我们一眼。

我们在村里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扎营，恰好在一个小饭铺的前面。这倒是个好机会，我说，咱们干吗要把钱留在口袋里呀，它不会给我们变出个火炉来的，倒不如去饭铺里暖和暖和。于是我们去了。真倒霉，门钉得死死的，我们捶了几下也没个回音，真想把它砸开。一想，何必呢，外面都这么潮湿阴冷，里面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

嗨，反正已经发了稍息令，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呆在广场上干瞪眼，去挨饿受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小饭铺的旁边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店，门上写着：概不赊帐。

真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赊帐，何况我们本身就是债主，我们还等待分期付款呢。可我们还得卖苦力，还得忍饥挨饿。现在我们就饿着。我们只是要点面包、咸肉之类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去开小店的门，响起了铃铛声。一些商店的老板通常都喜欢到工厂去订做自己铺子要挂的铃铛，从不把订做的铃铛转卖给别人——如果我是个瞎子，像刚才这种响声，那我准知道，我是来到了一个杂货铺，那我也可能像奶奶和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只买一个铜板的块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铃铛声，好像只响了一半，而不是它的全部响声，像是谁偷走了它的半个芯，它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能耐，它的那个实芯像是丢了，不管怎么说，听起来它是缺少了点什么。

“大娘，”我说，“我们来要点咸肉。”

我没瞧见她人，可是我知道，她准是坐在那边黑洞洞的某个地方，灰白的头发，动作敏捷，眼睛机灵，在柜台后面来回不停地打转，能照管到整个店堂。果然不错，她是坐在那边，可她的头发却更加灰白，脸色发青，很不灵活，她发话了：“咸肉？我们没有。”

“那么香肠，大娘，”我说得更加委婉。

“香肠？我们没有。”

“喏，大娘，”我说，“大批的可能没有，品种也不会那么齐全，哪能同饭馆的菜单相比呢，吃完了正餐，还来点甜点心。只给我们来半个长面包就够了。”

我这个人总喜欢开个玩笑或弄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可一想，过一会儿就得出发，肚子还饿得咕噜咕噜作响。

“这样吧，大娘，我们还要赶路，空着肚子怎好行军呢，您是不是让我们进厨房里去看看？”

“你们去吧，”她说，并随手将门推开，“去吧，那里也不会有的。”

我去了。看来是没有。

门被一条粗汉带上了。

“我们想来要点面包，”我解释说。”赊帐不行，”那条大汉斩钉截铁地提高了嗓门说。

“我们不赊帐，我们有现钱。”

“可我们没有。”

“那我们可以给你们。”

“我们又拿什么呢，”

“拿杂货铺的某些东西，拿……”

拿什么？拿什么？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店堂，这就明白了，刚才杂货铺的铃铛为什么响起来好像是缺了半个芯似的，原来盛着琳琅满目、香味扑鼻的各种杂货的货架、口袋以及一格一格的抽屉全都空出来了。现在这间屋子显得倒不算太黑，我的眼睛能见量又大了些，一眼望去，这店堂空荡荡的。

“大娘，”我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娘不语，倒是那条粗汉答话了。他说人们唱着一首可怕的歌子，还说人们总想骂人。村里的情况糟糕得很。已经有两年没活干了，树林的灌木丛也已有两年不见长出什么新树来，饥饿的樵夫只好改行去给他人篆刻墓碑，得点钱还不够偿还新近的债务；信贷失灵，苛捐杂税加重。而我们还想在这里买些什么，还说给他们钞票，这不是找上门来挨骂嘛。

只见一些空麻袋奇怪地拖曳着，货架也是七歪八倒的，只在靠近柜台的一个货架上还有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和几捆鞭子，就这些东西。这条粗汉将一大口唾沫吐到一块木板上，那板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赊帐——无望中的一点希望吧，然后他用自己那只宽大的手将唾沫搓掉，擦净了用粉笔记下来的这一年里的所有赊帐，顿时，就像是的鼻子发酸，于是鼻涕眼泪一下子弄湿了这块木板，接着只见一只鞋子飞了出去，那木板被踢了一个底朝天，只见背面写着：杂货铺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几捆鞭子……突然一种恐惧向我袭来，我把一个克郎紧紧地攥在手里，放进口袋的深处，转身向门口走去。

当我们感到十分尴尬、极为可怕的时候，列金卡来了。

我真觉得，她是来搭救我们的，是来把我们从一种令人不快、可说是某种狂乱的、被浓雾深深地罩住的境地里解救出来。小小的列金卡，鼻涕还未擦干净呢，头上扎着她妈妈的头巾，显得特别活泼愉快，就像是刚参加过一个春光明媚的花园舞会才回到家里来似的。

“你们带我去吗？”她问，圆瞪着双眼。

倘若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这样发问，我想，你一定会闭上眼睛，定一定神，然后会说出一个“不”字来的。而当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如此信任地来问你，我看你一点也不会含糊、躲躲闪闪；更不会把帽子拉下来将脸盖住，或用手捂住耳朵。列金卡只有八岁。

“我们带你去，”我说，“你知道我们会带你去的。那你想上哪儿去呀？”

“到城里去。”

“那我们就带你上城里去吧。你想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买东西，”她说。她这句话把所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店堂里的人都逗乐了。

“好呀，把整个百货大楼都给搬来吧。”

连那个有点奇怪的大汉也都笑自己小女儿的天真。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用手擦了擦十字架。

列金卡要去买东西。列金卡她有钱。列金卡她还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旦她稍大些，她就会知道当前的情景有多可怕。打今年春天起，她就梦想着谁能给她一点钱，她就把这个空空荡荡的店堂布置一番，好好地过一个圣诞节。从春天起她就做着这个梦。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一旦得到一个铜板，也会立刻拿去买块糕饼或一根棒棒糖的。而列金卡偶尔也能得到一个铜板，可她并不为不能去糖果铺而觉着遗憾、不快，相反，她一有了点钱，立刻径直地朝那个早已无人去捡蛋的鸡窝奔去，那儿有她用自己最后的雪花膏瓶盛着的宝藏，也就是她的保险柜。

“打春天起就开始了，列金卡，那你的钱一定攒得不少大约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她对我们还有所怀疑。可我们却大饱了眼福，我们大伙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个究竟。列金卡十分严肃地抽出了她的左手，只见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被紧紧地攥在她手里。当她打开这个小包的时候，还环视了一番，看我们中有否见钱就眼红的人，而后她将钱摆在柜台上，叠成一垛一垛的。二十、三十、六十个赫勒，一个、两个、三个、八个、三十八个克郎。

“全部财产。列金卡，买什么？”

买核桃、买糖果，给父亲买双袜子，项目开了一大串，差不多比二十个赫勒排成一排还要长。

二十个赫勒为一垛地摆在柜台上，然后这几垛用来买袜子，那一个克郎买糖果。硬币碰着柜台的硬木面发出当啷声，这时杂货铺的铃铛声响了。

一位身着一件毛都快掉光了、显得十分寒碜的皮大衣的人来访。

哟，这位先生我们不早就认识了吗。我们进村不久，他就像条忠实的狗总跟在我们的后面，他喜欢我们，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六十个都是带枪带刀的军人，他还跟我们玩假兵的游戏。等我们驻下后，他还挨家挨户去吩咐、关照一些事情，看还剩下一些什么问题没解决。

我们认识他。

是个好的刑吏。我虽然不曾见过他的眼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双蓝色的。

很快我们就熟悉热闹了起来。这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他还能从这铺子里弄到什么呢。很可能他是来为我们找面包的。也许不，他是来要这些蜡烛或鞭子？我们敢打赌，他是来拿这些鞭子的——等一支蜡烛烧尽了，你才去找它上面曾贴过什么样的商标。

刑吏阴沉不快地环视了一下店堂。

“什么也没有，是吗？”

“是的，什么也没有。”

他拽住了鞭子的一端——你瞧，我们猜对了吧，他想拽一些质地优异一点的，也就是编得紧一些的，以便抽打起来能发出更好听的“啪啪”声——他重又把它放下了。连鞭子都不怎么带劲。年轻人，这是什么世道啊，简直令人不解，这还是个什么杂货铺呢，这岂不是对那块板上写着“杂货铺”三个字的一种讽刺嘲笑吗。

“什么也没有，喏，那我们就走吧。”

列金卡站在一个角落，她把自己的宝藏赶紧用手绢包起来。

“那我们走吧。看你这身打扮，列金卡，你是要上哪儿去吗？”

“到城里去，刑吏先生，去买东西。”

老好的刑吏说得十分缓慢且和善：

“好啊，好埃去买东西。有哪个地方你没有钱去能买到东西的？那我也到那里去。”

列金卡遭到奚落。没有钱。谁说她没有钱。列金卡重又打开了她的小包袱，柜台上重又响起了硬币的当啷声。列金卡已经使我们相信了，我看，这位先生也会同我们一样相信她的。当守本分的刑吏看到了这些钱，听到了列金卡如何一点一滴地攒起来的，如何把谁给她买糖块、买果子的钱省下来，又从谁那儿得到了采摘樱桃的钱后——倘若真有天国，我就把他们直接送到那边去，何必活受罪呢——他抚摸着列金卡的头，说她真乖，真听话，要永远像这样听话，随即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本子，在本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把纸撕下来，交给了那位粗野的杂货铺老板，说道：“我入到了去年的帐上，”他说，“还剩一百八十个克郎没给，我还没包括手续费，不过那将是很便宜的。再会。”

他要走。

路经柜台时，他把列金卡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呆呆地望着他，死死地盯着他，我的头在发晕。他会回来的，他不能这样做，他这是在闹着玩的，他是个好人呀。

杂货铺的铃铛响了。就响了一次。没有响第二次。

刑吏站在门中间，他又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这会儿，他把手伸进口袋里——你赶快伸呀——他掏出来钱——你赶紧掏呀——他把钱给列金卡——给呀，他给她五个赫勒，并且说：“你真乖，愿你总是这样听话，让你双亲都高兴快乐。”

铃铛声第二次响起，响得那么可怕、强烈，整个心都在猛烈地敲响，像突然拉起了警报似的，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而我们已在村中广场上站好了队，扛起了枪，准备出发了。

当我们开走的时候，从水里升起来的浓雾仍然弥漫着大地，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当然也就瞧不见那条忠实的狗。

而列金卡呢？

明摆着的，她哭了。

发生在本世纪的经济竞争这一不利形势中的这个一九三二年的军队圣诞节的故事并非臆造、杜撰，连那浓雾，那两打蜡烛，那个列金卡以及那个守本分的刑吏都是真的。它紧紧围绕和紧扣住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个士兵所曾见到的真实情景。所以说不可能杜撰出来一个结尾——它也不会有结尾的。

它还是没有结尾。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捷〕伏契克蒋承俊译

我的果实系晚熟之列，

从地狱污水升起的浓雾中汲汁、甘甜，

当雾气弥漫忧郁的草原，

当初雪履盖蜿蜒的山峦。

弗-克-沙尔达

我亲爱的。

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想再有那么一天，重新生活在和平、宁静、舒适与满足中，在书籍友爱的怀抱里，写下我们曾共同谈论过的、二十五年来在我脑海里构思和成熟起来的一切是没什么希望了。当他们捣毁了我珍藏的书籍的同时，他们也就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埋葬了。但我决不屈服，决不让步，坚决不让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在这间２６７号白色牢笼里不留丝毫痕迹地完全毁掉。因此，我现在正从死神那儿窃取来的一点时间，抓紧写一些捷克文学的札记。请你永远记住将要把我的手稿转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不至于完全、彻底地从人世间消失。他给我的笔和纸，唤起了我一种只在初恋时才会有的感情，引发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绪。当然眼下没任何文献资料，更无从引经据典，要写出一点东西来是不容易的，即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些活生生的，我似乎可以触摸到的一些东西，然而对我的读者来说却会是些模糊和不现实的。因此，我得首先给你，我亲爱的，给我的助手和第一个读者写信，因为你最能猜透我的心思，而且你还可以和拉扎以及我那位白发苍苍的出版家一起做些必要的补充。我的心和脑子可说是装得满满的，但这儿的四壁却空空如也。你要写有关文学评论、札记一类的东西，而手头上却连一本哪怕只让你瞟上一眼的参考书都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

命运原本就是那么荒诞不经。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那广袤的旷野、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之中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像只小鸟或一簇灌木，一片云或一个流浪汉。然而多年来，我就像树根一样地注定要生活在地下。这些树根或许长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发黄的，它们被黑暗与腐烂物包围着，然而它们却使地面上的生命之树昂首挺立。无论有多大的风暴也休想将那根深蒂固的生命之树吹倒。这就是树根骄傲之所在。我也以此感到骄傲。我从不后悔我成了树根。

我没什么可悔恨的。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并且乐意去做。但是那光明，我钟爱的光明，我多么愿意破土而出，在它的光照下茁壮成长，长得挺拔高大；我多么希望也能开花，也能结出可供食用的果实来呀。

喏，有什么法子呢？

在由我们这些树根支撑着的树上，一代新人正在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他们是社会主义一代的工人、诗人以及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纵令迟一些，但他们将会更加出色地去评论我已无法评论了的一切。这样，我的果实方能变得甘甜和丰硕起来，虽然已永不会再有白雪飘落到我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