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牌会的次日，范-霍珀夫人醒来时咽喉干涩发痛，体温一百零二度。我给她的大夫挂了电话，大夫立刻赶来，诊断说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在我同意你起床前，你得躺着休息，”大夫叮嘱说。“听上去你的心跳有点异样。如不绝对卧床静养，是很难好转的。我的意见是——”他转身对着我说，“替范-霍珀夫人找一名特别护士来。你连扶她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护理两星期左右就可以了。”

我觉得另请护士未免荒唐，就表示异议。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范-霍珀夫人同意大夫的建议。我想，她是巴不得小题大作。这样，人们就会来探望，或是写信表示慰问，还会有人送鲜花。她对蒙特卡洛已开始腻烦，身染微恙不失为一种调剂。

护士将给她打针，并施以轻微的按摩；她还得按规定食谱进食。护士来后，我就走开了。当时她的体温已开始下降，背靠着叠起的枕头坐在床上，披着她最华贵的睡衣，缀有缎带的闺房小帽覆着脑门，显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松了一口气，可是又因此觉得内疚，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去给她的朋友打电话，取消原已安排在当夜举行的小型聚会，接着就比平时提前整整一小时到楼下餐厅去吃午饭。我原以为餐厅定然空无一人，因为客人一般都不在一点钟前吃午饭。果然，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是我们的邻桌已有人占了。真是意外！对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他不是去索斯派尔了吗？毫无疑问，他怕一点钟再碰到我们，这才提前吃午饭。这时我已穿过半个餐厅，没法再扭头往回走了。前一天在电梯口分手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他。因为他很乖觉，未在餐厅吃晚饭。此刻提早吃午饭想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种场面该如何应付，我没有经验。我要是年长几岁，受过另一种教育，该多好！我国不斜视地朝我们那张餐桌走去。展开餐巾时，我竟碰翻了一瓶僵直的银莲花，真是报应！谁叫我笨手笨脚的！水渗过桌布，滴滴答答流到我裙子上。侍者远在餐厅另一头，再说他也没看见这儿有人闯了祸。可是邻座容却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手拿一方干的餐巾。

“你可不能坐在湿漉漉的桌布旁吃饭，”他不客气地说。“会让你倒胃口的。快走开。”

他动手去擦桌布。这时，侍者看见了，赶快走来帮忙。

“我不在乎，”我说。“一点儿没关系。反正就我一个人。”

他没吭声，侍者走来，动作利索地把花瓶和撒了一桌子的花拾掇了。

“让它去吧，”他突然吩咐侍者。“去我桌上添一副刀叉。小姐同我共进午餐。”

我气急败坏地抬起头来说：“喔！不，这可绝对不行！”

“为什么？”他问。

我搜索枯肠，想找个借口。我知道他并不愿意同我共进午餐，只不过虚礼敷衍而已。我会毁了他这顿饭的。我打定主意有话直说。

“不，”我央求道。“请不必客气。承蒙你邀请，不过只要侍者把桌布擦一擦，我就在这儿吃也蛮好。”

“可我不是同你客气，”他并不让步。“我很希望你能同我一起吃午饭。即使你没有冒冒失失地撞翻花瓶，我也会邀请你的。”他大概从我脸上看出狐疑的神情，所以就微笑着往下说：“你不相信我，那也没关系。过来坐下。要是不愿意，咱们不一定要说话。”

我们坐下了。他把菜单递过来，让我点菜，自己却若无其事地只顾继续吃那道餐前的开胃小吃。

孤高是此人独特的个性。我相信，我们两人可以就这样埋头吃完一顿饭，一句话也不说。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因此感到任何不自然。他才不会来考问我的历史知识呢！

“你那位朋友怎么啦？”他问。我说她得了流行性感冒。他说：“真糟糕。”过了片刻，他又接着说：“我想那便柬你收到了。我很惭愧，我的举止太不成体统。对此我只能找到一个借口：单身生活使我变成了粗鲁的乡巴佬。所以，你今天跟我共进午餐，我很领情。”

“谈不上粗鲁，”我说。“至少她并没感觉到。她那种好奇心——她倒不是有意冒犯；她对谁都这样，我是说，对有地位的人。”

“这么说来，我倒应该感到不胜荣幸才是，”他说。“她为什么把我看作有地位的人？”我迟疑片刻后才回答：

“我想是因为曼陀丽吧。”

他没作声。我又一次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像是闯了谁的禁区。我不明白，一提到他的家，那个一传十，十传百，人所共知的家，连我这样的小人物也听说过，怎么老是使他讳莫如深，顿时就在他和别人之间筑起某种可以称之为屏障的东西。

一时，两人都不说话，只顾埋头吃饭。我记得童年时代有一次到西部乡村去度假，曾在某个村落的小铺子里买了一张彩图明信片。图上画着一幢大宅。当然，画很拙劣，色彩也俗气。可是即使有这些缺点，画中的大宅仍不失其匀称美：平台前宽阔的石级；绿茵茵的草坪朝着海滨延伸。买这张明信片，我花了两个便士——一星期零用钱的一半。后来，我问开铺子的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图片上画的是什么。对于我的孤陋寡闻，老太婆着实吃了一惊

“那是曼陀丽啊！”她说。我还记得自己如何灰溜溜走出铺子，她的指点并没使我开窍。

这张明信片后来不知往哪本书里一夹，早就寻不见了。但也许恰恰因为还记得那张明信片，我才对他那种守口如瓶、提防别人的态度抱有同情。他讨厌范-霍珀夫人之流问长问短，打扰个没完。兴许，曼陀丽这地方有什么神圣之处，因而才不同一般，不容别人议论吧。我可以想象范-霍珀夫人如何踏着咚咚的大步，浏览曼陀丽的房间，以她那种尖利断续的笑声撕裂周围的宁静；她可能是付六个便士买了票，才得以入内参观的。我和他一定想到一块儿去了，因为他开始谈到范-霍珀夫人：

“你的那位朋友比你年长多了。是亲戚？认识很久了吗？”看来，我和夫人的关系对他仍是一个谜。

“确切地说，不是朋友，”我告诉他。“是雇主。她正训练我成为人们称之为‘伴侣’的角色。她每年付我九十英镑。”

“我倒不知道伴侣还能花钱买呢，”他说。“听来真野蛮，很像东方奴隶市场上的买卖。”

“我曾在字典里查‘伴侣’这个词，”我对他说实话。“释义说：‘伴侣就是心腹朋友。’”

“你跟她可没有多少共同点，”他说。

他笑了。笑时，他显得年轻一些，不那么超然，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干这一行呢？”他问。

“对我，九十英镑可是一大笔钱，”我说。

“难道没有亲人吗？”

“没有——都死了。”

“你的名字很可爱，很别致。”

“我爸爸生前就是一个既可爱又不同凡响的人。”

“跟我讲讲你爸爸，”他说。

我手棒一杯香橼①水，眼光从杯子上方越过，打量着他。说我爸爸的事可不容易，通常我也从不跟人谈起他老人家。爸爸是我珍藏心底的宝贝，只为我一人所有，正如曼院而仅为我的邻座容一人所有一样。我可不想在蒙特卡洛一家饭店的餐桌上，随随便便把爸爸介绍给陌生人——

①一种大柠檬。

围绕着那顿午餐始终有某种奇异的梦幻气氛，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充满着不可思议的魅力。那夭，我还是那副女学生模样；就在前一天，我还曾坐在范-霍珀夫人身旁，古板拘谨，哑口无言，畏葸端坐。可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我的家史已不复为我一人所有，我竟对素昧平生的一个男子把家史和盘托出。不知怎么的，我觉得非说不可，因为他，就像那位无名绅士一样，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的羞怯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那不愿说话的舌头也解放了。于是，往事一股脑儿奔渲而出：儿时琐碎无聊的隐私，各种甜酸苦辣。我感到，从我十分拙劣的叙述中，他似乎多少了解到我父亲往昔朝气蓬勃的性格以及我母亲对他的爱。母亲把爱情化作一种生命的活力，使爱情带上神性的光辉，以至于在那个令人心碎的冬天，父亲患肺炎死去之后，她只在人间多呆了短短五个星期，便也绝据长逝了。我记得说到这儿曾上气不接下气的停顿过一会儿，觉得一阵头晕眼花。这时，餐厅里已经高朋满座，伴随着管弦乐队的琴鼓喇叭，人声笑语不绝于耳，还有盘碟清脆的碰撞声。一看门口上方的钟，我发现已经两点了。我们在餐厅里呆了一个半小时，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我猛地回到现实中来，手掌心滚烫，突然不自然了。我涨红脸，期期文文地表示歉意。他可不听这一套。

“开始吃午饭时，我对你说过你的名字可爱又别致，”他说。“如果你不见怪，我还补充一句：这名字对你父亲固然合适，你也受之无愧。同你一起度过的这一个小时使我十分愉快，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没领略过这种滋味了。你使我跳出自己的小圈圈，摆脱了绝望和内心反省，这两者一年来害得我好苦！”

我看着他，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先前那种桎梏不再那样禁锢着他，这样他才更像个现代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从四下萦绕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你知道，”他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我们，把你我两人，连结在一起。我们俩在世上都是孤独的。对了，我还有个姐姐，只是不常见面；还有一位老奶奶，出于当孙子的义务，我每年拜访她三次。但是两位亲人都不是伴侣。我得向范-霍珀夫人祝贺，你只要九十英镑一年，够便宜了。”

“你忘了，”我说，“你有个家。我却无家可归。”

一说这话，我就后悔不迭。他的眼神重又变得深邃莫测，我则又一次觉得如坐针毡般的难堪，一个人要是不慎失言，总会有这种老大不自在的感觉。他低下头去点香烟，没有马上回答。

“就寂寞而论，一幢空房子，可能并不比一座熙攘喧闹的旅馆强，”他终于说话了。“问题在于那幢房子还不免带点儿个性。”他深吟半晌，我以为这下他终于要谈到曼陀丽了，可是有什么东酉束缚着他，某种病态的恐惧心理挣扎着浮上他的脑海，占了上风。于是，他吹熄火柴，与此同时，方才一闪而过的那点儿自信也烟消云散了。

“这么说，‘心腹朋友’可以放一天假罗？”他又以平淡的语调对我说话，这种语调使我俩中间产生一种不必拘束的亲切感。“咱们的这位朋友打算怎么打发假日呢？”

我立刻想到摩纳哥那鹅卵石广场，那座带狭窗的房屋。我可以带着素描画本和铅笔在三点前赶到那里。我居然把这些都对他说了，说时也许稍带羞涩，那些虽无才华却喜好某种微不足道的玩意儿的人都这么说话。

“我开车送你去，”他由不得我表示异议。

我记起前一天晚上范-霍珀夫人关于不得放肆的警告。他会不会以为我故意谈到摩纳哥，巧立名目，以便搭车？想到这儿，我窘极了。这种丢脸的事情，范-霍珀夫人是干得出的。我可不愿他把我们两人看作一路货。跟他吃过一顿午饭，我的身价已经大增。所以，当我们起身离开餐桌时，那矮个儿餐厅侍者领班竟三步并作两步赶将过来，替我拖开椅子，他朝我深深一鞠躬，脸带微笑，跟平时那种不屑一顾的淡漠神态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领班替我拾起掉在地上的手绢，还说他希望“小姐午餐吃得满意”。连仁立在转门旁的青年侍者也向我投来恭敬的目光。对于这一切，我那同伴自然习以为常；他又不知道昨天那盘切得不成样子的火腿。看到侍者态度大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看不起自己。我又回想起父亲，他老人家对以外表度人的势利丑态是极为蔑视的。

“你在想什么？”我们沿着走廊向休息室走去。一抬头，我发觉他正好奇地盯着我瞧。

“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他问。

餐厅侍者领班的殷勤引出一连串的回忆。喝咖啡时，我对他说起那个名叫布莱兹的女裁缝。那一回，范-霍珀夫人定做了三件上衣，女裁缝可乐啦。后来，在送裁缝上电梯去的路上，我曾想象她将如何在那狭小闷塞的工场背后的小客厅里，赶制这几件衣服；生肺病的儿子也许就躺在她身旁的沙发上，日益瞧悴下去。我甚至想象出女裁缝如何眯缝着干涩的眼睛，穿针引线；屋子里衣料的碎片撕了一地。

“是吗？”他微笑着说。“你脑子里的图画与事实相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