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点行装！起程真烦死人：忙着寻找失落的钥匙，领取空白的行李标签，包装薄纸狼藉一地，我讨厌这一切。即使在今天，我已习惯于动身出门，或者像俗话说的那样以旅馆为家，打点行装依然叫我心烦。今天，砰砰关上抽屉，打开旅馆或临时租赁别墅内那些毫无个性的衣橱和衣架，整理行装，已经成为生活里有条不紊的常规，但我仍感到悲凉，若有所失。这里毕竟是我俩住过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不管逗留的时间何其短暂，即使只有区区两个夜晚，这地方曾经属于我们，这里留下了我们的痕迹。这并不是指留在梳妆台上的一枚发针，阿斯匹林药片的空瓶或枕头底下的手绢。不，不是指这些物质的有形痕迹；我们留下的是一生中的一个时刻，是思想和心境，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

这所房子曾接纳我们，我们在这儿互诉衷情，相亲相爱。但那已是昨天的事。今天，我们继续赶路，从此再也看不见这所房子。我俩身上都发生了些微的变化，再也不与昨天的自己完全一样了。有时我们在路边小客店歇响吃饭，我走进一间黑糊糊的陌生屋子去解手。我是第一次捏到这个门把，第一次看到这剥落成条的糊壁纸和洗手盆上方那面映像滑稽的小破镜。此刻，这一切都属于我，我和这些物件彼此相识。这一切都属于此时此刻，不是以往，也不是未来。此时此刻我在这儿洗手，破镜子映出我的脸，超越了时间的流逝。镜子里出现的是我，这一刻仿佛凝滞了。

接着，我打开门，走进饭厅。他正坐在桌旁等我。我顿时意识到倏忽之间自己又年长了一些，在人生的道路上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跨出一步。

我俩相视而笑，一起点菜用饭，一面天南地北地闲聊。可是我暗暗对自己说，同五分钟前离开他时的自我相比，我已稍有改变；那个女人犹在往昔流连，我已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更年长，更成熟的人……

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蒙特卡洛的“蔚蓝海岸”旅馆换了经理，改了名，房间都重新布置，里面整个儿变样了。二层楼上当年范-霍珀夫人租用的那一套房间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我的那间小卧室大概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天，我跪在地上，笨手笨脚地替她的皮箱上锁，当时就有一去不返的预感。

皮箱啪地一声上了锁，我也就结束这一段遐想。望望窗外，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影集里翻开了另外一页。远近的屋顶和大海不再归我所有，而是属于昨日，属于往昔。随身衣物收拾停当之后，房间显得空荡荡，似乎巴不得我们快走，准备明天接待新客。大件行李已捆扎就绪，上了锁就放在外面的走廊里；小件衣物还得收拾。废纸篓塞满乱七八糟的东西，快撑不住了。这里有她的药瓶（里面还装着半瓶药）、丢弃的雪花膏罐、撕碎的账单和信件。抽屉洞开着，镶镜衣柜已空空如也。

前一天晨餐时，我正替她斟咖啡，她丢过来一封信，并告诉我：“海伦星期六坐船去纽约。小南希可能生了阑尾炎，所以他们打电报催海伦快口去。这一来我的主意打定了，我们也马上动身。欧洲委实无聊得要命，不妨等到初秋再来，怎么样，带你观光纽约这个主意不错吧？”

这主意比坐牢更可怕。我一定愁形于色，所以她始而惊讶地望着我，接着就生气了：

“你这孩子简直荒唐，不识好歹！我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你难道不知道，只有在美国，像你这种没钱没势的年轻姑娘才能过得舒心。男朋友成群，那才有劲呢！都是些和你门当户对的小伙子。你可以自己找几个朋友，也不必像现在这样成天听我使唤。我原以为你并不怎么喜欢蒙特卡洛。”

“我只不过是在这儿住惯了，”我可怜巴巴地想出这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心里可直嘀咕。

“那么，你就必须使自己也习惯于纽约的生活。行啦，就这么定了。我们得赶上海伦的那班船，所以立刻就得联系车票。你马上到楼下接待室跑一趟，让那小伙子办事麻利些。这一整天可够你忙的。哼，这样也好，省得你有时间为离开蒙特卡洛发愁。”她阴险地一笑，把香烟捻熄在黄油里，接着就去打电话通知朋友们。

我没有勇气马上到接待室去办这件事，于是，就走进浴室，锁上门，双手抱头坐在软木垫毯上、事情终于发生，得准备动身了。一切都完啦！明天晚上我将坐上火车，像个女佣人一样，抱着她的首饰盒子和她在车上用的护膝毛毯。卧车车厢里，她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头戴其大无比的崭新女帽，上插一支孤零零的鸟羽，身子缩在毛皮上衣里。我们将在那阿塞的小房间里漱洗。因为车行震动，房门呕嘟呕嘟作声，脸盆里溅出水来。毛巾湿漉漉的；肥皂上沾着一根头发；餐桌上的饮料瓶装着半瓶水；壁上则是千篇一律的通告：“Sonslelavabosetrouveunevase①”。列车吼叫着前进，每一次哐啷，每一下震动和摇晃都在宣告，我正离他越来越远。而他呢？他也许正坐在餐厅里我熟悉的那张桌旁看书，既不想念，也不留恋——

①法语：盥洗盆下有便壶。

动身前，也许会在休息室里跟他道声再会，但因为夫人在场，仅仅只能偷偷做个仓促的表示。道别之后，也许会有短暂的沉默，接着相互一笑，说几句客套话，诸如：“当然啦，一定得来信啊！”“喔，你真客气，我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务必把照片寄来啊！”“请问你的地址？”“我一定奉告，”等等，等等。接着，他若无其事地掏出烟来，招呼从身边走过的侍者送个火，而我却在一旁黯然神伤：“再过四分半钟，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因为我即将离开，因为我俩之间的友谊就此告终，一下子倒反而不知说什么好。我们就像素昧平生的路人，在此邂逅，既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但是我的心在剧痛中嚎叫：“我多么爱你，又多么不幸！这一切对我说来是生平头一遭，今后也决不会有了。”可是脸上还要装出平常的一本正经的假笑，嘴上还得哺哺胡说些什么：“看，那老头儿多滑稽！他是谁，大概是旅馆的新客。”就这样，我们在一起嘲笑一个陌生人，浪费了这最后的时刻。我们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此时我们自己也已经成了陌生人。

“但愿那些照片印出来还不错，”绝望之中，我只好老调重弹。他回答说：“是啊。广场上照的那张大概相当不错，那天光线恰到好处。”两人就这么漫无边际地胡扯，大家都心照不宣，按着一样的口径说话。其实，照片印出来是不是模糊，或者是否印得出，我根本不在乎，因为这已是最后话别的时刻。

我脸上挂着凄戚的苦笑，再一次向他道谢：“嗯，真得再好好谢谢你，玩得实在很‘来劲’①……”说话时用上几个平素不用的字眼。“来劲”，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天知道。我可不管，用了再说。那原是女学生观看曲棍球时使用的词，拿来形容过去几周悲喜交集的感受极不恰当——

①原文为“ripPing”。

接着，电梯门大开，范-霍珀夫人出现在眼前，我穿过休息室向她走去，；他则信步走回自己的一隅，随手捡起一张报纸。

坐在浴室的地上，我就这样做着一连串可笑的想象，还想到了旅途和到达纽约时的情景。我想到海伦尖利的嗓音，那女人简直是她母亲惟妙惟肖的翻版；还有南希，海伦的女儿，一个成天哭闹的小淘气。我想到范-霍珀夫人将介绍我认识的那些大学男生以及和我地位相当的银行小职员，都是些长着塌鼻子的油滑少年，轻佻地对我说：“星期三晚上出去逛逛好吗？”“喜欢爵士音乐吗？”而我还不得不装作礼数周到的样子。到那时，我一定也会像此刻一样，只想关在浴室里独自出神遐思

她来了，砰砰地撞门：“你在干什么？”

“啊，好了，好了。对不起，我这就来。”我故意打开水龙头，在里边忙乎一阵，把一块毛巾搭上横木。

我打开门，她疑惑地打量着我说：“你怎么在里头呆了老半天？今儿早上可没时间让你胡思乱想，要干的事情多着呢？”

几周之内他自然要回曼陀丽去，这点我敢肯定。大厅里，一大堆来信等着他，我在船上匆匆写出一封信也混在其中。这是一封言不由衷的信，闲话同船旅伴，仅仅想博他一笑。读完以后，他把信往吸墨纸台里随手一插，直到几个星期以后，某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午饭之前，他在付账时偶然发现了，这才匆匆目覆。以后，音讯告绝，一直到圣诞节才寄张贺年卡，让受件人再次痛感你只不过是无足轻重之辈。圣诞贺年片，上印的可能就是满地白霜的曼陀丽庄园。贺辞是烫金的印刷文字：“祝圣诞愉快，新年如意。迈克西米利安-德温特。”不过，为了表示友好，他可能破例用笔把贺年片上印着的名字划去，在底下亲笔写上：“迈克西姆赠”，而倘若贺年片上还有空余的地方，至多再加上一句：“希望你在纽约过的愉快。”接着，用舌尖舔湿信封的胶水，贴上邮票，把它往一大堆待发的信件中一扔完事。

“明天就走？太遗憾了。”旅馆接待室的职员一手拿着电话筒一面对我说。“下星期上演芭蕾舞，范-霍珀夫人知道吗？”基地，我从曼陀丽的圣诞节回到火车卧车的现实中来。

那天，范-霍珀夫人在餐厅吃中饭，这是她患流行性感冒以来第一次进餐厅。跟她走进大厅，我直觉得胸口阵阵灼痛。关于他的行止，我只知道他白天到戛纳去了，这是上一天他自己告诉我的。可我还是提心吊胆，生怕侍者唐突地跑来问我：“小姐今天是不是同往常一样与先生一道进餐？”所以，每当侍者走近餐桌，我就捏把汗，幸好他什么也没说。

一整天都在收拾行李。晚上，人们跑来告别。晚饭是在起居室里吃的，饭后她立刻上床。到这时为止，我还没见到他。九点半钟的时候，我借口索取行李标签，下楼到休息室去，可他不在那里，接待室那个令人厌恶的职员冲着我笑笑说：“如果你是找德温特先生，那是白费心了，戛纳方面来电话说，他在半夜以前不会回来。”

“我要一纸袋行李标签，”我回答说。但从他的眼色我看出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这么说来，连最后一个夜晚也被剥夺了。整个白天，我一直期待着这个宝贵的时刻，这样一来，也只得由我独自关在房间里苦挨苦度，呆呆地望着我那破旧的皮箱和塞得满满的帆布袋出神。不过，这样也好，因为倘若那晚和他在一起，我一定是个很糟的伴儿，他可能从我脸上看出我的心思。

我记得那一夜把头深埋在枕头里大哭了一场，年轻姑娘辛酸的眼泪滚滚不住。那时我才二十一岁，换了今天，就不可能哭得这么伤心。那天晚上真是哭得昏天黑地，两眼红肿，咽喉干涩。早上起来，我急得要命，用海绵浸着冷水洗脸，搽花露水，偷偷地敷粉，想把夜里大哭的痕迹掩盖过去。我平时不搽粉，这么一来其实反而招眼。同时，我还怕情不自禁地再哭，嘴角抽搐几下就可能引起灾祸，引出涌泉似的泪水。我记得自己曾推开窗户，探出身子，希望早晨清新的空气能拂散脂粉底下眼圈上的红肿，别让人一看就知道我哭过。太阳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亮；白昼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煦晴朗。蒙特卡洛突然变得友善而妩媚，成了世间唯一诚挚待人的地方。我爱蒙特卡洛，我的心头充满着柔情。我多么希望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可是，今天就得离开！我站在这面镜子前最后一次梳理头发；我在这脸盆里最后一次漱洗；我再也不会睡在这张床上过夜；我再也不会去扭这个开关熄灯。我穿着晨衣在这普普通通的旅馆房间里踱步，沉浸在离别的怅惘之中，不能自拔。

“你没受凉吧？”吃早饭的时候她问我。

“不，大概没有。”这倒是根救命稻草。如果我的眼圈过分红肿，待会儿可以用这个去搪塞一阵。

“我不喜欢在打好行李之后还拖沓着不走，”她咕哝着说。“我们本应打定主意坐早一班车走。要是想想办法，大概能弄到票的。这样，我们在巴黎就可以多呆些时候。打个电报给海伦，叫她不要凑我们时间了，另外想法子碰头。不知道——”她看看表，接着说：“我看让他们调车票还来得及，不管怎么样，可以试一试，你下楼去问问看。”

“好吧。”我是个十足的傀儡，由她随心所欲地差遣。我走进卧室，脱了晨衣，穿上那件从不离身的法兰绒裙子，套上自己缝的短褂。对于她，这会儿，我已不但是抱着冷淡态度，我开始恨她。这样一来，一切全完了，连早上这点时间也从我手里夺去，甚至无法在庭院里花半个小时——即使短短的十分钟也好——说一声再见！而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料到早饭那么快就吃完，她厌烦了。好吧，既然这样，我也顾不得什么清规戒律，什么分寸和脸面。我砰地关上起居室的门，沿走廊奔去，等不及电梯来，就一步三级跑上扶梯，直登四楼。我知道他住在148号房间，我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擂起门来。

“进来！”他叫道。我一边推门，一边已经有点后悔，勇气渐渐消失。因为昨夜睡得晚，他此刻也许刚刚醒来，头发蓬乱地躺在床上，火气特别大。

他正站在打开的窗户旁刮脸，睡衣外面套着一件驼毛茄克。与他一比，穿着法兰绒衣裙和大皮鞋的我显得十分臃肿，原先我还以为自己这样寻上门来颇有点戏剧性，殊不知不过是出洋相。

“怎么啦？”他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是来告别的，”我说。“今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了。”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接着把剃刀放在洗睑架上，要我把门关上。

我带上门。局促不安地垂手站着。“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他问我。

“真的，我们今天就走。本来决定晚一班车走，可是现在她又想赶乘早班车。我怕再也见不到你，我感到走以前必须再见你一面，说声谢谢。”

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两个毫无意义的字，但它们还是笨拙地滚了出来。我浑身僵直麻木，觉得说不出的别扭。一刹那之间，我甚至想用“来劲”这个词儿形容他的为人。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她昨天才匆匆决定。她女儿星期六坐船去纽约，我们要同她一路走，所以要到巴黎去会合，然后再到瑟堡会。”

“她要把你带到纽约去吗？”

“是的。可我不想去。我恨纽约之行。我会很苦恼的。”

“那干吗还要跟她去？”

“我不得不跟她去，这你是知道的。我在挣钱，和她分手，对我说来损失太大。”

他又捡起剃刀，把脸上的肥皂弄掉。“坐下，”他对我说。“只要一会儿，我到浴室里去穿衣服，五分钟就好。”

他从椅子里拿起衣服，扔在浴室地上，接着走进浴室，砰地把门关上。我在床边坐下，开始咬指甲。整个儿事情像在做梦；我觉得自己像个木偶。不知道他这会儿作何感想，准备怎么办。我环顾四周，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男子的卧室，凌乱而缺乏个性。鞋子很多，多得根本穿不了；还有成串的领带；镜台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大瓶洗发液和一对象牙梳子。没有照片，没有小影，这类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凭着直觉寻找这类东西，以为房间里至少会有一帧照片，也许放在床头，也许在壁炉架搁板的当中，一帧镶着皮边镜框的大照片，但是没有。我只看到一些书，还有一箱香烟。

果然，五分钟之内他穿好了衣服。“走，下楼到平台去，陪我吃早饭。”

我看看表说：“没时间了。我这会儿本来早该在服务台换车票了。”

“别管这些，我一定得跟你谈一谈，”他说。

我们沿走廊走去，他按铃招呼电梯。我暗暗想，他自然不知道再过一个半小时左右，早班车就要开车。一会儿，范-霍珀夫人一定会打电话到服务台去问，我是不是在那儿。

我们乘电梯下楼，一路没说话，又沉默着走上平台，早餐桌子都已布置停当。

“你吃点什么？”

“我吃过早饭了，”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只能再果四分钟。”

“咖啡、煮鸡蛋、吐司、果酱。再来一客蜜桔。”他吩咐侍者拿早饭来，接着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块刚石片，开始修挫指甲。

“这么说来，范-霍珀夫人对蒙特卡洛厌倦了，她想回家。我跟她一样，也想回家。她回纽约，我回曼陀丽，你爱上哪儿？自己选择吧。”

“别开玩笑，这时候还说笑话真不该，”我说，“看来，我得去弄票了，就在这儿告别吧。”

“如果你以为我是那种在吃早饭时故作滑稽的人，你就错了，”他说。“清早总是我脾气最坏的时候。我再说一遍：要末跟范-霍珀夫人去美国，要末跟我回曼陀丽老家，两条路由你选择。”

“你是说，你想雇一个秘书之类的人？”

“不，我是要你嫁给我，你这个小傻瓜！”

侍者送来早饭，我两手放在膝上，看他把咖啡壶和牛奶壶一一摆上桌子。

“你不懂，”侍者走开后，我说。“男人可不找我这样的人结婚。”

他放下小匙，瞪眼望着我，问道：“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一只苍蝇落在果酱上，他不耐烦地一挥手把它赶走。

“我说不上来，”我一字一顿地说。“说不清，至少有一点：我不是你那个圈子里的人。”

“什么圈子？”

“曼陀丽啊，你知道我的意思。”

他拿起舀匙，吃了一点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