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那年春天，堇有生以来第一次堕入恋情。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它片甲不留地摧毁路上一切障碍，又将其接二连三卷上高空，不由分说地撕得粉碎，打得体无完肤。继而势头丝毫不减地吹过汪洋大海，毫不留情地刮倒吴哥窟，烧毁有一群群可怜的老虎的印度森林，随即化为波斯沙漠的沙尘暴，将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堡都市整个埋进沙地。那完全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爱。而爱恋的对象比她年长十七岁，已婚，且同是女性。一切由此开始，（几乎）一切至此告终。

堇当时正为当职业作家而殊死拼搏。世界上无论有多少人生选择，自己也只有当小说家一条路可走。这一决心如千年岩石一般坚不可摧，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她这一存在同文学信念之间，简直是间不容发。

从神奈川县的公立高中毕业后，堇进入东京都一所小而整洁的私立大学学文艺专业。但无论怎么看那所大学都不适合她。她打心眼里对那所大学感到失望：缺乏冒险精神、做事优柔寡断、学而不能致用（当然是对她而言）。身边的学生大半是平庸无聊得无可救药的二级品（老实说，我也是其中一员）。这样，堇没等上三年级便果断地申请退学，消失在校园门外。她认定再学下去纯属浪费时间。我也颇有同感，但以凡庸的概论言之，我们不健全的人生，甚至浪费也是多少需要的。若将所有的浪费从人生中一笔勾销，连不健全都无从谈起。一言以蔽之，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空想主义者，一个执迷不怕的嘲讽派，一个——说得好听一点——不谙世事的傻瓜。一旦开口便滔滔不绝，而若面对与自己脾性不合之人（即构成人世的大多数人），则三言两语都懒得敷衍。烟吸得过多，乘电车必定弄丢车票。只要开始思考什么，吃饭都忘在一边。瘦得活像以往意大利电影中出现的战乱孤儿，光是眼珠骨碌碌转个不停。较之用语言形容，若手头有一张照片就方便了，遗憾的是一张也没有。她对照相算是深恶痛绝，不抱有将“年轻艺术家的肖像”传与后世的愿望。假如存有一张堇当时的照片，如今无疑会成为人所能具有的某种特质的宝贵记录。

把话说回来，堇为之坠入恋情的女性的名字叫“敏”，大家都用这个爱称叫她，不知其原名（由于不知其原名，日后我多少陷入窘境，此是后话）。就国籍来说是韩国人，但她在二十五六岁下决心学习韩语之前几乎一句都不会讲。在日本出生长大，曾留学法国一所音乐学院。因此除日语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衣着总是那么利落得体，身上不经意地别着小巧而昂贵的饰品，开一辆深蓝色12汽缸“美洲虎”。

第一次见敏的时候，堇谈起杰克·凯鲁亚克（译注：美国作家、诗人（1922—1969）。“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的小说。当时她正一头栽倒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世界里。她定期更换文学偶像，那时轮到了多少有些“不合时令”的凯鲁亚克。上衣袋里总是揣着《在路上》或《孤独的旅行者》，一有空就翻上几页。其中最令她动心的是《孤独的旅行者》中看山人的话。凯鲁亚克曾在孤立的高山顶尖一座小屋里作为看山人形影相弔地生活了三个月。堇引用了这样一小节：

人在一生当中应该走进荒野体验一次健康而又不无难耐的绝对孤独，从而发现只能依赖绝对孤身一人的自己，进而知晓自身潜在的真实能量。

“你不觉得这样很妙？”她对我说，“每天站在山顶尖上，转体三百六十度环视四周，确认哪里也没有火灾黑烟腾起。一天的工作量就这么一点儿。剩下时间只管看书、写小说。夜晚有浑身毛绒绒的大黑熊在小屋四周转来转去。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相比之下，大学里的文艺学专业简直成了黄瓜蒂。”

“问题是任何人到时候都不能不从山上下来。”我发表意见。但她没有为我的现实而又凡庸的见解所打动，一如平日。

如何才能像凯鲁亚克小说的主人公那样过上偏执、冷峻、放荡不羁的生活呢？堇当真苦恼起来。她双手插兜，头发故意弄得乱莲蓬的，视力虽然不差却架一副迪吉·加列斯匹（美国爵士乐小号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和歌手（1917—）。）那样的假象牙眼镜，目光空漠地瞪视天空。她差不多总是身穿俨然从旧货店买来的肥肥大大的粗花呢夹克，脚上蹬一双硬撅撅的作业靴。倘脸上有地方可以蓄胡须，她肯定照蓄不误。

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美人。双颊不丰满，嘴角多少向两侧扩张过头了些，鼻子又小又略微上翘。表情则够丰富，喜欢幽默，但几乎从不笑出声。个头不高，即便开心的时候说话也充满火药味儿。口红和描眉笔之类有生以来从未沾手，甚至是否准确知晓乳罩的尺寸也是未知数。尽管如此，堇还是有某种吸引人的特殊东西，至于如何特殊则很难用语言解释。不过若细看她的眸子，答案自在其中。

我想还是交待一句为好：我恋上了堇。第一次交谈时就被她强烈地吸引住了，而后渐渐发展成为无可自拔的痴情。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里心目中只存在堇一个人。不用说，好几次我都想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她听。可是一旦面对堇，不知何故，总是无法把自己的感情转换成有正当含义的话语。当然从结果上看，这对自己也许倒是好事，因为即使我能顺利地表白心迹，也无疑会被至一笑置之。

在同堇作为“朋友”交往的期间，我还和两个或三个女子交际着（不是数字记不确切，而是由于数法不同，有时为两个，有时为三个）。如果再加上睡过一两次的，名单还要略长一些。在同她们相互接触身体的时间里，我常常想到堇，或者说脑海的一隅时常或多或少地晃动堇的身影。我还想象自己拥抱的实际上是堇。当然这恐怕是不地道的。但我控制不了自己，不管地道也好不地道也好。

回到堇与敏的见面上来。

敏觉得自己听说过杰克·凯鲁亚克这个名字，是作家这点也依稀记得，至于什么作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凯鲁亚克、凯鲁亚克……莫不是斯普特尼克？”

堇完全弄不懂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她兀自举着刀叉，思索良久。“斯普特尼克？这斯普特尼克，该是五十年代第一次遨游太空的苏联人造卫星吧？杰克·凯鲁亚克可是美国的小说家哟。年代倒是赶在一起了。”

“所以就是说，当时大概用这个名字称呼那方面的小说家来着，是吧？”说着，敏像触探形状特殊的记忆壶底似的用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地画圆。

“斯普特尼克……？”

“就是那一文学流派的名称。常有什么什么流派吧？对了，就像‘白桦派’（译注：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流派，标榜理想主义，影响放大。）似的。”

堇好歹想了起来：“垮掉的一代！”

敏用餐巾轻轻擦了下唇角。“垮掉的一代、斯普特尼克（译注：垮掉的一代（美国的当代文学流派）英语为Beatnik，与Sputnik读音相近（尤其在日语中）。）……我老是记不住这类术语。什么‘建武中兴’（译注：建武为日本醍醐天皇的年号。1333年醍醐天皇一度复辟，史称“建武中兴”。）啦，‘拉巴洛条约’（译注：苏德于1922年签署的秘密条约。）啦，总之都是很早很早以前发生的事吧？”

暗示时间流程般的沉默持续片刻。

“拉巴洛条约？”堇问。

敏莞尔一笑。一种令人眷恋的亲昵的微笑，仿佛时隔好久从某个抽屉深处掏出来的。眯缝眼睛的样子也很动人。随后她伸出手，用细细长长的五指稍稍揉搓一下堇乱蓬蓬的头发，动作非常洒脱自然。受其感染，堇也不由笑了。

自那以来，堇便在心里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爱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茫无边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提起斯普特尼克，是在赤坂一家高级饭店举行的堇的表妹的婚宴上。并非怎么要好的表妹（莫如说合不来），再说什么婚宴之类对于堇来说简直等于拷问。但那次因为情况特殊，中途未能顺利逃离。她和敏同桌邻座。敏没有多讲什么，只似乎讲了堇的表妹考音乐大学时教过她钢琴，或在什么事上关照过。看上去虽说并无长期密切交往，但她好像有恩惠于表妹。

被敏触摸头发的那一瞬间，堇几乎以条件反射般的快速坠入了恋情之中，如同在广阔的荒原上穿行时突然被中等强度的雷电击中一样。那无疑近乎艺术上的灵感。所以，对方不巧是女性这点当时对于堇来说完全不成问题。

据我所知，堇没有可以称为恋人的朋友。高中时代有过几个男友，但不过是一起看看电影游游泳罢了，我猜想关系都不怎么深入。恒常不变地占据堇大脑大部分空间的，大约惟独想当小说家的激情，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此强烈地令她心驰神往。纵使她高中时有过性体验，恐怕也不是出于性欲或爱情，而是文学上的好奇心所使然。

“老实说，我理解不好性欲那个玩意儿。”有一次（大概是从大学退学前不久，她喝了五杯香蕉代基里，醉得相当厉害），堇以极为难受的样子这样对我坦言，“不理解怎么形成的。你怎么看，对这点？”

“性欲那东西不是理解的，”我陈述往日稳妥的意见，“只是存在于那里而已。”

结果堇像注视某种以稀有动力运转的机器一样端详了好半天我的脸，而后兴趣尽失似的仰视天花板。交谈至此停止。可能她认为跟我谈这个是对牛弹琴吧。

堇出生于茅崎，家离海边很近，不时有夹沙的风敲打窗玻璃，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父亲在横滨市内开牙科诊所，人长得非常标致，尤其鼻梁俨然演《白色恐怖》时的格里高利·派克（译注：美国电影演员（1916—）。）。遗憾的是——据本人说道——堇没承袭那鼻形。她弟弟也未承袭。造就那般好看的鼻子的遗传因子躲藏到何处去了呢？堇不时为之纳闷。倘若已埋没在遗传长河的河底，恐怕该称为文化损失才是，毕竟是那么端庄漂亮的鼻子。

理所当然，堇那位格外英俊的父亲在横滨市及其周边地区患有某种牙疾的妇女中间保持着近乎神话的人气。在诊所里他深深拉下帽沿，戴上大号口罩。患者能看到的，只是他的一对眼睛和一副耳朵，尽管如此，仍无法掩饰其美男子风采。标致的鼻梁拔地而起，富有性感地撑起口罩，女患者一瞧见，几乎无一例外地脸泛红晕，一见钟情，频频就医——尽管不属于医疗保险范围。

堇的母亲三十一岁就过早地去世了。心脏有先天性缺陷。母亲死时堇还不到三岁。关于母亲，堇所能记得起来的，只是些微的肌肤味儿。母亲的相片总算有几张存留下来，结婚纪念照和刚生下堇不久的抢拍照。堇抽出老影集，一次又一次看那相片。仅就外表而言，堇的母亲——保守地说来——是个“印象淡薄”的人。身材不高，发型普通，衣着样式匪夷所思，脸上挂着令人不舒服的微笑。若后退几步，简直可以同背后的墙壁合而为一。堇力图把母亲的长相印入脑海，这样就有可能同母亲相会梦中，在梦中握手、交谈。但很难如愿。因为母亲的长相即使记住一次，很快也会忘掉。别说梦中，大白天在同一条路撞上怕也认不出来。

父亲几乎不提已逝母亲的往事。他原来就不愿意多谈什么，又有一种有意避免对所有生活局面使用情绪化表达方式的倾向（恰如某种口腔感染症）。记忆中，堇也没有就死去的母亲向父亲问过什么。只有一次，还很小的时候，因为什么问过一次“我妈妈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当时两人的问答她记得一清二楚。

父亲把脸转向一边，想了一会说道：“记忆力非常好，字写得漂亮。”

不伦不类的人物描写。我想他当时本该讲一些能够深深留在幼小女儿心里的往事，讲一些能够使女儿作为热能温暖自己的富有营养的词句，讲一些能够成为主轴成为立柱的话语，以便太阳系第三行星上的女儿多少用来撑起她根基不稳的人生。堇打开笔记本雪白的第一页静静等待，然而遗憾的是（或许是应该这样说）堇的父亲并非那一类型的人。

堇六岁时父亲再婚，两年后弟弟降生。新母亲也不好看，记忆力也不怎么样，字更谈不上漂亮，但人很公道、热情，对于自动成为她非亲生女儿的年幼的堇来说，自是一件幸事。不，说是幸事并不准确。因为选择她的毕竟是父亲。作为父亲他固然多少存在问题，但在伴侣选择上始终是聪明而务实的。

在整个复杂而漫长的思春期，继母都从未动摇地关爱着堇。在她宣称“从大学退学集中精力写小说”时，相应的意见当然也是提了的，但基本上还是尊重她的意愿。为堇从小就喜欢看书感到高兴并予以鼓励的，也是继母。

继母花时间说服父亲，促成了在堇年满二十八岁之前提供一定生活费的决定，如果以后她再不成器，就一个人想办法去。假如没有继母说情，堇很可能在没有具备必要份量的社会常识和平衡感的情况下，身无分文地被放逐到多少缺乏幽默感——当然地球并非为了让人发笑让人心旷神怡而苦苦地绕着太阳转的——的现实性荒郊野外，虽说这对于至来说未尝不是好事。

堇遇上“斯普特尼克恋人”，是在大学退学后两年多一点儿的时候。

她在吉祥寺租了一间宿舍，同最低限度的家具和最大限度的书刊一起度日。上午起床，下午以巡山者的气势在井头公园散步。若天气晴好，就坐在公园长椅上嚼面包，一支接一支吸烟看书。若下雨天气变冷，便钻进用大音量播放欧洲古典音乐的老式酒吧，蜷缩在疲软不堪的沙发上，愁眉锁眼地边看书边听舒柏特的交响乐或巴赫的大型乐曲。傍晚喝一瓶啤酒，吃一点在超市买的现成食品。

晚间一到十点，她便坐在书桌前，摆在眼前的是满满一壶热咖啡、大号麦当劳杯（过生日时我送的，绘有斯纳弗金的画）、一盒万宝路烟和玻璃烟灰缸。文字处理机当然有，一个键表示一个字。

房间里一片岑寂。脑海如冬日夜空般历历分明，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固定位置闪烁其辉。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写，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说。若在哪里捅一个难确无误的出孔，炽热的激情和奇思妙想必定会如岩浆鼓涌而出，睿智而全新的作品源源不断诞生出来，人们将为“具有旷世奇才的新巨匠”的闪电式登场而瞠目结舌，报纸的文化版将刊登堇面带冷峻微笑的照片，编辑将争先恐后拥来她的宿舍。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事实上堇也没有完成过一部有头有尾的作品。

说实话，任凭多少文章她都能行云流水般写出，写不出文章的苦恼同堇是不沾边的。她能够将脑袋里的东西接二连三转换成词句。问题是一写就写过头了。当然写过头砍掉多余部分即可，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她无法准确找出自己所写文章哪部分对整体有用、哪部分没用。第二天堇读打印好的东西时，感觉上既好像全部必不可缺，又似乎一律可有可无。有时陷入绝望的深渊，将眼前所有原稿一撕了之。若值冬夜房间又有火炉，真可能像普契尼的《绣花女》那样用来取一会儿暖，可惜她的单间宿舍里根本没有什么火炉。别说火炉，电话都没有，甚至能把人照完整的镜子都没有。

每到周末，堇就挟着写好的原稿来我宿舍，当然仅限于未惨遭屠戮的幸运原稿。但仍有相当分量。对堇来说，能够看自己原稿的人，这偌大世界上唯我一人。

大学里我比她高两年级，加之专业不同，我们几乎没有相接点，只是一个偶然机会才使我们亲切交谈起来。五月连休过后的星期日，我在学校正门附近的汽车站读从旧书店找来的保尔·尼赞（译注：法国小说家（1906—1940）。作品有《阴谋》等。）的小说。正读着，旁边一个矮个子女孩踮起脚往书上看，问我如今怎么还读什么尼赞，口气颇有吵架的意味。那情形像是想把什么一脚踢开，却无可踢的东西，只好向我发问——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说起来，我和堇两人倒是意气相投。两人都如呼吸空气一般自然而然地热衷于阅读，有时间就在安静的地方一个人没完没了地翻动书页。日本小说也好外国小说也好新的也好旧的也好前卫也好畅销也好——只要是多少能使心智兴奋的，什么书都拿在手里读。进图书馆就泡在里面不出来，去神田旧书街可以耗掉一整天时间。除了我本身，我还没碰上如此深入广泛而执着地看小说的人，而堇也是一样。

她从大学退学的时候，正好我从那里毕业出来。那以后堇也每月来我住处两三次。我偶尔也到她房间去，但那里容两个人显然过于狭小，因此她来我住处的次数要多得多。见面仍谈小说，换书看。我还时常为堇做晚饭。一来我做饭莱不以为苦，二来堇这个人若让她在自己做和什么也不吃之间选择，她宁愿选择后者。作为回礼，堇从打工的地方带来很多很多东西，在药品公司仓库打工时带来了六打避孕套，估计还剩在我抽屉的最里端。

堇当时写的小说（或其片断）并非她本人认为的那么糟糕。当然她写东西还没有完全上手，风格看上去也欠谐调，好比兴趣和疾病各不相同的几个旧式妇人聚在一起不声不响地拼凑成的百衲衣。这种倾向是她本来就有的抑郁症造成的，有时候难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不妙的是，堇当时只对写十九世纪式的长卷“全景小说”感兴趣，企图将关系到灵魂和命运的所有事象一古脑儿塞人其中。

不过，她写出的文章——尽管有若干问题——仍有独特的鲜度，可以从中感受到她力求将自己心中某种宝贵的东西一吐为快的直率心情。至少她的风格不是对别人的模仿，不是靠小聪明小手段拼凑成的。我最中意她文中的这些部分，将这些部分中所具有的质朴的力剪下来强行填入整洁雅致的模型中的做法恐怕是不正确的，她还有充分的时间由着自己东拐西拐，不必着急。常言说得好：慢长才能长好。

“我满满一脑袋想写的东西，像个莫名其妙的仓库似的。”堇说，“各种各样的图像和场景、断断续续的话语、男男女女的身影——它们在我脑袋里时，全都活龙活现、闪闪生辉。我听见它们喝令我‘写下来！’而我也觉得能产生美妙的故事，能到达一个新的境地。可是一旦对着桌子写成文字，我就知道那宝贵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水晶没有结晶，而作为石块寿终正寝了。我哪里也去不成。”堇哭丧着脸，拾起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石子朝水池扔去。“或许我本来就缺少什么，缺少当小说家必须具备的关键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