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

社会主义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绝大多数进步人士所坚持的信条，这不只意味着，人们己经忘记了以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有关集体主义后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这些思想家所作的预言正好相反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同一个社会主义，不仅在早先被公认为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从一开始便十分公开地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反动，却在自由的旗帜下获得普遍的认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论及自由之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自由思想，在他们看来是19世纪社会的罪恶之源，而现代计划者中第一人圣西门甚至预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

只是在1848年革命前强大的民主潮流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才开始与自由力量联系起来。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用了很长时间，才改变了做法并消除了其先驱所引起的疑虑。没有人比德·托克维尔更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与社会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他在1848年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①

①“1848年9月12日在制宪会议上关于劳动法问题的演讲”，见《亚里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第9卷（1866年），第546页。

为了减少这些疑虑，并将一切政治动因中最强烈的动因——渴求自由为己所用，社会主义开始日益利用一种“新自由”的允诺。社会主义的来临将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将带来“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长期的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政治自由的取得仅仅是第一步。

将自由一词的意义稍加改变，使这个论点听来似乎应当合情合理，这种意义上的微妙变化是重要的。对政治自由的伟大倡导者们来说，这个词意味的是免于强制的自由，是摆脱了他人专断权力的自由，是从种种束缚中的解放，这些束缚使个人除了对他们隶属的长官唯命是从之外别无选择。然而，所允诺的新自由却是摆脱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从环境的强制中的解放，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余地，尽管对有些人来说选择余地比对别的人更大些。在人们能真正获得自由之前，必须打破“物质匮乏的专制”，解除“经济制度的束缚”。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不过是权力①或财富的代名词。然而，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蔷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但这个新名词却给了社会主义者一个与自由主义者共有的代名词，他们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而且虽然这个词为两个集团在不同意义上加以利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更少有人自问，所允诺的这两种自由能否真正地结合在一起。

①对自由和权力的典型混淆，我们在这一讨论的整个过程中将会一再地遇到，但这一题目太大了，此处不能彻底考察。它和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悠久，与之密切相关，以至约70年前，一位法国学者在讨论它在圣西门学说中的起源时，不得不说这一理论“本身彻头彻尾地是社会主义的”[P·雅内：《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1878年），第26页，注释].饶有意味的是，这种混淆的最明确的辩护者竟是美国左翼学说的主要哲学家约翰·杜威，据他说，“自由是用来做具体事项的有效权力”，因而“要求自由即要求权力”（“自由与社会控制”，见《社会国边缘》，1935年11月，第41页）。

毫无疑问，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己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将会带来自由的信念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勿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他们受到蒙蔽不能看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的冲突，并常常使社会主义者得以僭用旧有的自由党派的名字。社会主义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自由主义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而，他们不能接受社会主义会导致自由的对立面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

* * *

然而，近些年来，对社会主义无法预料后果的旧有恐惧，再一次从意料不到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这个国家和其它地方的“进步人士们”仍在自欺欺人，认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对立的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问，这些新的暴政难道不是同一种趋势的后果。即使共产主义者们也想必多少已为诸如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所作的那类宣言所震撼；他自己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②他的结论明显地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②马克斯·伊斯门：《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1940年），第82页。

伊斯门先生的例子或许是最显著的，然而他绝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对俄国的实验表示同情却作出类似结论的观察家。早在几年前，在俄国住了12年的美国记者W·H·张伯伦先生眼见他的全部理想破灭，便将他在那里和德国、意大利所做的研究总结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者肯定会证实，至少在其开始时，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而是通往独裁和反独裁、通往最惨烈的内战的道路。以民主手段实现并维持的社会主义，看来确实属于乌托邦世界。”①同样，一位英国作者F·A·沃伊特先生，以对外记者的身份对欧洲的发展进行了多年详密的观察，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②而沃尔特·李普曼博士也已获得这种信念：

①W·H·张伯伦：《伪乌托邦》（1937年），第202－203页。

②F·A·沃伊特：《归于恺撒》（1939年），第95页。

我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正从经验中懂得，当人们放弃自由，转而强制性地将其事务加以组织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尽管他们期望一种更富裕的生活，但他们在实践中肯定放弃了这种期望；随着有组织管理的增加，目标的多样化必定会让位于一体化。这是对有计划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独裁主义原则的报应。③

③《大西洋月刊》，1936年11月，第552页。

人们从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可以挑选出许多有能力做出判断的人所作出的其它类似叙述，特别是由那种人所作的叙述，他们作为现在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亲历了这种转变，他们的经验迫使他们对许多珍爱的信念加以修正。我们将再引用一位德国作者的话作为例子，他所发表的相同结论比我们己经引用的那些更加公正：

（彼得·德鲁克先生写道：）通过马克思主义可以达到自由与平等的信念的完全崩溃，已经迫使俄国走上德国一直在遵循的相同道路，即通往极权主义的、纯粹消极的、非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已被证实为一种幻想之后所达到的一个阶段，而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希特勒之前的德国，共产主义已经同样被证实是一种幻想。④

④《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第230页。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的精神史。每一位注意到这些运动在意大利⑤或德国发展的人，都曾对许多领袖人物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墨索里尼向下数起（并不排除赖伐尔和吉斯林），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最终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分子。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是这样，下层的徒众们就更是如此了。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⑤对众多法西斯领袖精神历史的富于启发性的说明，参见R·米歇尔斯（他本人是曾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慕尼黑，1925年），第2卷，第264－266页和第311－312页。

当然，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和1922年以前的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确比他们和其它党派之间的冲突更为频繁。他们竞相寻求同一类型思想的支持，而彼此保持对异端的仇视。但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对两方面而言，真正的敌人是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与这些人毫无共同之处，也不能指望使他们信服。共产主义者之于纳粹分子，纳粹分子之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于这二者，都是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都由合适的材料构成；虽则他们听信了虚伪的预言家，但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和那些真正确信个人自由的人之间毫无妥协可言。

为了使这一点不至遭受到来自任何一方官方宣传误导的人的怀疑，让我再来引用一位不应受到怀疑的权威人士的叙述。在一篇冠以“自由主义的再发现”这一有意义的标题的文章中，德国宗教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爱德华·海曼写道：

希特勒主义者称自巳既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可怕的真相是，在诸如此类的声称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真实——当然，这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无论如何足以构成这种荒谬歪曲的基础。希特勒主义甚至于还声称扮演了基督教保护者的角色，而可怕的真相是，即使这种严重的歪曲也能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有一个事实却十分清晰地从弥天大雾中凸现出来：希特勒从来不曾声称代表真正的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主义具有成为最为希特勒所痛恨的学说的特点。⑥

⑥《社会研究》（纽约）1941年11月，第8卷，第4期。在这方面值得回想的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希特勒在迟至1941年2月的一次公开演说中，还认为这种说法是策略的：“民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根本来说是相同的东西”（参见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国际新闻公报》，第18卷，第5期，第269页）。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仇恨之所以几乎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仅仅是因为希特勒上台之时，自由主义在德国实际上已无声无息。而消灭它的正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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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就近观察过从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的人来说，这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了，而在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自由可以结合。毫无疑问，这里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深信不疑，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纲领的实现将意味着自由毁灭的话，他们是会回头的。这个问题仍然几乎未被看出，最不可调和的各种理想仍然相安无事，以致我们仍然能听到诸如“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类词语矛盾的说法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着。如果这是使我们趋向一个新世界的精神状况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莫过于我们应当认真地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这种演变的真实意义。尽管我们的结论只不过证实了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恐惧，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生活转变的主要方面加以相当充分的考察的话，就不会看出不能将这种发展视为偶然的原因了。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除非这种关联全方位地展开，否则是没有人会相信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