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二十一岁，大腿刚做完截肢手术(左)，躺在班贝格附近一个改作野战医院的巴罗克式修道院里。他———据本人说———“从麻醉中刚醒过来，难受得很，美国佬就来了———他们幸好没有为难我。”

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子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条瘫痪的腿拖着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腿就是一九四三年莱尼父亲被捕入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腿。”

范 多尔恩:“我最精了，我曾以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子和地皮。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 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我们一直还不知道。我对她说，美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莱尼幸好没有 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我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美国人控制，我们 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花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 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

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子夺走后， 我想:现在往何处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装腔作势再打几 个月或一年他们还是能的。我于是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 袭，在这次空袭中有许许多多人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进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教堂，我这个人从一九一 四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进过，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套，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点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将他们赞成:因为后来我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 法和唯物史观，尽管大部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我告诉您，我当时做起祷告来。这些又都冒出这些来了:《万福马利亚》，《主祷文》，甚 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别无其他。是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啤酒厂地下室的天花板 有时也有点活动，像一顶帐篷几乎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部撤离的空城，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个人， 两个女的，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和我，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完 全是一种机械动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道———她最后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从地上我们捡了一块光滑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来的———塞进她嘴 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也快要疯了———声音其实并不太大，只是震动，有时天花板像一只破皮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睡着了，困了，在睡 梦中微笑着。在此处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管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屁滚尿流，真是拉了一裤子屎，像筛 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尿了裤子，然后跑了出去，一心想出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他们后来连他的一根毫毛都没有找到。这样，还有两个 年轻人在那儿剩下了，身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流浪，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色煞白，当那个老头 跑出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我后来再也 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子都没有———或许那个年轻妇女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 ———叫我怎么说呢？死皮赖脸或兽性发作，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了——— 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强奸我们———不管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乳房，脱掉我的裤子， 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口中取出木片，吻她，我们于是就在那儿干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个睡着的孩子，您听了准会觉得太不像话，可是那种 情况您无法想象，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水雷和六千多颗烈性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在我们中间躺着，我一直还能感到那 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大概这些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我是多么快乐，我还能感到，心情已平静下 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把伏在她身上的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用手掠开，含着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子额上的头发掠开，含 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不约而同地我们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有香烟和面包，一些腌煮食品，腌黄瓜和草莓 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的———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好像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口中的砂子真牙碜，我口中有那 个小伙子嘴里的砂子，他口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子———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 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是指飞机不来了———我们都跑出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哎 呀，我们眼前尘土遮天蔽日，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 您知道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么？还有，您知道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顶继续像只皮球一鼓一瘪，终于最后塌 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荡然无存，荡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有。美国人，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们知道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苦头她吃了，受了罪(笔者无法断定，由于她不说，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道他为了保卫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死去，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

亨 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出卖我们。我们假扮做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却有像老爷 一样的伙食，照顾；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欢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巴伐利亚的性爱方式我觉得太粗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 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的。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 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韦尔他坐了三个月的牢，在他出狱后不久重新参加了在这个方面。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出头露面，而只想贡献我的精湛的语言文学知 识。”

老霍伊泽:“我的房产我舍不得丢下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子，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还买了政治上遭 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这两幢房子从前是犹太人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子卖给我是合法的，有支 票和公证，完全合法———这个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正巧我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 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我第二天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子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他们原来不让自己想要以 后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蒂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我这个老头子她们不愿要———我毕竟年已花 甲了。我妻子十月过世以后，落蒂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子们在城里流浪，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蕾特那个娼妇在一起住，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 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她具体都知道。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 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黄油、鸡蛋、香烟、熏猪肉、咖啡和衣物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 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具罩煎荷包蛋吃，还有烧酒和他们想吃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纵酒狂欢的场面就像这样，而且是婆娘们领头，我们的洛蒂就像凶神恶 煞似的一马当先!真正的战斗发生了———因为城里还有德国兵。这些都是我后来才获悉的。我真庆幸自己及早搬出了那幢住宅，因为她们不久以后不得不离开墓穴 中的苏维埃天堂，胡贝特开始同洛蒂乱搞，那里简直就像是妓院。你认不出洛蒂了，这个女人一向冷酷无情、尖酸刻薄，可那时她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像是变了一 个人。对她的那套社会主义奇谈怪论，在战争期间我们都容忍了，尽管她当时讲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她还把我儿子威廉拉到这种赤色胡言乱语中去，这 叫人痛心，但我们原谅了她，因为她算得上是一个贤妻良母。可是到了后来，大概后来在三月五日那一天，她以为社会主义已爆发，要分配所有一切了，动产和不动 产，所有一切。确实她有一段时间担任房管局的领导，起先是篡位，因为当权派都逃走了，后来是合法的，因为的确她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么说，她掌握 大权一年，把一幢幢空着的别墅分给人住，那些人连抽水马桶也不大会用，用浴缸养鲤鱼，洗衣服，在浴室里做甜菜酱。后来人们确实发现有些浴室里有半浴缸甜菜 酱。这种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混淆幸而为时不长，她又老老实实地官复原职，当她的小职员。但她在大肆掠夺的那些日子里，却同那一帮人住在他们的墓穴天堂里，携 儿带女。她虽然知道我的住处，完全知道，但她并没有向我说过一声。

不，感谢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您仔细看看，也多亏我们呢，连 她的性命。我们只要吱一声，反映一下她对战争和战争目的说过的话，‘乱弹琴’只要提到这几个字，她就会被抓走，坐牢或进集中营，或许还会被绞死呢———哪 里会有后来的事!”还有人也许想知道，B.H.T.由拉黑尔授意在小便上做手脚，并没有失败，一直到最后都取得了成功。不过———这对他已无用了:他一九 四四年九月底应征入伍，被编入一个胃病营，尽管胃溃疡患者的饮食不同于糖尿病人。B.H.T.还参加过几次战斗:阿登高地攻势，许特根森林战役，在一个叫 维尔塞伦的地方附近被美军俘虏，而且不排除这种可能:他曾同变成凯佩尔的施勒默“并肩战斗”过。B.H.T.不管怎么说，在战争结束时呆在兰斯附近的美国 俘虏营里，“与大约二十万名各种军阶的德国军人一道，我可以对您说，这个并不令人高兴，与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伙食情况也好，尤其是———您如果允许我这样 说———在希望有女人做伴方面———情况真糟糕。”(此话使笔者感到意外。在两性问题上他原以为B.H.T.要求并不强烈。)

关 于格鲁伊滕的情况向范多尔恩打听了，虽然使笔者感到为难，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一些小心翼翼的试探，他还是作了，结果引起她对洛蒂的连声辱骂。显而易见， “某些事情”引起了范多尔恩对洛蒂的妒忌。“到他回家我还没有回，不然的话，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会从我这里寻求并得到她奉献给他的安慰，我虽然比她大十三 岁。可是当时我已到了莱茵河对岸，几乎可以说过了伍珀河，在威斯特法伦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认为我们莱茵人讲究吃喝、娇气十足、道德败坏，对我 们不很友善———而美国人四月中旬才到我们那里，您想象不到，要到河西来当时有多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因此，我不得不在那儿呆到五月半，而胡贝特五月初就 回来了，显然他一回来就爬上了这个洛蒂的床。生米等我回来时已成熟饭。为时已晚了。”

洛蒂:“我有时把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三月和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初这两段时间混淆。头绪纷繁，事情太多，即使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当然罗，施尼 勒巷加尔默罗会修道院附近的抢劫我参加了，不少东西尽可能拿走，而且那时我就打定了主意，宁可要佩尔策帮忙，也不要我那位公公大人帮忙。有多少问题要我们 解决呀!我还得从那幢房子搬走，唯一可以留下的是莱尼，但还有几天她就要临盆，我们可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于是我们一起搬进了佩尔策命名的‘墓穴中的 苏维埃天堂’。她孩子的父亲现在是个俄国人这事已包不住了，但她却愚蠢地说是另一个人，因为她从一九四四年九月或十月起就领到母亲配给卡———这是玛格蕾 特给她搞来的，丈夫的名字用的是一个死在野战医院的军人的名字:他叫延德里茨基。她们俩做得太仓促了，没有了解这个死去的延德里茨基是有妇之夫———这会 引起同此人老婆发生纠纷，我认为是不愉快的纠纷:不能把这种事加在一个死人身上嘛!嗯，我三月中旬以后为军政府领导房管局时就纠正了。我们掌握了公章这种 玩意儿，而且同所有其他的部门有关系，这样我们就给了孩子真正的父亲: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您想，所有部门都挤在三个办公室里，要给这个可怜 的延德里茨基取消莱尼孩子的父亲身份，一切都办妥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事。这些都是‘二日’以后的事了，那帮德国白痴已通通滚蛋，他们在六日那一天还在城 里吊死逃兵，最后才撤走并炸毁了身后的桥梁。随后美国人才来，我们终于可以离开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回家了。但美国人对混乱的局面也一筹莫展，看到这座城市 成了什么样子，叫他们一定也大吃一惊。我还看见他们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几个妇女，在大教堂旁边的饭店门口站着掉眼泪呢———突然间，什么人都冒出来了:藏 匿的俄国人，德国逃兵，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俄国女工，集中营逃犯，一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谁好谁坏，谁属于哪个阵营，属于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等等 而美国人又怎能分清呢？，也许他们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的幼稚头脑所想的那么简单。分类排队通通得等到胡贝特回来，大约 是五月初，已经稍有眉目了事情，我说的是稍有眉目，而且不瞒您说———我用公章和证明给有些人行了方便；本来嘛，干什么用呢，公章和证明？比方说，胡贝特 回来时穿着一套意大利军服，这是几名和他一起在柏林清理战壕和地铁坑道的伙计送给他的；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认为以德国囚犯的身份往西去太危险，因为还有 一些纳粹老巢在柏林和莱茵河之间，会把他们吊死；打扮成平民百姓，她又显得太年轻，他四十五岁，会被俄国人、英国人或美国人关进战俘营。他于是就装成意大 利人，万无一失这当然不可能保险，但很聪明，因为他们对意大利人只是嗤之以鼻，不一定马上就吊死，而关键正在于:不一定马上被吊死或枪毙，难就难在这里。 后来他穿上意大利军服，口口声声‘德国话的不懂’，顺利过了关———不过，如果身穿意大利军服被送往意大利，在那儿被查明是德国人，当然那就要吃不了兜着 走了!这有可能掉脑袋。得啦，他成功了，到这里时高高兴兴，真是高高兴兴，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前所未见。他对我们说:‘孩子们，我的后半生我已决心微笑地度 过了，微笑地。’他和我们大家一一拥抱:莱尼，波利斯，对他的外孙高兴得要命，他还拥抱了玛格蕾特和我的孩子，自然也拥抱了我，并对我说:‘洛蒂，你知道 我喜欢你，有时我想，你也喜欢我。干吗我们不在一起过呢？’就这样，我们住了三间屋子，莱尼、波利斯和他们的孩子也住三间，玛格蕾特住一间，厨房公用；这 么多通情达理的人住在一起，再也没有种种不愉快的事了。我们应有尽有，从施尼勒巷光荣的德国国防军仓库里继承的全部东西，不少药品还是玛格蕾特从野战医院 弄来；我们觉得，最好让胡贝特把意大利军服穿下去———只可惜我未能给他搞到一张意大利证件，他从军政府那儿领到了一张证件，用的是一个意大利名字:曼佐 尼。这个名字是波利斯给他起的。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意大利名字是这个，他想必读过这个曼佐尼的一本书。把他说成是被开释的德国囚犯也不行，因为其实他不是政 治犯，是刑事犯，而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是相当计较的，让真正的刑事犯逍遥法外，他们也不愿。我们怎么能使他们明白，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犯啊？所以，他最好还 是冒充意大利人卢伊季曼佐尼与我同居。该死的，你得注意别落进任何一个营，哪怕只是一个遣返营。最好别去。你永远也搞不清楚最后会被送到何处去。这样一直 到一九四六年初倒也太平无事，美国人那时已不再那么严格，非要把德国人都送进某一个营不可了，不久以后英国人也来了，我同美国人和英国人相处得不错。当 然，我们为什么不结婚，有许多人不大清楚？我是寡妇，他是鳏夫嘛，有人说，我是因为抚恤金而不结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感到厌倦，我就是这样说 的，我不愿像一对夫妻那样确定关系。今天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的孩子后来完全落入了我公公的掌心。莱尼倒很想同她的波利斯结婚，波利斯也一样，但办不到，波 利斯因为什么证件也没有；他不愿声明自己是俄国人，虽然当时有些不错的工作，但在违背其本意和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强制送回到慈父斯大林那里去；他 通过玛格蕾特搞到了一张德国士兵证，士兵证上所用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过此人是一个二十四岁的身体健康的德国人，只是有一点营养不良，您知 道，等待他的命运将是什么吗？辛齐希或维克拉特———这我们也不愿意。您知道，这也不保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您真该看看他们俩带着小儿子如何生活: 就像神圣家庭。女人分娩后三个月以及怀孕第六个月起不能碰的信条是他坚持的———有半年他们像马利亚和约瑟那样生活，当然有时接个吻，此外就只是围着孩子 转!他们娇惯他，宠爱他，两人都唱歌给他听。后来，那已是一九四五年六月了，他们每天傍晚到莱茵河畔散步，不用说直到宵禁时间才回家，这样做未免早了一 点。我们都警告过他们，胡贝特、我、玛格蕾特，大家都劝过，但他们不听，每天晚上去莱茵河畔。那儿的景色也确实很美，胡贝特和我也常常跟他们一起去，我们 全都坐在岸上，默默地体验十二年来其实已不曾有过的东西:和平。没有船只在莱茵河上航行，船的残骸到处都是，桥都炸坏了———只有几条渡船和美军浮桥 ———您知道吗，我有时想，最好是别再在莱茵河上造桥了，就让德国西部永远成为德国西部算了。是啊，后来并非如此———波利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他六月 的一天晚上被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身上糊里糊涂地带着那张德国士兵证，毫无办法:我认识的那些美国军官帮不了忙，玛格蕾特的美国朋友帮不了忙，我甚至去 找城防司令官，把波利斯的全部复杂经历讲给他听，但也无济于事。波利斯走了，起初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被美国人抓走的，会作为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 回来———只要他不愿回苏联。这样一个美国战俘营，当然不是什么天堂的了———我们哪里知道，美国人在夏天开始把德国俘虏移交———也许可以说是卖给法国 人，因为他们要求用美元偿付食宿费———波利斯就这样到了洛林一家矿山，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不错，多亏莱尼，或者说，多亏莱尼典卖房产，这个小伙子 才没有饿死，但也并不壮实———于是———莱尼那种样子您真该看看:她立刻就骑上一辆自行车走了。她将各区跑遍了，甚至越过边境，到了萨尔区、法占区，前 往比利时，又折回萨尔区，从那儿前往洛林，跑遍所有的营，向司令官打听她的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下落，为他求情，既勇敢又顽强。我告诉您，她不知道，大 约欧洲有一千五百万至两千万德国战俘；她骑自行车出门，一直到十一月，有时回家一趟将生活用品补充，就又上路了。我至今不明白，她单凭一张德国身份证怎么 能跨越所有边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只是有时给我们唱她反复唱给儿子听的那些歌:‘今宵圣诞佳节，穷人在屋内坐着，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冷冷清清，亲 爱的主耶稣，来看看我们吧，你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哦，她都唱些什么呀!听了叫人掉泪。她几次穿过艾费尔山区出境，走遍阿登高原，又折回德国，从辛 齐希到那慕尔，从那慕尔到兰斯，再到梅斯，又去萨尔布吕肯，并且再一次过境去萨尔布吕肯。以一张德国身份证为凭证，在欧洲这个角落里东奔西跑，可不是闹着 玩的，弄不好会丢掉性命———哟，您信不信，她找到了她的波利斯，她的科尔托夫斯基，她的延德里茨基，她的布尔霍斯特———哪个名字随便挑了都可以。她找 到了他，她在公墓里找到了他，不是墓穴中的苏维埃天堂里，不，是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了他。他死了，死于洛林某地位于梅斯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一次矿井事故 ———她刚好满了二十三岁她刚好满了，严格地讲，她已经是第三次守寡了。从此以后，她真变成了一尊雕像，晚上每当她给孩子唱他父亲生前非常爱听的歌时，我 们都心如刀割，五脏俱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