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太长了，长得足以忘记所有事，包括革命这种事。别以为没这个可能。要不是我们一直在做革命准备工作，大家说不定真把革命这档子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不被发现，长期目标则是尽量使月城上的事情变得更糟。

对，更糟。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时候，哪怕等到地老天荒都没这个可能：所有的月球人都憎恨政府当局，憎恨到情愿揭竿而起的地步。月球人都蔑视监守长官，跟当局使心眼。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准备战斗，准备牺牲自己。如果你对一个月球人提到“爱国主义”，他只会给你个白眼——或者以为你说的是他的祖国：移民来这里的法国人，他们的心属于伟大的法兰西；原先的德国人忠于他们的德意志；俄国人则仍深爱着他们神圣的俄罗斯母亲。而月球呢？它只是一块石头，一个流放地，没人爱它。

我们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没有政治意识的民族。这我最清楚，要不是环境所迫卷了进来，我对政治毫无兴趣可言。怀娥明。搞政治是因为缘于个人原因的对当局的憎恨；教授呢，是因为他以知识分子那种超然态度藐视所有政府；迈克呢，因为他是一台百无聊赖、闲得发慌的机器，政治对于他来说是“这个地面儿惟一的游戏”。不能说我们的行动是出于爱国热忱。要说爱国，我是最接近的。我是第三代月球人，对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完全没有感情。我去过地球，但不喜欢它，我瞧不起那帮地球脓包。所以，我是这一伙里最“爱国”的！

大部分月球人感兴趣的事物依次是：啤酒、赌博、女人，工作。“女人”也许还可以排在第二位，但尽管她们是备受娇宠的珍稀资源，也不可能排到第一位。月球人早就发现，女人是永远不够大家分配的。对这方面领悟得比较慢的都死了，因为即使是占有欲最强的男人也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正如教授所说，一个社会必须适应现实，否则就无法生存。月球人已经适应了这里艰苦、严酷的现实——不适应的早就输了、死了。但是，对于生存来说，“爱国主义”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去地球之前，这些我压根儿没意识到。去了之后，我仍旧算不上彻底明白。直到开始努力煽动月球人叛乱时，我才意识到这个名为“爱国主义”的东西在月球人库存里完全不存在。怀娥和她的同伴们曾想按下“爱国主义”这个按钮发动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发动起来——几年的心血，才发展几千个成员，还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就在这不到百分之一的小团体中，还有近百分之十的人是从工贼头目手里领薪水的探子。

教授让我们走上了正轨：让人去恨比让人去爱容易得多。

幸运的是，安全局长阿尔瓦雷斯帮了我们一把。警卫死了九个，于是换上来九十个接班人。当局已经被惹得头脑发昏，做出了以前它极不愿意做的事——在我们身上花钱。各种各样的愚蠢政策犹如连锁反应，一个接着一个。

即使在月球流放地草创之初，监守长官手下的警卫队伍规模也不大。历史意义上的狱卒是不需要的。引起整个刑罚体系极大兴趣的正是这一点：便宜。监守长官、他的副手以及来访的重要人物必须受到保护，监狱本身却不需要。后来他们明白了，连为飞船提供护航也是花不必要的冤枉钱，这以后，他们连这笔花费都省了。于是，到了２０７５年５月，警卫人数减至最低，直接从新近流放此地的人中选拔。

可是一晚上损失九个，有的人便害怕起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把阿尔瓦雷斯吓坏了。他把请求援助的文件的副本存进了斑马文档，迈克看了。阿尔瓦雷斯本人就是个犯人，被判流放之前曾是地球上的一名警官，之后便一直在月球当警卫。他可能是整个月球最恐惧、最孤独的人了。所以他要求更多、更强有力的援助，甚至以辞去公职相威胁——威胁而已，政府如果真的了解月球，当然明白这只是个威胁，阿尔瓦雷斯根本不可能将这种威胁付诸实践。阿尔瓦雷斯真要是成了个没有武器的老百姓，不管在城中哪一个区，他只能在被别人认出来之前凑凑和和活上一阵子。

阿尔瓦雷斯得到了他要求增加的人手，但我们没查出那一晚的袭击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讨厌鬼莫蒂从来没有表现出那种倾向，在职期间一直老老实实当他那个有名无实的国王。也许是阿尔瓦雷斯。他最近才干上工贼头目这一角，也许想露露脸——说不定还想爬上监守长官的位置哩。最可能的事实是：监守长官汇报了所谓的“颠覆活动”，他的报告促使地球政府下令来一次清剿。

愚蠢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新的警卫不再从新近流放的犯人中间挑选了，他们来自精锐的联邦维和重骑兵部队，是专干这一行的。这些人性情粗野，铁石心肠。他们并不想来月球，来到这里不久便发现所谓“暂时I生的警察勤务”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他们讨厌月球和月球人，认定全因为我们，他们才倒了这种大霉。

一有了这批打手，阿尔瓦雷斯立即对各区间的管铁站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同时发放护照，实行护照控制制度。如果月球有法律的话，这种制度是非法的。因为从理论上说，我们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自由人，有的生下来就是自由人，有的则是刑满释放后重享自由。城市里这个比例还会更高一点，因为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流放者都集中居住在政府综合大楼的军营里，他们只能在每个月仅有的两个休息日进城。一到那两天，尽管身无分文，他们还是会四处闲逛，希望有人能请他们喝一杯。你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人。

但是，监守长官所制定的法规都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并未实施，所以护照监控制度并不“违法”。报纸上公布出来了，给每个人一星期时间去办护照，并于某天早上八点生效。可是月球人许多几乎从不出远门。有的人只是问或出趟差，还有的则是为了上班：从边远地区或是从月城到新利恩去，或者相反的路线。乖孩子们填了申请表，付了钱，拍了照，拿到了护照；遵照教授的建议，我也当了乖孩子，付了护照费，把它和进政府综合大楼的通行证放在一起。

乖孩子实在太少了！月球人不相信这些。护照？谁听说过那玩意儿？

那天早上，管铁南站出现了一名骑兵，穿着黄色的保镖服，而不是军装。他看上去似乎很讨厌自己那身行头，也讨厌我们。我不准备上什么地方去，于是退避一旁，观察着。

新利恩的管铁舱到站了，三十多个人一窝蜂拥向大门。那位身着黄外套的先生要求第一个人出示护照，那个月球人便停下来争吵，于是第二个人挤了过去。那个警卫转身吆喝起来——又有三四个人挤了过去。他伸手去拿随身的家伙，可是有人抓住了他的手，枪响了——不是激光枪，而是一把上子弹的枪，枪声震耳欲聋。

子弹打在地上又“呜……呼……呼……”地窜到其他地方去了。我退了回去。一个人受了伤——是那个警卫。第一拨乘客拥下舷梯时，他已经躺在甲板上了，一动不动。

没人在乎他。有的人从他身边绕过去，有的则干脆从他身上跨过去。只有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停下来，小心地踢了踢他的脸，这才走下舷梯。也许他已经死了，她没有停下细看。每个人都知道，救护车到来之前尸体不能动。

第二天，那个地方来了半个班的警卫。去新利恩的管铁舱空载而归。

一切都平息了。那些不得不出门的人办了护照，一些顽固分子则索性放弃了出门旅行。管铁门口的警卫也变成了两个，一个查护照，另一个握着手枪，靠后站着。那个检查护照的警卫看得并不仔细。这样挺好，因为大多数护照都是假的，而且这一批假护照是粗制滥造的抢快版。但是没过多久，造假的人偷到了真护照，假护照于是跟官方颁发的一样精致——只是更贵，可是月球人更喜欢自由交易的护照。

我们的组织不制造假护照。我们只是鼓励这种行为——也知道谁有，谁没有。迈克的记录上列有所有官方签发的护照。我们正在建立的档案中也将他们同持假护照的人进行了区分，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我们的档案也储存在迈克中，只不过是储存在“巴士底狱”地址下。我们是这样想的：一个持假护照的人，一半已经是我们的人了。在我们日益壮大的组织中，各个活动支部都接到命令，不得招收任何持有有效护照的人士。如果招募者不确定，可以向上级询问，马上会有答复反馈回来。

警卫们的麻烦却还没结束。孩子们的捉弄让他们丧尽尊严，不得安宁。小孩子们模仿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跑来跑去大声说侮辱他们的话，偷偷瞄他们，比划宇内通行的手势。至少护卫们把这些全都当成侮辱。孩子们做这些事时就站在护卫们面前，躲在他们视线之外做的事就更让警卫们头痛了。

一个警卫反手打中了一个小男孩，打落了他几颗牙齿。结果是：死了两个警卫，一个月球人。

这次事件之后，警卫们只好对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假装没看见。

我们没必要策动这种事，鼓励一下就行了。你也许认为，一个像我大老婆那样的慈祥老太太不会鼓励孩子们做这种事。可是，她的确在鼓励他们。

要让这些远离家乡的单身男人心烦意乱，方法是很多的——其中的一种是我们开的头。当局把这批维和重骑兵派到这里来，却没有想想怎么抚慰他们的身心。

我们的女同胞有些长得非常漂亮，她们开始在管铁站附近闲荡，衣服穿得比平常还少，这就是说，接近于零。还抹了比平常更多的香水，香味飘得很远，带着摄人的魔力。她们不和那些黄外套搭讪，也不正眼瞧他们，只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袅袅婷婷地走过。那种走路姿势只有月球姑娘们才做得到（地球上的女人们不可能走得那么轻盈，地球上六倍的重力把她们拴得死死的）。

这当然引来了一群男观众，从成年男子到还没到思春期的男孩子都有。他们吹着欢乐的口哨，为她的美貌喝彩，一边还恶毒地取笑那些黄外套。最先参与这项任务的女孩子们都有报酬，我们得付钱给她们。但不久就冒出了许多志愿者，速度之快，使教授得出结论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上面花一分钱。

他说得没错。就连平时像小猫一样胆小羞涩的柳德米拉都想去试试，最后只是因为姆姆告诉她别去才未能如愿以偿。可是比她大十岁的勒诺，我们家族中最漂亮的女人，却真的试了一回。姆姆也没有因此责备她。那天她回来时，脸色绯红，十分激动。她对自己很满意，急切地想再去戏弄我们的敌人。那是她自己的想法；她当时并不知道正在酝酿之中的革命。

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怎么看见过教授，更别提在公众场合见他了。我们主要通过电话保持联络。当初我们农场就一部电话，二十五个人用，很不方便。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电话一打好几小时，没人逼迫是不会挂断的。姆姆很严厉，孩子们每天只允许打出一个电话，每次通话时间最多九十秒。与此相应，惩罚也不断升级——不过常因为她热心地允许例外而有所减轻。不过，这种特许常常紧跟着一番大道理——“姆姆的电话讲座”——“我刚来月球那会哪有私人电话。你们这帮孩子真是……”

我们家是富裕家庭中最后一批装上电话的。我进这个家门时，电话还是个新玩意儿。我们家之所以富裕，原因就是我们从不买农场中能出产的东西。姆姆不喜欢电话，因为付给联合电信公司的电话费很大一部分都转交给了政府。她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像偷电那样偷用电话服务（“曼尼尔，亲爱的，既然你对这方面的事情很懂，那……”）。这事儿的难度很大，因为电话是它必须搭接的交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姆姆才不管我的困难呢。

最终，偷还是要偷的。非法电话的问题在于如何接进电话。因为这个号码没有列出来，即使你把你的号码告诉给你打电话的人，因为交换系统本身的原因，电话还是无法接通。

可是，一旦迈克参与了我们的“计划”，交换系统就不成问题了。需要的大部分工具我自己的工作间里都有，我又买了一些，偷了一些。我从工作间钻了一个极小的洞到电话柜上，又钻了一个到怀娥房间里——原先的墙身有一米厚，可是光束细如铅笔的激光钻一下子便钻开一个洞。我把列入单子的电话卸下来，在它背后的信号线接入孔接上一个无线耦合器，再把耦合器隐蔽好。接下来，我在怀娥和我的房间各装一个双向听筒，一个喇叭，也都隐蔽好。又安装了一个电路，提高戴维斯全家共用的电话线路上的声音信号频率，高到超出人耳听力的范围，这个电路同时还能在我们自己的保密线路上降低呼人电话的信号频率，这样我们就能听到了。

干这种事，难处在于避开别人的耳目。有姆姆掩护，这个难题迎刃而解。

剩下的就是迈克的事了。我们不需要进入交换机，只要用的是家里的电话，甚至不必键入ＭＹＣＲＯＦＴＸＸＸ。迈克实时监听着工作间和怀娥的房间。只要听到我或她的声音喊“迈克”，他就会答应，但不会应答其他任何声音。声音类型和个人指纹一样，各不相同，易于识别。迈克从没出过差错。

随后又鼓捣了一些小花头——先是怀娥房门上的隔音装置，工作间的房门上原本就有；再就是可以屏蔽我和怀娥仪器装备的开关；然后是专门的信号，她可以告诉我是否一人在家，房门是否已锁，我也可以用这些信号把我的情况告诉她。这一切进一步保证了我、怀娥、迈克，还有教授彼此间的通话安全，也保证了我们四人电话会议的安全性。无论教授身处何地，迈克总可以打电话给他。然后教授便会跟他交谈，或者从一个更为秘密的电话打回来。需要迈克找到的人也可能是我或者是怀娥。我们都小心谨慎地保持着同迈克的联系。

我那部非法电话尽管没法键入号码打人，却可以打给月球上的任何一部电话。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某人，跟迈克说一声，安排一个夏洛克方式就行。不必告诉他号码，迈克有所有的电话列表，他查找号码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我们开始发现现有的电话交换系统中有无限的潜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从迈克那里拿来一个闲置的号码给了姆姆，她想和我联系时便可以打这个号码给迈克。她对迈克十分友好，而且一直认为他是个人。我们家的人都这么想。

一天，我一回到家，西迪丽斯就对我说：“曼尼，亲爱的，你那个声音很好听的朋友迈克。福尔摩斯打过电话来，叫你回电。”

“谢谢你，亲爱的。我会的。”

“曼尼，你什么时候请他过来吃顿饭？我觉得他这人很好。”我告诉她，福尔摩斯先生的口气很臭，头发长得乱糟糟的，而且他还讨厌女人。

因为姆姆不在，所以她说了句粗话。她说：“你是怕我见到他，担心我选他进门吧。”

我拍了拍她，说就是因为这个。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教授和迈克。从此，迈克和我的女人们打情骂俏就更厉害了。教授则想了想这个问题。

我开始学习从事“谋叛”的各种技巧，也逐渐认可了教授的“革命可以是一门艺术”的思想。我没有忘记（也不怀疑）迈克的预言：还有七年，月球就大难临头了。但我不去考虑那场灾难，我一心只想着革命的细节，那些问题挺有意思的。

教授曾强调说，一项阴谋活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联络和安全措施，也指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联络越容易，安全方面的脸就越大；但安全措施过于严密，联络不便，那么一有紧急情况，整个组织就会陷于瘫痪。采用支部制度正好可以二者兼顾。

我认可了支部制度，这对于限制间谍活动所带来的损失十分必要。在发现以往的地下组织已经被间谍彻底渗透以后，就连怀娥也承认，一个组织如果不分成独立支部就无法运转。

可我并不喜欢支部制度中闭塞的联络。整个组织就像地球上的老恐龙，把消息从头传至尾或背都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我和迈克谈了这个情况。

最后，我们还是放弃了我向教授建议的多渠道联系的方法，保留了支部制。但以我们这台思想型电脑的才智为基础，既保障安全，又加强联络。

联络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使用“党内”称呼的三重树状体系，主席（字头Ａ）：亚当·塞勒涅先生（迈克）。

执行支部（字头Ｂ）：博克（我），贝蒂（怀娥），比尔（教授）。

博克领导的支部（Ｃ）：卡西（姆姆），科林，昌。

贝蒂领导的支部（Ｃ）：卡尔文（格列格），塞西莉亚同志（西迪丽斯），克莱顿同志。

比尔领导的支部（Ｃ）：康澳尔（芬恩·尼尔森），卡罗林，科特尔。

——等等。在第七层组织关系上，乔治（Ｇ）管理监督赫伯特、亨利，还有哈利。到达这一层后，你就需要找２１８７个首字母为“Ｈ”的名字——这方面就交给我们的机灵电脑吧，它会找到的，找不到也会发明出来。每个新成员都有一个党内称呼和一个紧急电话号码。用这个号码，信息不必一层层逐级上传，成员可以直接同“亚当·塞勒涅”，即迈克通话。

安全方面：以一个双重原则为基础——不让任何人掌握一切，但任何情况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迈克。

双重原则头一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是用上药物和其他手段，任何人都可能被击垮。这时，惟一的防卫方式就是自尽，而这很难做到，几乎不可能。当然，“中空齿”（里面装毒药）这类方法还是有的，既传统又新奇，而且几乎可以做到万无一失——教授要确保我和怀娥都已配备了这一招。我不知道教授给她的“最后的朋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反正我没不打算配备我自己的，这些复杂的细节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再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自杀。我可不是当烈士的料。

迈克自然没必要自杀。药物不能麻醉他，疼痛不能刺激他。他把所有有关我们的信息都存放在一个独立的记忆库中。这个记忆库由一个加密指令控制，只有我们三个人的声音可以将它打开。另外，考虑到肉体的脆弱，我们又加了一个指令，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可以锁住记忆库，不让另外两个进入。在我这个全月球最出色的电脑技师看来，一旦锁定，即使迈克也无法开启。当然，最让人放心的还是，根本没有人会向主控电脑查询这份档案，因为没人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人会怀疑迈克的身份。还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惟一的风险就是这台觉醒的机器总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他总能表现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潜能来，说不定哪天他能想个办法反整我们一下子——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

不过他永远也不会想这么做的。他对我——他的第一个而且是最长久的朋友——是忠心的；对教授是喜欢；对怀娥则是爱。当然，这与性无关。但是怀娥确实惹人爱，他们第一次交流就处得非常好。

我信任迈克。在这样的生活中，你只能赌一赌；这一把我把一切都押上去了。

由此，我们的安全系统就建立在对迈克的完全信任上了，而我们每个人都只了解各自必须了解的一切。以党内成员及其称呼的树状系统为例，我只知道我的支部成员以及三个直属下级的党内称呼，这些就是我所必须清楚的一切。迈克建立了党内称呼系统，又给每个成员指定了电话号码，并保留了一份成员的真实姓名同党内称呼对应的人员名单。比如说，一个叫“丹尼尔”的组织成员（我不会知道这个人，因为他是“Ｄ”级，在我的下两级）招收了新成员弗雷茨·舒尔茨。丹尼尔向他的Ｆ级上级报告了这件事，但并不汇报他的名字。之后亚当·塞勒涅打电话给丹尼尔，指定舒尔茨的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然后根据丹尼尔提供的号码打电话给舒尔茨，告诉他其党内称呼为恩布罗克，同时给他一个紧急电话号码。每个人的紧急号码都不一样。

即便是恩布罗克的直接领导对他的紧急号码也是一无所知。既然是不知道的事，无论怎么下药，怎么折磨，无论使用何种手段，你也不可能泄露什么的，就连无心之过的口误也不可能泄露什么。

现在，假设我要联系恩布罗克同志。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可能家住新加坡，也可能就是我家附近那家商店的售货员。我不用层层下传，然后祈祷他会收到消息。我只给迈克打个电话，他可以马上为我连接恩布罗克，连号码都不必给我。

或者假设我需要同我们的一位同志通话，他正为我们即将在月球每个音像店发行的卡通片作准备。我不知道他是谁，可因为有情况我需要和他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