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７６年初，我的工作非常繁忙，但客户还是怠慢不得的。党的工作我是能拖就拖，能转就转，但花去的时间还是越来越多。我每天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决策，传达各种各样的消息。我还得挤出时间，负重进行数小时的高强度身体训练。我们不能使用政府综合大楼内的离心机，就是地球科学家们来访时用来延长他们在月球上滞留时间的那种机器——以前我也用过，但这次我不能用，不想咋咋呼呼公开宣布我已经为去地球做好了一切准备。

没有离心机，锻炼效率大打折扣。加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加强锻炼去地球走一遭，所以枯燥到极点。但据迈克分析，将来也许需要某些能为党辩护的人前往地球，这种可能性高达百分之三十。

我看不出自己哪里像一位大使，没有文化，更不懂外交辞令。很明显，在众多党内成员中，教授是，或者说很可能是——首选人物。可是教授年纪大了，也许不能活着到达地球。迈克告诉我们，像教授这种年纪、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能活着到达地球的几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

可教授却高高兴兴地每天坚持接受高强度体能训练，努力争取他那小得可怜的机会。所以，我还能说什么？只好负重、锻炼，随时准备在他那年迈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接过他的工作。怀娥也在做同样的训练，借口是我也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成行。实际上，她觉得这么做是跟我同甘共苦。怀娥做事总是这样，用高尚代替逻辑。

除了公司事务、党的公务以及体能锻炼外，我还得干农活。尽管来了两个好小伙子弗兰克和阿里，但却有三个儿子成家独自过活了。接着，格列格也去了“月球之家”公司，担任另一个弹射器工程的钻井工头。

格列格做工头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一直为雇用施工人员绞尽脑汁。尽管大多数工作可以由非党内人员完成，但一些关键地点必须要既能干而且政治上又靠得住的党内人员把关。格列格原先并不想去，因为农场需要他，而他也不愿离开大伙儿。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

所以我又多了份兼职的差使——伺候农场上的猪和鸡。汉斯是农场的一把好手，扛的货物、干的农活足可以抵上两个人。大爷退休后一直为格列格管理农场，汉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这个新角色。本来农场应该由我接管，因为我更年长。但汉斯干农活比我更出色，也更适合这个职位，我一直希望他有一天能接格列格的班。所以我总是赞成他的意见，支持他。只要有可能就去农场搭把手。忙得连挠痒痒的时间都没有了。

二月下旬，我从新利恩、第谷下、丘吉尔长途旅行归来。横跨西努斯·梅迪的新管铁通车了，所以我去了趟新加坡月城。名义上是做生意。我也的确签了几个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紧急服务。以前这种服务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从恩斯维尔到贝鲁迪的公车只有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半个月内通车。

生意不过是政治的幌子而已。我们和新加坡方面的联系一直很少。怀娥靠电话联系也做得不错。她支部内的二号人物克莱顿同志是她过去的一位老同志，怀娥对他的评价很高，而且他在阿尔瓦雷斯的斑马文档中没有记录。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的组织政策，告诫他提防内部的烂苹果，鼓励他去新加坡月城建立支部。怀娥还告诫他不要接触过去的旧组织，仅仅保留过去组织的成员身份就行了。

但电话到底不是面谈。新加坡本来早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据点：政府对它的控制不是那么严密，因为该地区的公共设施不在政府综合大楼控制之下。由于在此之前两地未通管铁，当地产品许多没有送上弹射舱，所以它对政府的依赖性相对较小。此外，新加坡的资金力量也更为雄厚，新加坡月城银行发行的纸币比政府券更值钱。

我觉得从法律意义上讲，新加坡月券还不能算是“钱”。政府并不承认它。我几次去地球，买票的时候都得特意兑换政府券。不过我带过去的却都是新加坡券，因为政府券在地球上几乎一文不值，新加坡券在价值上打的折扣却很小。不管算不算钱，新加坡银行发行的纸币一直得到正直的中国银行家们的支持，不会因为政府行为贬值。１００新加坡券相当于３１．１克黄金（旧制金衡盎司），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拿它在当地事务所兑换等值的黄金——他们那里确实储备有黄金，是从澳大利亚运来的。不用说，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商品：非罐装水、各种等级的钢材、电厂专用的重水，以及其他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当然也可以用政府券购买，不过价格会不断上涨。我不是财政理论学家，每次迈克向我解释，我就头大如斗。我只知道我们喜欢接受这种不是钱的钱，而政府券，大家只是勉强接受而已，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憎恶政府。

新加坡早应该成为我们党的战斗据点，但它还不是。于是大家决定让我去那里一次，冒冒险，跟那儿的人面对面交流。一部分人肯定会因此知道我的身份，像我这种只有一条胳膊的人，想乔装打扮一番，让谁都认不出来，这种可能性不大。风险很大，一旦我出事，危害的不仅是我自己，还会祸及怀娥、姆姆、西迪丽斯以及格列格。可是，革命怎么可能没有危险？

到了那里才发现克莱顿同志原来是个年轻的日本人——不算很年轻，不过日本人都这样，一直挺年轻，到一定时候突然就老了。他并不是纯正的日本人，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一些血统，不过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家中的生活也沿袭日本人的传统。他重人情讲义气。我很幸运，因为他欠怀娥很多情。

克莱顿的祖先并不是犯人，他们是在他们政府枪口的威胁下“自愿”上船来到这里的。我没有因此对克莱顿产生任何偏见，他跟那些老囚犯们一样，对监守长官充满了仇恨。

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茶室——相当于月城的酒吧。我们聊了足足两个小时，除了政治话题，什么都聊。他认准可以交我这个朋友，于是把我带回了家。日本人非常热情。我惟一不满的是高及下巴的洗澡水，太烫人了。

到头来，我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美容院老板娘的化妆技术和西迪丽斯一样高明。那条社交手臂原本就很逼真，和服又恰好掩盖了它的接缝。

两天之内，我以“博克同志”的身份会见了四个小组，每次都乔装打扮：穿上和服、日式短袜，即使有奸细混在其中，也不会认出我是曼尼尔·奥凯利。我向大家通报了许多重要情况。

几天来，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六年以后，即２０８２年的饥荒。

“你们是幸运的，不会那么快遭受灾难。但是现在新的管铁已经造好，你们会看到这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打小麦和大米的主意。他们会把粮食运上弹射舱的。到那时，你们的灾难也解降临了。”

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我看到听到的情况来看，这里的旧组织就像个教会，全靠夸张的演讲、煽情的音乐和现场情绪影响其成员。而我只说：“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数据在这儿，该怎么办你们自己决定！”

我还单独约见了一位同志，他是位中国工程师。任何东西，他只要仔细地看一下就能知道该怎么造。我问他见没见过一种大小同

步枪差不多、方便携带的激光枪。他说没见过。我又提到了近些日子的护照制度，这种制度很不利于走私。他若有所思地说，要搞点珠宝什么的应该不难——下礼拜他会去月城看望他的表弟。我对他说，听到他的消息亚当叔叔会很高兴的。

总而言之，这趟旅行收获很大。

回来的路上，我在新利恩停了一会儿，检查一台名叫“领班”的打孔式计算机。这台机器前不久我才查过。随后便去吃午饭，却碰巧遇上了我父亲。我们俩的关系很亲，不过一两年都见不上一面。我们边喝啤酒吃三明治边聊天，我起身道别时，他开口道：“真高兴见到你，曼尼。自由月球！”

自由月球！我大吃一惊，脱口回应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很难找到一个像我父亲那么愤世嫉俗不问政治的人。如果连他也在公开场合说那句话，那么这场运动肯定已经深入人心了。

所以到了月城，我很是兴奋，加上从托里切利来时睡了一会儿，整个人毫无倦意。我从南站乘环城线，出站后便从底巷走，从避开大道上的拥挤，直奔家里。

途中经过布罗迪法官所在的法庭，我拐了进去，想同他打声招呼。他是我的老朋友，和我一样截过肢。断了一条腿后，他就当了法官，而且相当成功。当时的月城除了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不搞第二职业的法官了，其他人至少也得出出书，卖卖保险什么的。

如果两个人吵架找布罗迪断理，如果双方不是心悦诚服，他会把费用退还给人家。要是碰上两人打架，他肯免费为他们裁断——还不忘提醒他们别动刀子。

那顶法官帽放在桌上，人却不在办公室里。

我正要离开，外面进来一群人，一群青少年，时髦打扮。其中有一个是女孩子，他们正推搡着一个年长男人。这人身上被他们推搡得乱糟糟的，狼狈不堪。衣着打扮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游客。

即便在那时，来月球的游客还是有的。谈不上大批，但为数也不少。他们从地球上来，在旅馆待上一个礼拜，然后搭乘来时的那艘飞船回去。或者再待久一些，乘下一班回去。多数游客都会先花上一两天时间观光一番，其中包括月球表面漫步等无聊项目，这是每位游客的固定节目。然后再去赌上一把。月球人并不重视这些来自地球的游客，对他们的怪癖也都没怎么在意。

其中最年长的小伙子大约十八岁，大概是他们的头儿，问我说：“法官呢？”

“不知道，他不在。”

他咬了咬嘴唇，有点为难。

我问：“什么事？”

他很认真地说道：“我们要处死这个家伙，不过得有法官的批准。”

我说：“去周围的酒吧看看，兴许能找到他。”

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子突然说，“咦，你不是奥凯利先生吗？”

“是的。”

“为什么不由你来审判呢？”

最年长的那个看上去松了口气：“好吗，先生？”

我犹豫了。没错，偶尔我是会客串一把法官的角色。谁没干过这种事？但我并不热衷。可是听到这些年轻人说要干掉一个游客，我有点担心，觉得有必要说点话。

下定决心之后，我对那个游客说：“你愿意我当你的法官吗？”

他很吃惊，“这事儿我还有选择吗？”

我耐心地说，“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审判，我是不会审这桩案子的。不是逼你。这可是你的命，不是我的。”

他看上去很惊讶，但并不害怕。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的命，你是说我的命吗？”

“这是明摆着的嘛。难道你没听这些小伙子说他们要干掉你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等布罗迪法官。”

他没有犹豫，笑着答道：“我同意你当我的法官。”

“那就这样吧。”我看着那个最年长的小伙子说，“那么这场纠纷的另一方是谁？只是你和你那个年轻朋友吗？”

“噢，不是，法官，我们都是。”

“我还不是你们的法官呢。”我环顾了一下其他人，道：“你们都要我做你们的法官吗？”

点头，没有人说不。

那个头儿转向那个女孩子，补充说：“蒂什，你最好说句话，你同意吗？”

“什么？噢，当然！”

她是个毫无味道的小东西：曲线玲珑，很漂亮，却很轻浮。她大概只有十四岁，老虎机服务女郎那一型的女孩，有钱就会跟你上床，也许到老也还是这样。这种女孩不喜欢安安分分地结婚，更乐意当一大群阿飞的“皇后”。我并不是指责这些小伙子。他们在廊道上追逐女人，是因为月球的女人太少，一整天的工作下来，晚上回家也没什么可以慰藉的。

“好了，法官已获认可。那么，你们都得遵从我的判决。咱们再确定一下费用。你们这些小伙子能出多少？请你们理解，我不能为了几分几毛钱裁定一宗人命案子。所以，要么付钱，要么我就放了他。”

头儿眨了眨眼，他们围成一堆讨论起来。很快，他回过头对我说：“我们的钱不多。每人五港元，你干不干？”

其中六个叫了起来——“不！不能只出这么个价钱去让法官审一个人命案。”

他们又围成一团，“法官，五十，怎么样？”

“六十，每人十港元。还有你，蒂什，你也出十元。”我对那个女孩子说。

她看上去有点吃惊，还挺生气。

“快点，快点，”我说，“哪有天上掉馅饼的！”

她眨了眨眼睛，伸手去掏钱袋。她有钱，她是那种身边随时带着钱的人。

收齐了七十元，我放在桌上，对那个游客说：“你的呢？你能掏这么多吗？”

“什么？”

“孩子们为这场审判付了七十元。你应该付和他们一样多的浅。如果你付不起，打开钱袋证明一下，算你欠我的。但是，你该付的一份就是这么多。对于一宗死刑案这算是便宜的。孩子们时的钱不多，所以你捡了个便宜。”

“我明白，我想我明白。”他拿出七十港元。

“谢谢，”我说，“现在各方想要陪审团吗？”

女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当然，我们马上找。”

地球人说：“这样的话，也许我也需要。”

“你可以要。”我向他保证道，“要个法律顾问吗？”

“啊，对，我想我需要一个律师。”

“我是说‘法律顾问’，不是‘律师’，这里没有律师。”

他看起来还是很高兴。“我想，如果我选择一个法律顾问，他们的资历是不是也同这里的诉讼程序一样不规范？”

“有可能。我就不是个正规法官，将就吧。你自己看着办。”

“嗯，这种不正规我认了，我想我信赖你，法官阁下。”

最年长的小伙子发话了：“啊，还要陪审团啊。你打欠条吗？哦，不，是我们能打欠条吗？”

“这个由我来付。我既然收了一百四十元，里面的支出就是我的事儿了。难道你们以前没上过法庭吗？不过，不要给我弄得一分不剩。六个陪审员，每人五元。看看巷子里有没有人。”

一个男孩子走了出去，吆喝了一嗓子：“当陪审员！五元一个！”

他们找了六个人，都是那些你只能在底巷里见到的类型。这个我并不担心，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你想干法官这行，最好选个好住宅区，这样才有机会找到为人诚实可靠的好公民。

我走到桌后，坐下，戴上布罗迪的法官帽——弄不明白他从哪里找到的，也许是哪家人扔掉不要的东西吧。

“现在开庭，”我宣布道，“先报上姓名，再讲事情经过。”

最年长的小伙子叫斯利姆·莱姆基勒，女孩叫帕特里夏卡门．朱古。其他人的名字我现在都忘了。

那个游客上前一步，往口袋里一掏，说：“阁下，这是我的名片。”

我现在还留着它，那上面写着：

斯图尔特·勒内·拉茹瓦

诗人——游客——冒险家

事情的经过荒唐得可怜，可以说是教育那些没有导游到处乱走的游客的最好教材。当然，导游们都是骗钱的——但游客不就是掏腰包的吗？看看这位，因为没有导游，差点儿连小命都丢了。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拉茹瓦晃来晃去，进了一家酒吧，那是阿飞们常去的地方，一种类似俱乐部的会所。这位头脑简单的姑娘和他调情，男孩们在一边权当没看见，因为只要是她愿意的，他们就没话可说。稍后，她笑着让他把手搭在她腰上。他像月球人一样随随便便答应了……但下面的事却是典型的地球人方式；他的手臂滑下去环住她的腰，把她揽向自己，显然是想吻她。

请相信我，在北美这完全没问题，我见过好多类似的事。可是蒂什却大吃一惊，也许还被吓坏了。她尖叫起来。

于是，一群小伙子围上他，一阵拳打脚踢之后决定，他得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但得做得合法些，找个法官。

他们很可能还是害怕的，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应付过处死一个人这种事。但是，他们的女士受了污辱，他应该被处死。

我又问了问他们，尤其是蒂什，认定自己已经掌握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接着我说：“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这里来了位陌生人，他不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他冲撞了这位姑娘，他有错。但据我看来，他的本意并没有打算冒犯这位姑娘。陪审团怎么说？喂，那边的，你——醒醒！你怎么说？”

那个陪审员睡眼惺忪地抬起头说：“处死他。”

“很合适吗？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