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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大臣与司役们依照繁文缛节打开大门后,清晨的冬阳从皇家安德禁宫的庭,漫入室内,于我的眼睛早已习惯宝库里柔和的红色氛围,这道光线顿时让我觉得刺眼恐怖。我僵立原地,奥斯曼大师也一样。似乎我稍微一动,宝库中湿霉、满是尘埃、伸手可及的空气会带着我们寻寻觅觅的线索倏然溜走。
露出莫名的惊异神情,奥斯曼大师凝视着流泻在我们身上的光线,仿佛头一次看见某个辉的物品。两排宝库司役沿着敞开的大门左右列队而立,阳光透过他们彼此头部之间的缝隙,从庭院洒进来
前一天夜里,当他翻阅《君王之书》时,我在一旁观察他。我注意到他脸上时不时地闪现出同样的惊讶表情;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微微颤抖;他的头小心翼翼地凑近他的放大镜;而他嘴唇先是轻轻蠕动,好像准备揭露某个愉快的秘密,接着又不由自主地一张一合,仿佛看见了一幅令人敬畏的图画。
大门再度关上后,我不耐烦地在各个房间之间来回走动,更加焦躁不安。我担心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宝库里找出足够的资料。我感觉奥曼大师没有专注在这件事上,于是向他坦陈心中的忧虑。
他像平常对待自己的学徒一样,很自然地抓起了我的手。“我们这类人,别无选择,只能努力从真主的眼光观看世界,并仰仗他的正。”他说,“此刻,身处于这些图画和宝物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两者逐渐合而为一:当我们逼近真主的视野时,他的正义也逐渐接近我们。看,这是毕德大师用来刺瞎自己的针……”
奥斯曼大师讲述金针的残酷故事时,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他把放大镜往下移了移。我仔细端详放大镜下面这只邪恶物品的锐利尖端。针尖黏着一层淡红色的湿润。
“前辈大师们,”奥斯曼大师说,“被迫改变为其奉献了一生的格、颜色和技巧时,会深感良心不安。对他们而言,为了屈迎附会而改变世界观,今天依东方君主的要求,明天又听从西方君王的想法,是一件可耻的行为——然而这正是我们当今艺术家的做法。”
他的眼睛没有直视,没有盯着面前的书页。他似乎正凝视着远方一片遥不可及的空白。他面前的《君王之书》摊开在其中一页:波斯和图兰的军队发动全力,混战在了一起。杀气腾腾的英勇战士骑着战马冲杀着,长矛刺穿了盔甲,戳穿了躯体,脑袋掉了,手臂断了,躯体被劈成了两半,断肢残骸遍地横陈。
“昔日的伟大画师,若被要求改用胜利者的风格、被迫模仿别的细密画家,为了维持尊严,他们会拿一根针,英勇地提早召唤绘画多年终来临的失明。是的,在真主的纯净黑暗如神圣恩赐笼罩在他们的眼睛之前,他们会连续好几个时辰、甚至好几天盯着一幅经典杰作。由于他们低着头彻夜不眠地凝视着图画,因而面前图画中的意义和景象——溅满了从他们眼中滴落的鲜血——将取代他们遭遇的悲苦。同时,因为他们的眼睛极为缓慢地朦胧,所以会在安详中达到失明。这是多么幸福!你猜得出当我等待盲人的神圣黑暗降临时,会选择凝视哪一幅图画吗?”
仿佛努力回想一场童年的记忆,他目光盯在宝库墙外某个远处。他的眼睛,眼白的部分变多,瞳孔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那幅画属于赫拉特前辈大师的风格,场景中,痴情狂恋的胡斯莱夫骑着马,来席琳的别墅窗下等待。”
也许他打算继续描述画面的内容,如同吟诵一首哀伤的诗,悼念前辈大师的失明。“我崇高的大师,我亲爱的阁下,”莫名的冲动下,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渴望永恒凝视的画面,是我恋人的秀丽容颜。我们已经结婚三天了。过去十二年来我对她思念不已。席琳瞥见胡斯莱夫的肖像从此一见钟情的场景,总会让我想起她来。”
奥斯曼大师脸上浮现各种表情,或许是好奇,但不是因为我的故事,也不是面前杀戮场景的缘故。他似乎在期待某个好消息能带给他慰藉。当我确定他没有在看时,便一把抓起帽针,走到了一边。
毗邻浴室的宝库第三个房间有一个阴暗的角落,那里塞满了上百个法兰克君主呈献的时钟。时钟停下之后——它们通常没多久就停了——便被收进这里。我走到那里,仔细检查奥斯曼大师宣称毕萨德用来刺瞎自的金针。
红色的日光渗隙而入,投射在灰尘满布的时钟上,从箱盒、水晶钟面和镶嵌的钻石反射而出,映得裹着淡红液体的金针尖端不时莹莹闪烁。传奇中的毕萨德大师确实用这个东西刺瞎了自己吗?奥斯曼大师也对自己做出了同样可怕的事吗?一只巨大时钟的摆锤上挂着一个摩洛哥小丑的吊饰,那是一个颜色鲜艳、手指大小的娃娃,它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没错!”显然,如果钟还可以动,这位头戴奥斯曼包头巾的小丑,将会随着每个钟点的报时,欢欣地点头——这是送礼的哈布斯堡国王与湛的钟匠为了娱乐苏丹陛下及他的后宫佳丽,特别设计的一个小玩笑。
我继续查阅了不少极为平庸的手抄本:正如侏儒跟说的那样,这些手抄本原属于帕夏们所有,他们被砍头后,难以计数的财产和宝藏被没收了,其中就有这些手抄本。那么多的帕夏被处决,以至于这些书册看也看不完。幸灾乐祸的侏儒表示,许多帕夏忘记了自己是苏丹的臣民,陶醉于个人的财富与权力,甚至为了彰显自己,编纂书籍,镀上金箔,以为他们是君或君王,这些人活该被砍头,他们的财产也该全部被充公。这些书有些是图集,有些是手绘本,或是插画诗集;即使在这些二流的书里,凡是遇到任何一幅席琳爱上胡斯莱夫肖像的图画,我都会停下来欣赏。
画中画,也就是,席琳在野外郊游途中遇见的胡斯莱夫肖像,从来不曾被细腻刻画。并不是细密画家没有能力描绘如此微小的细节,许多人拥有灵敏的巧手,能在指甲、米粒,甚至发丝上作画。然而,为什么他们没有画出席琳的爱情对象—胡斯莱夫脸上的五官细节,让者得以辨识?我一边随手翻阅一本顺序混乱的图集,一边想着这个问题,打算在下午某个时刻向奥斯曼大师请教,以便能够暂时忘却我的绝望。时候,一幅画在布上的迎亲图中有一匹马的画像吸引住了我的视线。我的心脏猛然一跳。
在那里,在我的面前,有一匹鼻孔特殊的马。它驮着一位妩媚的新娘,两眼看着我。这匹神奇的马仿佛准备向我吐露一个秘密。做梦般地,我大叫,但却发不出声音。
没有半分迟疑,我立刻抱起书卷,匆忙穿越各式物品和箱笼,跑向奥斯曼大师把摊开的书页放在了他的面前。
他低头望向图画。
看不见他脸上有丝毫惊喜的火花,我开始耐不住性子。“这匹马的鼻子就跟我姨父书里的一模一样。”我说。
他把放大镜贴近马。他深深地弯下腰,眼睛凑向放大镜和图画,贴得如此之近,鼻子几乎就要碰到书页。
我受不了这片寂静。“如您所见,这匹马的风格和技巧不同于我姨父书中的马。”我说,“但鼻子是一样的。画家采用了中国画家的世界观。”我停顿了一会儿:“这是一列迎亲队伍,类似中国的图画,但其中的人物并不是中人,而是像我们一样的人”
大师的放大镜几乎要平贴到书页,他的鼻子紧贴着放大镜。为了看清楚,他不仅利用眼睛,甚至尽其所能利用他的头、颈部肌肉、老迈的背部和他的肩膀。长时间的寂静。
“马的鼻孔被剪开了。”半晌后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把头凑向他的头。脸贴着脸,我们盯着那个鼻孔看了好一会儿。我悲伤地发现,除了马的鼻孔被剪开之外,奥斯曼大师观看它们也有困难。
“您确实看见了,对不对?”
不是很清楚,”他说,“你形容一下画。”
“依我看,画中是一位忧愁的新娘。”我悲伤地说,“她骑着一匹裂鼻的灰马,在陌生侍卫和随从的护送下,出嫁到夫家。侍卫的脸孔显示出他们是索格底亚那的白羊王朝土库曼人,各个神情狰狞、满脸粗黑虹髯、眉头深锁、胡须又长又细、体格魁梧、身着素面薄布袍、细窄鞋子、头戴熊毡帽、腰配战斧和弯刀。美丽的新娘或许是一位忧伤的中国公主,因为根据画面内容判断,她与贴身婢女在油灯和火把的映照下彻夜赶路,想必还有很长一段旅途。”
“或者也许,我们之所以认为新娘是中国人,是因为细密画家为了强调她的清新脱俗,学中国人那样涂白了她的脸,并为她画上了一双凤眼。”奥斯曼大师说。
“无论她是什么人,这位哀伤的佳丽让人心痛。在漆黑的夜里,由一群面目狰狞的外国侍卫陪同,穿越广大的草原,前往一块陌生的土地,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丈夫。”我说。接着我马上补充:“我们该如何从她坐骑的裂鼻,决定姨父的马是出于我们哪一位细密画家之手?”
“翻到下面几幅图画,告诉我你看见什么。”奥斯曼大师说。
就在此时,侏儒也过来入了我们。刚才冲过来把书拿给奥斯曼大师的中途,我瞥见他正坐在夜壶上。现在我们三人一起看着书页。
我们看见一群娇艳动人的中国少女们——与刚才那位忧愁新娘采用了同样的风格——聚集在花园里,奏一个形状奇特的乌德琴。我们看见中国的房舍、准备长途远行的阴郁篷车队,以及美得如同陈年绮梦的无垠草原。我们看见用中国风格画的树木,盘根错节,绽放满树春花,夜莺在枝头踉跄跳跃,引吭高歌。们看见用呼罗珊风格画的众王们,端坐于帐篷内,长篇大论讲述诗歌、美酒与佳人。我们看见精美辉煌的花园,还有英俊的贵族,他们前臂上站着雄伟的老鹰,直挺挺地骑着骏马前去狩猎。接着,仿佛魔鬼融入了书页当,我们从画中感觉到了邪恶,但大多数时候仍然是智慧。一位英勇的王子挥舞巨矛砍杀恶龙,细密画家是否在的动作里,加入了调的意味?一群穷苦的农人向他们的长老祈求慰藉,画家是不是对他们的贫苦感到幸灾乐祸?对他而言,是描绘两条交媾中的野狗紧贴不、露出悲伤空洞的眼神有趣呢,还是描绘女人们咧开血盆大口讪笑这两只动物时更为有趣而愉快?接着我们看到细密画家笔下真正的魔鬼:这些畸形的生物,长得很像赫拉特前辈大师和《君王之书》绘者笔下时有所见的邪灵与巨人;不过,充满讥诮才华的细密画家却把它们画得更为阴邪、残,而且更具有人形。我们笑着看这些恐怖的魔鬼,尽管身形为人,却有畸形的身体、分岔的角和猫一样的细长尾巴。随着我继续往下翻,这些浓眉、圆脸、凸眼尖牙、利爪和老头般皱黑皮肤的赤裸魔鬼们,开始互相斗殴扭打、偷窃上等马匹献祭他们的邪神,跳跃嬉闹、乱砍木、掳掠銮轿里的公主、捕捉恶龙或是劫掠金银财宝。我向他们解释,这本出于众人之笔的书册中,所有魔鬼皆由一位名叫西亚赫·卡勒姆的细密画家所绘,这位画家同时也画了许多剃了光头、衣衫褴褛、身缠铁链、手持拐杖的海达里耶苦行僧。奥斯曼大师要我逐一形容彼此的相似之处,并仔细地听我讲。
“剪开马的鼻孔让它们呼吸顺畅,耐得住长途跋涉,是蒙古人几百年来的传统。”听完后他说,“旭烈兀大汗的军,便是以马匹征服全阿拉伯、波斯和中国。他们进入巴格达,烧杀掳掠,把所有书籍抛入底格里斯河。当时的书法家,日后的绘画家伊本·沙奇尔逃离了城市和杀戮,然而,他没有跟随众人逃往南方,反而沿着蒙古骑兵前来的道路,朝北方走去。当时,由于《古兰经》禁止,没有人制作插画,画家更是不受重视。如今我们的职业备受尊崇,其中最伟大的秘诀要归功于伊本·沙奇尔,所有细密画家大师及守护圣人:他创造了从宣礼塔俯瞰大地的世界观,坚持以一条时而可见时而不可见的地平线为基准,并通过中国人观察万物的方式,用蜿蜒、鲜活、乐观的色彩描绘一切,从天上的飞云至地上的爬虫。我听说,在那段传奇的旅途中,为了驱策自己继续北行,进入蒙古部族的中心地区,他特别研究了马的鼻子。不畏风雪、不屈不挠地步行涉了一年后,他终于来到了撒尔罕,然而,就我所见所知,他在那里画的马匹却都没有裂鼻。对他来说,完美的梦幻良驹并非成年后才认识的结实、强壮、胜利的蒙古马,而是快乐少年时熟知的优雅阿拉伯马,如今他悲伤地将之遗留在了身后。这就是为什么,姨父书中的怪异马鼻,既没有让我联想到蒙古马,也没有让我联想到由蒙古传遍呼罗珊与撒马尔罕的剪鼻习俗。”
奥斯曼大师讲述时,时而看着书本,时而又看着我们,仿佛只看得见自己心灵所召唤的景象。
“除了裂鼻马和中国绘画之外,书中的魔鬼也是由蒙古部落带进波斯,再从那儿一路传至伊斯坦布尔的。你们大概都听说过,这些恶魔是邪恶的使者,由地底深处的黑暗势力派遣而来,攫取人类的生命及一切珍贵事物,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把我们带入黑暗与死亡的地下世界。在地下世界里,无论是云、树、物品、狗或书,都有自己的灵魂,都会说话。”
“说得没错,”年老的侏儒说,“安拉为证,有些夜晚我被锁在宝库里,那时我会听见,除了原本就不断发出声响的时钟、中国瓷盘和水晶碗,所有火枪、宝剑、盾牌及血污的头盔,它们的幽全都焦躁不安起来,激烈地交谈,吵得整个宝库好像在浓浓的黑暗中变成了一个拥挤不堪的战场。”
“海达里耶苦行僧,我们刚才看他们的图片,把这个信仰从呼罗珊带入波斯,之后再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大师说,“雅勿兹苏丹·赛里姆打败君王伊斯玛伊尔后,他的军队将七重天宫殿洗劫一空。当时贝迪玉扎芒·米尔扎——帖木儿的后代子孙——背叛了君王伊斯玛伊尔,带着追随他的海达里耶信徒一起投效了奥斯曼帝国。天堂的居民,雅勿兹·苏丹·赛里姆在风雪冰霜的冬季返回伊斯坦布尔,身后运载着无数战利品;其中包括从察德兰俘虏的两位美女,她们是君王伊斯玛伊尔的嫔妃,肌肤似雪,杏眼微翘。与她们同行的,还有典藏于七重天宫殿图画馆的所有书籍。这些书籍中有些是之前统治大布里士的蒙古、伊尔汗、杰拉伊尔和黑羊王朝时期留下的有些则是战败的伊斯玛伊尔君王从乌兹别克、波斯和帖木儿人手中掠夺的珍品。在苏丹陛下和财务大臣命令我离开这里之前,我想好好欣赏这些书本。”
然而,时他的眼睛已经显露出盲人眼中的茫然失焦。他继续拿着他的珍珠母贝镶柄放大镜,但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为了观看。我们陷入了沉默。奥斯曼大师再一次要求侏儒——像是在听一个悲惨的传说似的听着奥斯曼大师讲着所有的故事——为他找一本书,他详细形容了书本的装订边。侏儒一走,我马上诚心地问大师:
“那么,我姨父书里的马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我们谈论的两匹马都有裂鼻,”他说,“不管它是在撒马尔罕或者,如我所言,在索格底亚那所画,你在这本书中找到的马匹是以中国风格描绘;至于姨父书中的美丽骏马,则是如赫拉特大师们笔下的神妙马匹,为波斯风格。的确,幅插画优雅无比,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与之匹敌的作品!它是一匹艺术之马,不是蒙古马。”
“可是它的鼻孔被剪开了,就和纯正的蒙古马一样。”我低语。
“两百年前蒙古人撤走以后,开始了帖木儿及其后世子孙的统治。显然,当时一位赫拉特前辈大师,画下了一匹鼻子被剪开的华美骏马,他或是受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蒙古马的影响,或是受到了另一位画出裂鼻蒙古马的细密画师的影响。没有人确知那匹马,到底最先出现在为哪位君王编辑的哪本书中的哪一页。我相信那本书和图画受到了极度赞赏——天晓得,或许是苏丹的宠妃对它赞誉有加——并且很快盛行一时我也相信,基于这个原因,所有普通的细密画家们,尽管羡慕地咕哝抱怨,仍然开始模仿这匹马,复制它的图画。在这种风气的带领下,这匹美妙的马及它的鼻孔逐渐成为了一种形式的典范,深深刻印在了那些画坊的细密画家们的心里。多年以后,等他们的统治者战败,这些画家,如同被遣送到另一座后宫的抑郁女子,投奔到新的国家找新的君王和王子。无论到何方,他们永远带着储存在记忆中的马匹形象,鼻孔优雅地剪开着。也许受到不同画坊中不同大师的不同风格的影响,许多画家不再描绘长存于心中一隅的特殊影像,最终遗忘了它。然而,也有一些细密家,来到新加入的画坊后,不但画优雅的裂鼻骏马,更教导他们的漂亮学徒跟着做,用‘前辈大师就是这么画的’鼓励他们。于是,就这样,即使蒙古人和他们的精干马匹早已离开了波斯及阿拉伯土地,即使断垣残壁的城市早已展开新的生命,过了世世代代,有些画家仍然继续依此法画马,坚信它是标准的形式。我也确其中的一部分人,浑然不知蒙古骑兵的胜利,更不晓得他们坐骑的裂鼻仍旧依照我们在画坊里的方式画马,并坚持那才是‘标准的形式’。”
“我亲爱的大师,”我说,又敬又畏,“如我们所愿,您的‘侍女法’确实找到了一个解答。每一位艺术家的确都有自己的隐藏签名。”
“不是每位艺术家,而是每间画坊。”他语带骄傲地说,“甚至不是每间画坊。某些悲惨的画坊,如同某些悲惨的家庭,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长年来坚持不同的意见,殊不知快乐生之于和谐,同理可言,和谐孕育着快乐。有画家试着学中国人绘画,有些学土曼人,有些则学设拉子的风格,彼此长年争执不休,始终无法达到快乐的共鸣——正如一对不幸福的夫妻一样。”
我看见他脸上明显地溢满了骄傲。权威之士的严峻神情,如今已取代了好一阵子以来弥漫在他脸上的阴郁和苍老。
“我亲爱的大师,”我说,“过去十年来,您在伊斯坦布尔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细密画家,结合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才华与气质,达到美妙和谐,进而创造并界定出了奥斯曼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