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瑞士外交官和坐在轮椅上的杰斯特罗一起进入医院，他带来了一封德国大使给院长阿尔德贝。德。尚希伦伯爵的信。“想来您一定听说过，”这个瑞士人不在意地说，“这位先生的杰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德。尚希伦伯爵是一位退休将军、金融家、世系贵族，也是赖伐尔总理的烟亲。这一切使他能够甚至在当前的兵荒马乱年头里也还能平安度日。他把来信看了一下，点了点头。信中要求给予这位“卓越的作家”以尽可能最良好的治疗。珍珠港事件以后，大部分人员都已离去，因此这位伯爵便承担起这所美国医院的院长职务。仍然滞留在巴黎的少数美国人都到那儿看病。但杰斯特罗却是被送到巴登一巴登去的那一批人中第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伯爵对当代文学不甚了了，他也吃不准是否听见过杰斯特罗。《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在目前情况下，这封信倒是有点蹊跷。

“你将会注意到，”那个瑞士人又接着说，好象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占领当局认为种族出身是无关紧要的。”

“是这样，”伯爵答道，“偏见跨不进医院的大门。”瑞士人听到伯爵表示这样的胸怀，脸上抽动一下，便告辞了。不到一小时，德国大使馆就打来电话探询杰斯特罗的病情和受到的待遇。这样一来，也就万事妥贴。当杰斯特罗在经过一次困难的、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外科手术，并痛苦了好几天之后开始复原时，这位院长便把他安顿在一个阳光充足的病房里，日夜都有护士照料。

德。尚布伦伯爵和他的妻子说起了德国人对待杰斯特罗的这种希罕的关怀。他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美国人，遇事都能不加思索，拿定主张。伯爵夫人原是名门闺秀，娘家姓朗沃思，就是和罗斯福家结亲的那份人家，她兄弟是前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在这些战火纷飞的年头，她为了消磨时间而承担起管理美国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埋头于莎士比亚研究。他们的儿子跟皮埃尔。赖伐尔的女儿结了亲，伯爵夫人早就入了法国籍，不过在谈吐举止上仍旧是个毫不含糊的美国人，外加一层法国贵族世家的极端势利的古色古香；一个七十高龄的古怪宝货的活典型，可惜没有一支普鲁斯特的生花妙笔给她来一番写照。

这件事儿一点也不奇怪，伯爵夫人开门见山告诉他丈夫说，她读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认为它不是一本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名气。他不久就要回国了。关于他受到的待遇，美国报章杂志要广为报道他所说的话。德国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回击一下有关反犹政策的敌对宣传。她倒是对德国人表现出来的通情达理感到惊奇，因为她一向认为德国人都是其蠢无比的朱伯。

德。尚布伦将军也把关于杰斯特罗的侄女的事情告诉了她。在探望病人的时间里，他和她交谈过，她那憔悴而忧伤的美貌，她那娴熟的法语和敏锐的智力给了他以深刻的印象。这个姑娘可以到图书馆工作，他建议，因为杰斯特罗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康复。伯爵夫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一九四零年仓促撤离的美国人留下大量书籍尚未分类和编目，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工作远远没赶上。德国人可能反对这个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著名作家的美国侄女，又是潜艇军官的妻子，可能没什么问题，即使她是个犹太人。伯爵夫人和监督图书馆和博物馆偷国官员商量了这个问题，后者欣然同意，让她雇用亨利夫人。

于是她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娜塔丽上医院去探望埃伦的时候，伯爵夫人便闯入病房，作了自我介绍。她一看见娜塔丽，就喜欢她的容貌。就一个难民而言，她的长相就是够漂亮的了，她又有美国妇女那种媚人的丰韵，浅黑色的美貌很可能是出自意大利或甚至是法国的祖先。睡在床上的犹太老人看上去象个死人；灰白的络腮胡子，大鼻子，棕色的大眼睛，神情忧郁，在那蜡黄瘦削的脸庞上闪耀着带有热病症状的光芒。

“你的叔叔看样子病得厉害，”伯爵夫人在院长室里说，她把娜塔丽请来喝一杯“马鞭草茶”，这种茶喝起来象，也许真的是，煮沸的草。

“他几乎死于内脏出血，”娜塔丽说“我丈夫说，他短期内不能回巴登一巴登去。在他康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会把他迁到疗养院去的。亨利夫人，将军告诉我你是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的，取得巴黎大学研究生学位。不错，你愿意做点有益的工作吗？”

伯爵夫人陪娜塔丽走回她的住所。夫人宣称，这种鬼地方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即使是偶然死在里边也不合适。她逗路易斯玩，咕咕地叫，或者更准确地说，呱呱地叫了几声。她决定要把他们迁到象样的住所去。她带领娜塔丽来到医院附近一幢古老的大宅第，这所大楼已经改建成为分套出租的公寓，住户都是医院里的人。在那里，夫人当即为她和婴儿解决了膳宿问题。黄昏到来时，她已把母子俩安顿在新居，上警察局去办好手续，并在内依耶郊区德国行政官员那里办妥了迁入手续。临走时，她答应明天早上再来领娜塔丽乘地铁到图书馆去。她还说她会找一个人照料路易斯。

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这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丽感到受宠若惊。她被流放到德国这段经历使她处于一种不太强烈的、但持久的震惊状态。在巴登一巴登的旅馆里，怀有敌意的德国职工、无休止的以德语进行的谈话、用德语写的菜单和标志、门廊和走廊里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满面的美国公民——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识到的东西仅限于她自己本人和路易斯，他们两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危险。当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确信，好几个属于特殊情况的美国公民事实上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向她保证，瑞士当局会象在巴登一巴登一样把她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以后，这次到巴黎去的机会对她来说好比一个身系囹圄的人获得赦免一样。但在伯爵夫人出现之前，她很少出去溜达，领略一下巴黎的风光。她整天躲在斗室里，逗着路易斯玩或者看看旧小说。每日晨昏两次，她来去匆匆地到医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烦，而且她对自己的证件也缺乏信心。

到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工作是最好的镇痛剂。她开始到处走动。地铁里第一次的证件检查着实使她惊慌，但毕竟平安无事。本来，她在巴黎就差不多和在纽约一样毫不觉得陌生，如今变化也不大。地铁里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使她感到新奇，也使她厌烦。但巴黎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供代步，除非你骑自行车，乘坐破旧的马车或那种怪模怪样的象人力车似的用脚踏车拖动的出租车。图书馆的工作很简单，她办事的速度以及敏锐的理解力无不使伯爵夫人对她倾倒。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给娜塔丽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她在学术方面的谈吐很有见地，她讲的有关名人的奇闻轶事尖刻有趣，而且她又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点都使娜塔丽难以接受。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入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感到吃惊，是不是她听错了）。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他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部队的反击本来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花费心力去把她的各种观点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象鞭炮一样放过就算。皮埃尔。赖伐尔是一个被人误解的法国救主。夏尔。戴高乐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他所说的“法国输掉的是一次战役，不是一场战争”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法国抵抗运动不过是一批共产党人和浪荡子的乌合之众，只是使他们的法国同胞遭殃，并且引起德国人的报复，损害不了德国人一根毫毛。至于法国被占领后的情况，尽管存在种种严厉措施，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剧院上演的戏现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剧，不再是以前那种色情闹剧和花花公子的下流戏。现在的音乐会里已经没有那些叫人头痛、谁都听不懂的现代派不谐和音，所以更好听了。

不管娜塔丽说些什么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绝的独白。有一次，她们两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留下的几纸箱书籍时，娜塔丽说巴黎的生活看来已异乎寻常地接近正常了。

“亲爱的孩子，正常吗？可糟透了。当然德国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爱。巴黎是个‘新秩序’的橱窗，知道吗？”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这个词。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剧院、歌剧和音乐会才受到鼓励，甚至得到津贴。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图书馆还能开放，其理由也在于此。哎呀，那些可怜的德国人确实干方百计要装出一副文明样子，但说实在的，他们确实是畜生。当然，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可要好得多了。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当时有足够的常识不去进攻法国而是去干掉苏联，在一九四零年的时候他显然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今天就会成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实现了。而今，我们必须等待美国来拯救我们。“

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在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象《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的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洁静溢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象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但是象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场”和“士兵戏院‘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长长名单，鲜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爱丽舍田园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乐字旗随风飘扬；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而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馆报到。有一天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呆在家里，一位身材颀长、衣着考究的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问。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一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是巴登一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象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她感到的与其说是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贝克，他一边喀嚓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夜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象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上这样的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恶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配上那套时新的灰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机。但她只有一些起码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一段画眉笔的笔头以及一些睫毛油。路易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望着在化妆的母亲，好象她在点火自焚一样不可思议。她还在涂脂抹粉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照看小孩的女人探头进来说：“夫人，您那位先生来了，他在楼下坐在汽车里——呀，夫人，您漂亮极了！”

除了接受贝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邀请之外，别无选择。即使有其他办法，她也没胆量去试一试。那天，在他离开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幽默地评论道：“嘿，德国公使，还有《费加罗的婚礼》！真不错。”娜塔丽脱口而出：“可是他怎能这样？除了我是个敌侨以外，他也知道我是犹太人。”

伯爵夫人噘起薄薄的、老得起皱纹的嘴唇——她们以前从未谈过这个问题——笑嘻嘻地回答说：“亲爱的，德国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嘛，他们是征服者。问题是，你穿什么？”

至于娜塔丽和贝克的关系，她问也没问。也没一句带刺的话。她只是兴致勃勃地着手为一个准备在巴黎上流社会度过一个夜晚的女伴配备衣饰。伯爵夫人的表妹是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女人，她看到伯爵夫人带了这个美国姑娘突然出现在她的寓所时感到迷惑不解。她话不多说，也看不出是否高兴，只是温顺地把伯爵夫人要的华丽服饰拿出来。伯爵夫人对每一件衣饰都作出评价，她甚至坚持要一瓶上等香水。伯爵夫人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好感，还是为了讨好德国公使，娜塔丽实在看不出来。她就是这样干，而且干得干脆利索。

路易斯伤心地看着他妈妈没有吻他一下就走了。她觉得嘴唇粘而油腻，生怕弄脏了儿子，也怕弄脏自己。在楼下，她披上一件紫红色附有帽罩的天鹅绒斗篷，这时她毕竟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穿上盛装时的兴奋心情。她确实漂亮，他是个男人，而她是在瑞士当局保护之下。几个月来，在这些没完没了的苦恼日子里，这是她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但她是个过来人，她在思想上准备好进行一次奋不顾身的自卫。

在发出蓝光的街灯下，在一轮明月的光辉里，一辆梅塞德斯牌汽车停在那儿。他一边轻声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一边走出来为她打开车门。这是个暖和的夜晚，陈年的老屋前面有围栏的花园里正在开花的树丛飘来阵阵清香。

在他发动汽车的时候，娜塔丽说：“恕我大胆问你一声，你怎么能够和一个犹太女人一起出去呢？”

他那严肃的脸庞在仪表报发出的微暗的红光中露出微笑。“大使知道你和你的叔父在巴黎，德国秘密警察当然也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今晚请你去看歌剧。没有其他的人敢过问你是谁。你有点担心吗？”

“非常担心。”

“我能做些什么使你安心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去？我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强迫你去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我本来以为你会喜欢的。我请你出去玩原是为了表示友好，至少是为了表示和解的愿望。”

娜塔丽想，如有可能，她有必要弄清楚这个人居心何在。于是她说：“好吧，我已经打扮好了。感谢你的盛情。”

“你真的喜欢莫扎特吗？”

“当然。我好多年没听过《费加罗的婚礼》了。”

“我真高兴凑巧选中了这个好节目。”

“我们到巴黎这件事你已经知道多长时间了？”

“亨利夫人，我知道你们在卢尔德。”在漆黑的、空荡荡的马路上，他缓慢地开着车子。“你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非洲战役进行时曾慷慨地对隆美尔表示过敬意。‘越过战争的鸿沟，’他说，‘我向一位伟大的将军致敬。’你的叔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亨利夫人，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会办事的人。从锡耶纳逃到马赛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们的逃亡使我处于非常为难的地位。不过，‘越过战争的鸿沟，’我向你致敬。你有勇气。”

贝克用左手把住驾驶盘，他向娜塔丽伸出他那短而粗的右手。娜塔丽只好和他握了握手。这只手又湿又冷。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卢尔德的？”她不自觉地在斗篷上揩了揩手，又希望他没发觉。

“因为有人设法使你们获得释放。法国人马上通知我们，很自然……”

“什么？有人设法？我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吗？”他惊异地转过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