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看见哈桑。我起床，发现面包已经烤好，茶已经泡好，还有个水煮蛋，统统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经熨好叠好，摆在门廊的藤椅上，过去哈桑就在那儿熨衣服。他总是等我坐下来吃早餐才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谈谈心了。过去他还唱歌，在熨斗的嘶嘶声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谣，歌唱那郁金香盛开的原野。现在迎接我的，只有叠好的衣服，此外，还有那顿我已经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拨弄着餐盘里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进来，我问他哈桑到哪里去了。

“他回去睡觉了。”阿里说，他在火炉前跪低，拉开那个小方门。

“哈桑今天会陪我玩吗?”

阿里怔了怔，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脸上掠过一丝担忧。“迟些吧，看起来他只想睡觉。他把活干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随后他就只愿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你问吧。”

“风筝比赛过后，他回家的时候有点流血，衬衣也破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没事，只是在争风筝的时候跟几个小孩发生了冲突。”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盘子里拨弄着那个鸡蛋。

“他到底怎么了，阿米尔少爷?他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我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对吗?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就像我说的，我哪里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说，“也许他生病了。人们总是会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冻死我呢，还是准备给炉子点火?”

当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带我去贾拉拉巴德［1］Jalalabad，阿富汗东部城市。［1］。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看着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讨厌的老花镜。爸爸又不老，一点都不老，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干吗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镜啊?

“当然可以!”他说。最近，爸爸对我有求必应。不止这些，两个晚上之前，他还问我要不要去亚雅纳电影院看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万世英雄》。“你想让哈桑跟着去贾拉拉巴德吗?”

为什么爸爸总是如此扫兴呢?“他不舒服。”我说。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么啦?”

我耸耸肩，在火炉边的沙发坐下来。“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么吧。阿里说他每天总是在睡觉。”

“这几天我很少见到哈桑。”爸爸说，“仅仅是这样吗?感冒?”看到他双眉紧蹙，忧虑溢于言表，我十分不满。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们星期五去，是吗，爸爸?”

“是，是，”爸爸说，推着书桌站起来，“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会更加开心的。”

“好吧，我们两个也可以很开心啊。”我说。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来就应该只有我们两个——我就希望这样——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设法邀请了另外二十来个人。他打电话给他堂弟霍玛勇——实际上他是爸爸第二个堂弟——说星期五会到贾拉拉巴德去。霍玛勇曾在法国进修机械工程，如今在贾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说欢迎大家都去，他会带上他的孩子和两个老婆。还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从赫拉特到访，目前还在，或许她也想一起去。而这次雪菲嘉来喀布尔住在表哥纳德家，所以也得邀请他们一家，虽然霍玛勇跟纳德向来不和。倘使邀请了纳德，自然也得请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伤害到他的感情了，并且下个月他们的女儿结婚，可能会因此不邀请霍玛勇……

我们坐满了三辆旅行车。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卡卡”搭一辆车——小时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长辈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长辈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玛勇叔叔的两个老婆也跟我们一起——较老那个满脸皱纹，手上长着肉瘤；较年轻那个则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时候老闭着眼睛——还有霍玛勇叔叔那对双胞胎女儿。我坐在最后一排，晕车并且头昏眼花，被那对双胞胎夹在中间，她们不停地越过我的膝盖，相互拍打。通往贾拉拉巴德的是条盘旋的山路，要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走完，车每次急转都会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车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同时大声说话，近乎叫喊，这是阿富汗人交谈的方式。我问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法茜拉或者卡丽玛，我总是分不清她们谁是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换到窗边的位置去，因为我晕车，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伸了伸舌头，说不。我告诉她无所谓，不过我也许会呕吐，弄脏她的新衣服。隔了一会儿，我把头伸出车窗外面。我看见路面坑坑洼洼，高低起伏，盘旋着消失在山那边；数着从我们车边经过的货车，它们五颜六色，载满喧哗的乘客，蹒跚前进。我试图合上双眼，让风扑打我的脸颊；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吸着干净的空气，但仍没有觉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丽玛。

“干吗?”我说。

“我刚把风筝比赛的事情跟大家说了!”爸爸坐在驾驶座上说。霍玛勇叔叔和他两个老婆坐在中间那排，朝我微笑。

“那天天上一定有一百只风筝吧?”爸爸说，“对吗，阿米尔?”

“我想应该有的。”我喃喃说。

“一百只风筝，亲爱的霍玛勇，不是吹牛。那天最后一只还在天上飞的风筝，是阿米尔放的。他还得到最后那只风筝，把它带回家，一只漂亮的蓝风筝。哈桑和阿米尔一起追回来的。”

“恭喜恭喜。”霍玛勇叔叔说。他的第一个老婆，手上生瘤那个，拍起掌来:“哇，哇，亲爱的阿米尔，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年轻的老婆也加入了，然后他们全都鼓掌，欢喜赞叹，告诉我他们有多么以我为荣。只有拉辛汗，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紧邻着爸爸，一言不发。他的眼神奇怪地看着我。

“请停一停，爸爸。”我说。

“干吗?”

“我晕车。”我喃喃说，倒在座位上，靠着霍玛勇叔叔的女儿。

法茜拉或卡丽玛脸色一变。“快停，叔叔!他脸色都黄了!我可不希望他弄脏我的新衣服!”她尖叫道。

爸爸开始刹车，但我没能撑住。隔了几分钟，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他们让风吹散车里的气味。爸爸吸着烟，跟霍玛勇叔叔在一起，他正在安慰法茜拉或者卡丽玛，要她别哭泣，说到了贾拉拉巴德再给她另买一套新衣服。我合上双眼，把脸对着太阳。眼睑后面出现一小片阴影，好像用手在墙上玩影子那样，它们扭曲着，混合着，变成一副画面：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子，扔在那条小巷的一堆旧砖头上面。

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德的白色房子楼高两层，带有阳台，从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大花园，有围墙环绕，种着苹果树和柿子树。那儿还植有树篱，到了夏天，园丁会将其剪成动物形状。此外还有个铺着翡翠绿瓷砖的游泳池。游泳池没有水，底部积着一层半融的雪，我坐在池边，双脚在池里晃荡。霍玛勇叔叔的孩子在院子的另外一端玩捉迷藏。妇女在厨房做饭，我闻到炒洋葱的味道，听到高压锅扑哧扑哧的声音，还有音乐声和笑声。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叔叔、纳德叔叔坐在阳台上抽烟。霍玛勇叔叔说他带了投影机，可以放他在法国的幻灯片给大家看。他从巴黎回来已经十年了，还在炫耀那些愚蠢的幻灯片。

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爸爸和我终于变成朋友了，几天前我们去了动物园，看那头叫“玛扬”的狮子，我趁没人注意，还朝熊扔了一块石头。之后，我们去电影院公园对面那家“达克达”烤肉店吃饭，点了烤羊肉和从那个印度烤炉取下来的馕饼。爸爸跟我说他去印度和俄罗斯的故事，给我讲他碰到的人，比如说他在孟买［1］Bombay，印度城市。［1］看到一对夫妇，没手没脚，结婚已经四十七年，还养了十一个孩子。跟爸爸这样过上一天，听他讲故事，太有趣了。我终于得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得到了，却觉得十分空虚，跟这个我在里面摇晃双腿的游泳池一样。

黄昏的时候，诸位太太和女儿张罗着晚餐——米饭、馕饼肉丸，还有咖喱鸡肉。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用膳，在地面铺上桌布，坐在遍布房间的坐垫上，每四人或者五人共用一个大浅盘，用手抓着东西吃。我不饿，不过还是坐下了，跟爸爸、法拉克，还有霍玛勇叔叔的两个儿子一起。爸爸在晚饭前喝了一点烈酒，还在跟他们吹嘘风筝比赛，活灵活现地描述我如何将其他人统统打败，如何带着最后那只风筝回家。人们从大浅盘抬起头来，纷纷向我道贺，法拉克叔叔用他那只干净的手拍拍我的后背。我感觉好像有把刀子刺进眼睛。

后来，午夜过后，爸爸和他的亲戚玩了几个小时的扑克，终于在我们吃饭那间房子倒下，躺在平行摆放的地毯上呼呼入睡。妇女则到楼上去。过了一个钟头，我仍睡不着。各位亲戚在睡梦中或咕哝，或叹气，或打鼾，我翻来覆去。我坐起身，一缕月光穿过窗户，弥漫进来。

“我看着哈桑被人强暴。”我自说自话。爸爸在梦里翻身，霍玛勇叔叔在说呓语。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来听我诉说，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负着这个谎言度日。但没有人醒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着这个谎言。

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

自从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又隔了半个星期，我才开口跟哈桑说话。当时我的午餐吃到一半，哈桑在收拾碟子。我走上楼梯，回房间去，哈桑问我想不想去爬山。我说我累了。哈桑看起来也很累——他消瘦了，双眼泡肿，下面还有灰白的眼圈。但他又问了一次，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我们爬上那座山，靴子踩在泥泞的雪花上吱嘎吱嘎响。没有人开口说话。我们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我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不应到山上来。我用阿里的菜刀在树干上刻下的字迹犹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现在我无法忍受看到这些字。

他求我念《沙纳玛》给他听，我说我改变主意了。告诉他我只想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他望着远方，耸耸肩。我们沿着那条来路走下，没有人说话。我生命中第一次渴望春天早点到来。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记忆里面十分模糊。我记得每当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兴。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拜访霍玛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有时拉辛汗来访，爸爸也会让我在书房里喝茶。他甚至还让我念些自己写的故事给他听。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这会永恒不变。爸爸也这么想，我认为。我们彼此更加了解。至少，在风筝大赛之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种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相处。我们其实在欺骗自己，居然认为一个用棉纸、胶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弥合两人之间的鸿沟。

可是，每当爸爸不在——他经常不在家——我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面。我几天就看完一本书，写故事，学着画马匹。每天早晨，我会听见哈桑在厨房忙上忙下，听见银器碰撞的叮当声，还有茶壶烧水的嘶嘶声。我会等着，直到他把房门关上，我才会下楼吃饭。我在日历上圈出开学那天，开始倒数上课的日子。

让我难堪的是，哈桑尽一切努力，想恢复我们的关系。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法尔西语节译本的《劫后英雄传》［1］Ivanhoe，苏格兰作家瓦尔特·司各特（SirWalterScott，1771～1832）著，讲述中世纪英格兰的骑士故事。［1］，他来敲我的门。

“谁?”

“我要去烘焙房买馕饼，”他在门外说，“我来……问问要不要一起去。”

“我觉得我只想看书，”我说，用手揉揉太阳穴。后来，每次哈桑在我身边，我就头痛。

“今天阳光很好。”他说。

“我知道。”

“也许出去走走会很好玩。”

“你去吧。”

“我希望你也去。”他说。停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又在撞着门，也许是他的额头。“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阿米尔少爷。你希望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再一起玩了。”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哈桑，你走开。”

“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的。”

我将头埋在双腿间，用膝盖挤着太阳穴。“我会告诉你我希望你别做什么。”我说，双眼紧紧闭上。

“你说吧。”

“我要你别再骚扰我，我要你走开。”我不耐烦地说。我希望他会报复我，破门而入，将我臭骂一顿——这样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变得好一些。但他没有那样做，隔了几分钟，我打开门，他已经不在了。我倒在自己的床上，将头埋在枕上，眼泪直流。

自那以后，哈桑搅乱了我的生活。我每天尽可能不跟他照面，并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每当他在旁边，房间里的氧气就会消耗殆尽。我的胸口会收缩，无法呼吸；我会站在那儿，被一些没有空气的泡泡包围，喘息着。可就算他不在我身边，我仍然感觉到他在，他就在那儿，在藤椅上那些他亲手浆洗和熨烫的衣服上，在那双摆在我门外的温暖的便鞋里面，每当我下楼吃早餐，他就在火炉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木头上。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忠心耿耿的信号，他那该死的、毫不动摇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开学还有几天，爸爸和我在花园里种郁金香。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北边的山头开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绿草。那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边说话，一边掘开泥土，把我递给他的球茎种下。他告诉我，有很多人都以为秋天是种植郁金香的最好季节，然而那是错的。这当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他扔下球茎，把铲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里的工作手套，看来我让他大吃一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只是想想而已，没别的。”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爸爸粗声说。

“你不会，我想。那只是一个问题而已。”我说，声音降低了。我已经后悔自己那样说了。

“是因为你和哈桑吗?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不管那是什么问题，应该处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会袖手旁观。”

“对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长大。”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爸爸将他带回家，他对阿里视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认为我会将他赶走?”他转向我，脸红得像郁金香一样,“我不会碰你一下，阿米尔，但你要是胆敢再说一次……”他移开眼睛，摇摇头，“你真让我觉得羞耻。至于哈桑……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里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从我指缝间滑落。

“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儿都不去，”爸爸愤怒地说，他拿起铲子，在地上又掘了一个坑，用比刚才更大的力气将泥土铲开，“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儿。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以后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会了，爸爸，对不起。”

他闷声把剩下的郁金香都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