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一定要有意义吗?”

——刘易斯·卡洛尔《艾丽斯镜中奇遇》

跨入这一片覆盖了永远灰蒙蒙的尼尚塔石的不寻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这才明白，他无眠的一夜里，雪下得比想像中的还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尖锐、半透明的冰柱从大楼的屋檐上垂下来。来到尼尚塔石广场，卡利普走进都会银行——鲁雅称之为“多灰银行”，意指漫天的尘埃、烟灰、汽车废气，以及从附近烟囱喷出的肮脏蓝烟——他发现过去几天里，如梦并没有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提领任何大笔金钱。银行大楼的暖气没有开，而众人正开心地祝贺一位浓妆艳抹的银行出纳员赢得了一小笔全国乐透彩。他步行经过花店雾蒙蒙的橱窗，经过骑楼，热茶小贩的托盘上放着一壶壶晨茶，经过他和如梦以前就读的西西里进步高中，经过挂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树，走进阿拉丁的店里。阿拉丁头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过的一顶蓝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么啦，阿拉丁?你生病了还是怎的?”

“着凉了。”

卡利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出他想买的期刊名，如梦的前夫曾经在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几篇卡利普觉得还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惧怕神情，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称不上敌意的怀疑，他说只有大学生才会读这种杂志。“你要它们干吗?”

“玩填字游戏。”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两声，表示他听懂了笑话。“可是老兄，这些玩意儿里头没有填字游戏!”他语带遗憾，像是一个真正的填字游戏迷。“这两本是新发行的，你也要吗?”

“当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个买色情杂志的老头，悄声说，“麻烦你包起来。”

在埃米诺努公车上，他注意到包裹异常沉重。接着，在同样的古怪感觉下，他察觉似乎有只眼睛正盯着他看。这只眼睛并不属于周围的群众，那些仿佛坐在小汽船上随着海浪左摇右摆的公车乘客们，他们正眼神涣散地望着外头积雪的街道和熙来攘往的行人。这时他才发现，阿拉丁用一份旧的《民族日报》来包他的政治杂志。某个折角处，耶拉正从他的专栏上方的照片里往外瞪着他看。尽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个位置的照片没有丝毫改变，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照片中的耶拉却投给卡利普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我会紧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只能读心的“眼”，只不过，一整段公车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觉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打电话给耶拉，但却找不到他。他拆开旧报纸，小心放到一边，拿出左派政治杂志开始阅读。才翻开杂志没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遗忘的兴奋、紧张和期待感涌上心头。这些刊物让他回想起过去对解放、胜利和正义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弃了这些信念，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翻完杂志后，他花了一段时间，根据草草写在如梦信纸背后的号码，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然后，他慢慢忆起自己的左派岁月，就如同小时候在户外电影院里，观赏着投射在清真寺和露天咖啡店外墙上的影片，诱人而难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叶西坎［1］叶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莱坞”，1970年代每年出产300多部电影。[1]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那辆迪索托的车牌，如梦记得，和前一部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每当他开始嘲笑周围感动落泪的观众时，对，对，就在那一剎那——注意了!——仿佛被耍了什么戏法一般，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泪流满面。于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个黑白的童话世界，更深究这个小小的、如梦与前夫曾经所属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电话给一位保存所有过期政治刊物的旧朋友。

“你还继续在收集期刊，对不对?”卡利普说，语气认真，“我有一个客户面临了大麻烦。我可以借用你的数据库搜寻一下，好替他写状子吗?”

“当然没问题。”赛姆说，一如往常的热心，很高兴有人要看他的“数据库”。今晚八点半左右他会等着卡利普来。

卡利普在办公室工作到天黑。他又拨了几次电话给耶拉，但始终找不到他。每一次电话中，秘书不是告诉他耶拉先生“还没”进来，就是说他“才刚”离开。尽管报纸已经被卡利普塞进梅里伯伯留下来的旧书架里，但他还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耶拉的“眼睛”仍盯着他看。的确，一整天耶拉好像都站在身旁。在他的注视下，卡利普处理各种公事。他聆听一对肥胖的母子抢着说话，他们因为谈不拢由谁继承室内大市场的一间小店铺而引发口角；告诉一位戴着墨镜、想要控告政府无端缩减退休金的交警，依据国家的法律，他待在疯人院的那两年不能算是受雇期间。

他一一打电话给如梦的朋友。每一个电话他都捏造出各种不同的新鲜借口。他向她的高中死党玛西德询问古儿的号码，因为他手上有一宗案件需要请她帮忙。他打电话给古儿——玛西德不喜欢她，但这个意思为“玫瑰”的名字曾经一度让他迷醉——结果优雅宅邸的优雅女佣告诉他，名字优美的女主人古儿，前天在古儿巴切（“玫瑰花园”!）医院同时产下了她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如果他现在出发到医院的话，还有时间从育婴室的玻璃窗看一眼可爱的双胞胎，名字叫阿什客与胡颂（爱与美）。费珍保证她会归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雷蒙·钱德勒的推理小说，并且祝如梦早日康复。至于贝席叶——不，卡利普弄错了——她并没有一个叔叔在麻醉药局担任探员，而且——没有，卡利普确信——她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她知道如梦在哪里的暗示。而瑟米则非常惊讶卡利普怎么会得知地下纺织厂的消息：没错，他们的确雇用了一群由工程师和技师组成的团队，准备研发一项计划，制造第一批土耳其制的拉链。不过，很遗憾，由于他并不清楚最近报纸上报导的线轴交易情形，所以他无法提供卡利普任何相关的法律数据。他只能向如梦致上他最诚挚的问候（这一点卡利普毫不怀疑）。

他在电话里伪装不同的声音，或是假扮别的身份——中学校长、戏院经理、大楼管理员——然而还是没办法找出如梦的踪迹。苏里曼，一名挨家挨户兜售四十年前英国出版的进口医疗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接到假扮的中学校长卡利普的电话后，极为诚恳地向他解释，自己非但没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名叫如梦，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小孩。同样的，伊利亚斯，一位用父亲的平底货轮从黑海海岸载运煤炭的商人，反驳说他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梦境日记忘在如梦戏院里，因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电影了，而且他也没有这样的笔记本。升降机进口商阿辛解释说，他的公司不能为如梦大楼的电梯故障负责，因为他从没听过有哪栋大楼或哪条街的名称叫如梦。当这几个人念出“如梦”这两个字时，他们都没有显露半点焦虑或罪恶的痕迹，他们的口气全都充满着真诚的清白。

塔瑞克，白天在他父亲的化学工厂制造老鼠药，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为写作阐述死亡炼金术的诗人，他欣然答应一群法律系学生的邀请，去演讲他诗中的主题“梦境与梦之谜”，他还承诺改天与他的新朋友们在塔克西姆的老咖啡馆前碰面。至于科玛和布兰特，他们都才从安纳托利亚旅游回来。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路线追随着一位伊兹密尔女裁缝的回忆录，这位女裁缝在五十多年前，在一群新闻记者的喝彩声中与阿塔图克跳完华尔兹后，可以马上在她的脚踏裁缝车后坐下，飞快地缝出一条欧洲样式的长裤。另一个人则骑着骡子横越整片东安纳托利亚，他行经一个又一个村落，走访一家又一家咖啡馆，到处兜售一种西洋双陆棋的神奇骰子，据说它是用一千年前一位慈祥老人的腿骨雕刻而成的，而这位老者便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圣诞老人。

他不得不放弃名单上剩下的号码，因为要不是怎么也接不通，就是电话里的噪声吵得听不清说话。只要遇到下雨或下雪天，电话的线路就变得特别糟糕。更令他沮丧的是，一整天他翻遍了政治期刊的每一页，在众多的名字中——其中包括那些改变党派的、自首忏悔的、受到拷问而被杀害的、被判刑入狱的，还有在争斗中遇害且举行过葬礼的，以及那些投稿被编辑接纳或退回或刊登的，还有那些画政治漫画、写诗或在编辑部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假名——他却始终没看到如梦前夫的名字或笔名。

夜幕降临，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黯然神伤。窗外一只好奇的乌鸦睨视着他，街道上传来星期五夜晚的人群喧嚣。慢慢地，卡利普置身于一场甜美的睡梦中。过了很久当他再度醒来时，房间里已是一片漆黑，但他仍能感觉到乌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就好像报纸上耶拉的“眼睛”一样。坐在黑暗里，他缓缓关上抽屉，用手摸到自己的外套，把它穿上，然后离开办公室。大楼走廊的灯已经全熄了。小餐馆里，学徒正忙着清扫厕所。

走在积雪覆盖的加拉塔桥上时，他感到一阵寒意：一股凛冽的冷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到了卡拉廓伊后，他走进一间有大理石桌面的布丁店，侧身避开互相对映的镜子，点了鸡汤细面和煮蛋。布丁店里惟一一面没有挂镜子的墙上是一幅山岳风景画，风格像是来自于明信片和泛美航空的月历。在一片平滑如镜的湖水后面，透过松树的枝丫，远处是耀眼的白色山峰。尽管那必定是取材自某些明信片上的阿尔卑斯山，但它看起来更像卡利普与如梦小时候经常前往魔法探险的卡夫山。

搭乘电缆车回到贝尤鲁的短暂路途上，卡利普与一位不认识的老男人起了争执。那天的意外，车子出轨冲进卡拉廓伊广场，像一匹狂喜的脱缰野马撞上墙壁和玻璃窗，是因为缆线断了，还是因为司机喝醉了酒?结果发现那位喝醉酒的司机是这位不知名老头的同乡，都来自特拉布宗。走出塔克西姆和贝尤鲁的拥挤街道，来到了不远处的奇哈格，路上空无人迹。前来应门的赛姆太太很高兴见到他，但说完又立刻赶回房里。显然，她和赛姆正在看一个电视节目——许多出租车司机和门房会聚在地下室咖啡馆里一起看的节目。

“我们遗忘的珍宝”是一个批判性的节目，介绍许多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清真寺、饮水泉和商旅客栈，哀悼这些当年由奥斯曼土耳其兴建的古迹，如今却落入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的手中。赛姆和他太太似乎完全无视卡利普的存在，他只好在弹簧早已弹出的仿洛可可扶手椅上坐下，望着屏幕上荒凉的清真寺画面——好像一个隔壁的小男孩跑来邻居家看足球赛。赛姆看起来像那个曾经赢过奥运奖牌的摔跤选手，这位摔跤选手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照片仍然高挂在生鲜蔬果商店的墙壁上。他的太太长得则像一只肥胖可爱的老鼠。房间里有一张灰尘色的桌子和一盏灰尘色的台灯。墙壁上挂着一个镀金相框，里头的祖父看起来不像赛姆，反倒比较像他太太（她的名字是芮喜叶吗?卡利普茫然地想着）。房间里就是这些东西：保险公司送的月历、银行给的烟灰缸、酒杯组、银质的糖果盘、摆放咖啡杯的餐橱柜。还有两面塞满纸张和期刊、布满灰尘的墙壁，赛姆的“图书数据库”——卡利普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赛姆建造的这座图书馆，甚至在十多年前就被大学同学以挖苦的口气称之为“我们的革命数据库”。有一次，在某段难得的自省时刻，赛姆很爽快地承认，图书馆起源于他自己的优柔寡断。然而，他的优柔寡断并不是因为他“难以在两个阶级中作选择”，而是因为他无法在两个政治派别中作取舍。

赛姆以前极为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座谈会”，他跑遍了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学生餐厅，聆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伙伴的演讲，目的是为了了解“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但却犹豫再三不去问太多问题。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左派宣传品（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有没有昨天“破坏者”在理工学院散发的手册?），其中包括各种报告白皮书、宣传小册子、传单等等，并且他会非常用功地阅读。不过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详读每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始终没办法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于是他便开始把所有没空读的东西全累积起来，以便日后有空再看。过了一段时日，慢慢地，阅读和得出结论对他而言变得不再重要，于是，他的目标便转为建造一座知识的水库，以容纳这条充沛满盈的“数据之河”，不让它白白流逝（这个比喻是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赛姆自创的）。就这样，赛姆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投注在这个目标上。

电视节目结束后，他们关掉电视机，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夫妻俩向卡利普投以询问的眼光，要求他赶快说明他的故事：他的被告是一个学生，被人指控一项他没有犯的政治罪名。当然，没这么乏味，的确有人死了。事情的起头，是有三个笨贼计划了一场乌龙银行抢劫案，这些小鬼得手后离开现场，驾驶偷来的出租车打算逃逸，结果开车的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把她撞飞了。这可怜的妇人跌落在地，脑袋摔在人行道上当场死亡（“真是飞来横祸啊!”赛姆的太太说。）他们在现场只逮到一个人，他手持枪械，是一个“好家庭”出身的文静男孩。当然，他坚决不肯供出同伴的姓名，因为他非常景仰他们，更惊人的是甚至在严刑逼问下他也没有泄露半个字。结果，根据卡利普后来的调查发现，很不幸地，这位年轻人只得默默地承担了杀害老妇人的责任。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一位名叫默哈玛特·伊玛兹的考古学系学生，事发三个星期后，有一天他来到温瑞尼叶后面的一块新开发区，正当他在一座工厂墙壁上涂写口号暗语时，被几位不明人士开枪射杀。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好家庭出身的男孩终于松口透露真正凶手的姓名。然而，警方并不相信身亡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仅如此，主导这桩银行劫抢案的政治派系领袖更出乎意料地表明立场，宣称默哈玛特·伊玛兹仍在他们身边，并且继续秉持着不变的热情和毅力为他们的刊物写文章。

如今卡利普接下了这件案子，主要是看在那位善良富有的父亲的分上，而不是为了这位公子哥儿。为了厘清案情，他希望能够：一、查阅所有默哈玛特的文章，以确认遇害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二、检视所有用化名发表的作品，以查出究竟是谁假装成亡故的默哈玛特·伊玛兹在发表文章；三、想必赛姆和他太太已经发现了，居然会这么巧，计划整件事情的政治派系刚好就是如梦的前夫当年崭露头角的地方，他想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政治团体过去六个月来的活动；四、他决心要提出严正的质询，调查所有假借已故作家的名字发表作品的影子作家，并且探究所有失踪人口之谜。

卡利普的兴奋也感染给了赛姆，他们立即展开调查。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一边喝茶，大口品尝赛姆太太准备的切片蛋糕——卡利普终于想起她的名字，茹绮叶——一边在期刊里搜寻文章作者的姓名和化名。接着他们扩大范围，列出所有发表自白书、已故的人和刊物工作人员的笔名。没多久，他们就开始感到晕头转向，仿佛进入了一个由各种扑朔迷离的讣闻、恐吓信、自白书、炸弹、排版错误、诗和口号建立起来的瞬息即变的隐晦世界。

他们找到许多不含秘密的化名、从化名衍生出来的名字、从衍生名字中撷取的名号。他们拆解离合诗句[1]一种特殊诗体，诗的各行首字母或尾字母或其他特定处的字母，能组成一个字或一个词。[1]、不够精准的字母密码以及模棱两可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全然意外的颠倒字[2]将词倒过来念可组成其他意义，如lived转为devil。[2]。赛姆和卡利普坐在桌子的一边，茹绮叶则坐在另一头。房间里弥漫着不耐烦和忧伤的气氛，仿佛他们是除夕夜里的一家人，一如往常地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玩“宾果”或纸上赛马游戏，反而不像是正在费力为一个被诬告杀人的男孩洗刷罪名，或是搜寻一名失踪的女人。从敞开的窗帘望去，外头雪花纷飞。

他们往下追寻，心情之满足就好像一位有耐心的老师，等待着亲眼见到自己一手拉拔的聪明学生逐渐成熟，他们喜悦地追踪各个化名，跟随它们在不同的杂志中曲折行进，目睹它们的高低起伏。有时候，在情绪高昂的旅途中，他们偶尔会看见某位化名者的照片，发现他被捕、被拷问、被判刑或者消失不见，然后他们会落入悲伤的沉默，直到他们又闯进另一场新的拼字游戏，遇见新的巧合，或是某个扑朔迷离的线索，带领他们再次回到文字的世界里。

依照赛姆的看法，根本不用管他们在这些刊物中找到的姓名与英雄人物是真是假，因为所有的示威抗议、会议、秘密集会、地下政党的活动以及这些人所计划的银行抢劫案，其实都不曾发生过。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埃尔津詹和客玛之间有一座城镇，名叫小切鲁赫，那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叛乱，事件确切的日期记载在其中一本刊物里。暴动发生后，原本执政的地方首长被一只掉落的花瓶打破脑袋，当地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发行一张有鸽子图样的粉红色邮票，出版了一份纯诗文的日报，眼镜商和药剂师免费发送眼镜给弱视的镇民，一批批的木柴被送进了小学的暖炉里。然而，正当小镇通往文明城市的桥梁即将破土动工之际，政府的阿塔图克军队却已抵达当地，控制了整个局面。于是，在牛群嚼光清真寺泥地板上肮脏的膜拜垫之前，他们已经揪出了乱犯，把他们一串串挂在小镇广场中央的橡树上。事实上——赛姆在地图的小符号中指出谜之所在——不仅根本没有一个城镇名叫切鲁赫，不管是小切鲁赫还是别的，甚至那些鼓动叛变、被人民视为传奇之鸟般歌颂的英雄人物也全是假的。这些捏造的姓名被埋藏在押韵或词语反复的诗词里，他们翻检搜索，有一度找到了一个有关默哈玛特·伊玛兹的线索（关于一件在温瑞尼叶发生的凶杀案，正好是卡利普之前提到的那段时间）。他们仔细阅读相关的说明和报道，里面的文句像是国产电影一般剪了又接起来，断断续续，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故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