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这儿的日子，是按星期二为周期计算的，因为他上山那天正好是星期二。两三天以前，他已上办公室付清第二星期的账目。这一星期的账目为数不大，只有一百六十法郎左右。在他看来，这是笔区区小数，相当便宜，何况住在这里又有数不尽的好处，而这却是无法计入账内的。另外还有一些优点也无法入账(不过硬要计账的话，倒也可以算一下)，比如两周一次的治疗性音乐会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的演讲。其实一百六十法郎之数，仅仅是山庄疗养院在客人名下所收的招待费和住宿费，疗养院毕竟为他安排好舒舒服服的住所和五顿极其丰盛的饭食呢。

“价钱一点也不贵，倒是相当便宜喽。你不能责怪山上在敲你的竹杠，”新来的客人对那位长住的病号说。“住的和吃的方面，你每月只消花上六百五十法郎左右，而医疗费用也包括在内了。唔，要是你想大方些，爱讨别人的好，姑且假定你每月再付三十法郎的小费，合计起来，总数是六百八十法郎。唔，你会对我说，还得付一些开支和小费呢。饮料啦，美容品啦，雪茄烟啦，都得花钱；高兴的话，你还想作一次远足，乘马车去兜兜风，有时还得找找鞋匠和裁缝。唔，无论你怎么花，每月总不会超出一千法郎吧!八百马克还不到呢。一年也不上一万马克。决不会再多。你的生活开支就是这一些。”

“你的心算本领倒挺强，”约阿希姆说。“我真想不到你有这一手。你居然按一年来计算，我觉得你真是大手大脚的了。你在这儿山上可确确实实学到些东西啦。不过你把开支算得太大了。我从来不抽烟，而衣服呢，我在山上也根本不想做，谢谢！”

“这笔开支又算不上太大，”汉斯·卡斯托尔普惘然若失地说。不过他怎么竟然把表兄的雪茄烟和衣服都计算在内，就他机敏的头脑和杰出的心算本领来说，只能算是一时糊涂。他像别的事情一样，在这方面本来相当迟钝，缺乏火一般的活力；他心算能达到目前这种敏捷熟练的程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准备工作，靠书面的准备工作。例如有一天晚上，汉斯·卡斯托尔普正在阳台上做静卧疗法(因为他像别人一样，晚上总在露天的地方躺着)，忽然从舒适的卧榻上一跃而起，心血来潮地离开房间去取纸张和铅笔计算起什么来。由此他得出结论：他的表哥，或者山上不论什么人，每年总共需花费一万二千法郎；同时暗自打趣地在琢磨：要是本人呆在山上，经济方面可绰绰有余，因为他每年理应有一万八千至一万九千法郎的收入。

第二个星期的费用，他三天以前已经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结算得一清二楚。他在山上逗留的时间，第三星期转眼已过去一半，这也是他预定启程的最后一个星期了。下星期日，他还可以听一下两周一次的治疗音乐会，星期一那天，他还能聆听同样是两周举行一次的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会。他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表哥说话。而星期二和星期三呢，他就得动身上路，把约阿希姆撇在一边。可怜的约阿希姆！不知赖达曼托斯阴间判官。此处指顾问大夫贝伦斯。还要判决他住多少月份呢。每当人们谈起汉斯·卡斯托尔普马上就要启程回家，他那双温柔的黑眼睛总泛起一层哀伤的阴影。哦，天哪，假期还留下些什么呢!它们已飞快地流逝了，至于怎样飞逝的，人们可确实说不上来。不过他们在一起毕竟度过了二十一天光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们一开头不容易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三四天了，这些日子简直微不足道。可是除了正常性的日子之外，还夹杂着两次周期性的活动，此外还得收拾行李，和山上的人们告别。在这里住上三星期再好也没有了——人们一开头都这么对他说。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按月份计算的，这点塞塔姆布里尼已经说过；汉斯·卡斯托尔普住的时间连一个月也不到，因此根本算不了什么。正如顾问大夫贝伦斯说过的那样，汉斯在这里只是作一次周末性访问罢了。在山上的时间一转眼就消逝，也许是因为有机体的燃烧过程较快的缘故吧?日子能这么飞快地过去，对约阿希姆未来五个月的疗养生活倒是一个慰藉——要是他只住五个月就可以出院的话。在这三星期里，他们真该在时间上面多花些工夫，像约阿希姆量体温时那样专心致志，那时，规定的七分钟简直就像很长的一段时间……汉斯·卡斯托尔普对表哥衷心表示同情，从对方的眼神里，他看出表哥即将失去同伴的那种悲哀。

一想到可怜的表哥今后一直呆在这里，而他自己又可以在平原上打发日子，为促进各国人民交往的交通运输技术贡献力量，他不禁对表哥怀着极其强烈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心简直像火烧一般，有些时刻使他心里隐隐作痛；总之，它是那么强烈，使他有时一本正经地怀疑起自己究竟能否经受得住，是否舍得让约阿希姆独个儿留在山上。这种怜悯心有时极其炽烈，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少同约阿希姆说起自己即将离开的原因。还是约阿希姆偶尔提到这个话题；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呢，我们已经说过，凭他那天赋的机智和对人体贴入微的心情，到最后一刻也避而不愿想它。“咱们至少希望，”约阿希姆说，“你在我们山上已多少恢复了疲劳，回家后感到精神焕发。”

“哦，我会向大家问好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回答说，“并且告诉他们，你最多五个月就要回家。恢复了疲劳?你以为我在这两三天内已恢复了疲劳吗?我认为是的。即使这段时间很短，我的身体总或多或少有了起色。在这儿山上，我也确实吸收到许多新鲜事物，不论哪方面都十分新鲜，而且使人兴奋。不过无论从心灵上和肉体上来说又显得相当紧张，我觉得自己还适应不了，而适应环境却是增进健康的前提。谢天谢地，马丽亚雪茄烟还没有变样，我尝到它的香味已有好几天了。可是我在用手帕时，发现它依旧经常沾着血迹，而脸上可恨的炙热和莫名其妙的心跳，看来到死也不会消失。不，不，我根本说不上适应这儿的环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有谁适应得了呢!要适应这儿的环境和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时间还要多一些，那时才谈得上恢复健康，增加体重。这真是遗憾得很！我说‘遗憾’，是因为我不替自己留下更多的休息时间肯定是失策的，要是我愿意，我满可以住得更久一些。我真想回到山下的草地里，在山上休息后再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睡它三个星期，有时我真感到精疲力竭啊。可恨的是染上了感冒，真是火上加油……”

由此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要带着重伤风回平原了。也许他在进行卧床疗法时着了凉，也可能是在晚上仰卧治疗时受了寒。他参与这种活动差不多已有一星期了，尽管天气又湿又冷，他总坚持参加。在他动身之前，天气始终没有好转的征兆。不过他也知道，这样的天气并不算坏。所谓“天气恶劣”的概念，在这儿压根儿用不上；不管怎么样的天气，人们都毫不害怕，毫无顾虑。汉斯·卡斯托尔普像一般青年人那样，能屈能伸，对新近置身于其间的环境和习俗能擅自适应，因此对这种天气也已不放在心上，要是下一场倾盆大雨，那么也别以为空气会因此变得潮湿些。事实上也许不会这样，因为你们像以前一样感到自己的脑袋热烘烘的，好像刚在热不可挡的小房间里耽搁过，或者仿佛喝过大量的酒。如果寒气逼人，到房间里去避寒是不很明智的，因为只有下雪天才开放暖气，光是呆呆地坐在房间里，可一点儿也不比穿着风雪大衣、按照这里的规矩披着两条优质的驼毛毯躺在阳台上更加舒适。正好相反，后一种方法要无可比拟地舒适得多。汉斯·卡斯托尔普干脆把这看作是他记忆中最惬意的生活经历。尽管有什么作家和烧炭党的信徒不怀好意地嘲讽它不过是一种“仰卧式”的生活方式，汉斯的上述看法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特别在晚上，他觉得这样躺着更加开心，那时他身边小桌上的台灯灿然放光，你可以暖洋洋地披着毯子，嘴里衔着一支可口的马丽亚雪茄烟，恣意享受这儿特制的卧椅所提供的无可言喻的乐趣。当然啰，这时他的鼻尖冻得冰冰冷，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老是在读《远洋客轮》)，冷得发红的两手紧紧攥在一起。他透过弓形的阳台，眺望暮色愈来愈浓的山谷，山谷里有的地方灯火密集，有的地方却疏疏落落。差不多每天晚上，山谷里传来了一阵悠扬而低沉的音乐声，时间至少有一小时光景，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曲调，它们都是歌剧中的一些片断，例如《卡门》系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比才(AlexandreC.L.Bizet，1838—1875)的著名歌剧。、《行吟诗人》系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Verdi，1813—1901)的著名歌剧。或《自由射手》系德国作曲家韦伯(KarlM.F.E.Weber，1786—1826)的著名歌剧。中的一些插曲。接着他听到的是优美洒脱的华尔兹，还有进行曲；他听了非常激动，不禁频频摇晃起脑袋来。有时他听到的是马祖卡舞曲。马祖卡?其实她的名字叫玛鲁莎，也就是戴红宝石戒指的那个娘儿。在隔壁一个房间里，在厚厚的乳白色玻璃墙后面，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尔普不时同他悄悄地交换一言半语，深恐影响其他仰卧休息的病员们。约阿希姆在自己的住处，也感到跟汉斯·卡斯托尔普一样逍遥自在，哪怕他不会欣赏音乐，对音乐晚会不像汉斯那样感到有兴趣。这是多么遗憾；他宁愿拿起他的那本俄文文法书来阅读。汉斯·卡斯托尔普让《远洋客轮》搁在毯子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窥探着音乐所展示的晶莹明亮而又深邃无比的世界，对既能体现作品的特性又富有艺术魅力的清音妙曲十分倾倒，因此，当他一想到塞塔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一些见解时，就不禁怒火中烧。塞塔姆布里尼说的话多么叫人气愤，他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种话并不比祖父季乌塞普对七月革命的评论和创世记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虽然约阿希姆不能尽情享受音乐的乐趣，烟草浓郁的香味也与他无缘，但他在自己的住处也同样悠闲舒泰，自得其乐。白昼已到了尽头；这时什么都宣布结束，今天肯定不会有什么场面，不会发生什么震撼人心的事，心肌也不会过分紧张了。有一点倒可以确信不疑，那就是明天，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又会恢复原状，重新开始，而这种可能性却是这里环境的狭隘、优裕和富有规律所决定的。这里既安全，又稳妥，可以极其安逸地打发日子，此外再听听音乐，而马丽亚雪茄烟浓郁的香味又回到嘴边——这些都为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晚间仰卧疗法增添声色，使他感到这样的生活其乐无穷。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这位娇生惯养的新客在作仰卧疗法(或者在别的什么场合)时免于严重受凉。看来他染上重伤风了，额窦发了炎，有压迫感，扁桃腺肿痛。他不能像平时那样，通过天生的器官畅通地呼吸，透气时寒簌簌的，很不顺畅，而且喉头痒痒的不住引起咳嗽。过了一夜，他的声音变了样，听去是沙哑的、像喝过烈酒后变了调门的男低音。按照他的说法，他整夜没有合过眼，喉头干呼呼像快要窒息似的，有时无法平躺在枕头上，不时跳起身来。

“这倒是怪恼人的，”约阿希姆说，“而且很伤脑筋。你得知道，感冒在这儿是不认账的，人们否认它的存在。官方认为，山上的空气非常干燥，根本不会有感冒。要是你是个病人，你上贝伦斯那儿说自己伤风了，那么准会碰钉子。可是对你就不一样，你毕竟享有这方面的权利。要是咱们能遏止这种黏膜炎Katarrh，即卡他尔，是一种呼吸道炎症，有时感冒也可用此称呼。，那就好了。在山下，人们说得到做得到，可是这儿——我真怀疑，他们对除病灭菌是不是怀有足够的兴趣。最好别在这儿生病，这个谁也不会关心的。虽然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你得好好听我说完。当我刚到山上时，有一位太太整整一星期抱住自己的耳朵，唉声叹气说耳朵痛。后来贝伦斯终于看一下。‘你千万放心，’他说，‘这可不是结核哪。’此事就此了结。嗯，你的病怎么治，咱们得等着瞧。要是明天一早浴室师傅上我这儿，我倒跟他说说看。这是照章办事，他一定会转告别人，也许你的事会有什么结果的。”

约阿希姆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照章办事”也就见效了。星期五那天，汉斯·卡斯托尔普早出活动后刚回到房里，就听到有人敲门。这一回，他有幸能亲自同米伦东克小姐，也就是人们称之为“护士长”的那个女人结识。以前，他只是在隔开相当远的地方才看到这位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儿，她从一个病室里出来，又穿梭似地经过走廊跑进对面的一间病室，有时匆匆在饭厅里露一露脸，听到她那尖声尖气的嗓音。现在她亲自上门来看他了；是他的黏膜炎把她唤来的。她在他房门上硬邦邦、急匆匆地敲了一两下，不待主人回答就跨了进去，一面站在门槛上往后弯起身子探头探脑在看，房间的号码有没有搞错。

“三十四号，”她尖叫道。“一点儿也不错。小伙子，onmedit，quevousavezprisfroid.法文：听说你受凉了。Ihear，youhavecaughtacold.英文，意义同上。看来您伤风了?此句原文是用不合标准的俄语讲的。米伦东克小姐接连用三种语言表达同一个概念，无非是在汉斯·卡斯托尔普面前卖弄自己的才学。我听说您受凉了?我该用哪种语言跟您谈话较好?哦，我明白了，还是用德语吧。哎，您是来探望年纪轻轻的齐姆森的，我已看出来了。我得上手术室去。有一个病人要用氯仿麻醉，刚才他还吃过菜豆色拉哩。要是哪儿我的眼睛没有照顾到……喂，您这小伙子，您想在这儿染上感冒吗?”

这位世世代代是贵族的女人居然用这样的方式对他说话，他不禁怔得目瞪口呆。她说话时口齿含糊不清，还焦躁不安地摇头摆脑，同时翘起鼻子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仿佛关在囚笼里的猛禽想觅食似的。她的右手满是雀斑，四个指头捏成一团，大拇指则往上翘起，拇指跟手腕一起在他眼前直摇晃，似乎想说：“快些，快些，快些！我说什么话您别听，您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不然我得走了!”她年纪约莫四十开外，身材瘦小，没有风度，穿的是一件系有皮带的围裙式的白大褂，胸口悬着一枚石榴石十字架。从她的护士帽下，露出了一丝丝稀疏的红头发。她的眼睛蓝得像水一样，眼皮有些红肿；一只眼睛的眼角还多余地生了一个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她的目光游移不定，鼻子朝天，嘴巴长得像青蛙似的，下唇突出，而且有些歪斜，说话时就像铲子那样翕动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天生是与人为善的，现在他怀着谦逊、耐心和充满信任的友好心情凝望着她。

“那么您患的是哪一种感冒呀?”护士长又一次问他，两只眼睛直瞅着汉斯，仿佛想看透对方的内心似的，但结果眼光却歪到一边去了。“咱们是不喜欢这种感冒的。您常常感冒吗?您表哥不是也常常感冒吗?您多大年纪了?二十四岁吧?看来差不多。

那么您现在到这儿山上来，就这样感冒了?咱们这里不该谈说什么感冒的，尊敬的小伙子；这是山下人在胡扯。(她从嘴角吐出“胡扯”这个词时，模样儿怪里怪气，也非常可憎，下唇像铲子那样把这个词硬迸出来。)我敢说，您得上了顶呱呱的气管炎，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时她又奇怪地企图凝神直愣愣望汉斯的眼睛，但结果又告失败。“不过气管炎可不是受凉引起的，而是感染的结果，人们很容易染上。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于是不是存在着无害的感染，或不是那么无害的感染，别的一切都是胡扯。”

(她又说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胡扯”来了!)“您感染到的那种气管炎，无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她一面说，一面用她那发展到晚期的麦粒肿眼睛看着他。他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给您些抗菌剂，也许对您有用。”于是她从腰带间悬着的黑皮袋里取出一小包东西，放在桌上。这是福马明特治疗感冒之类的药品……“可是您看上去很亢奋，好像有热度。”她仍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但眼睛总是斜向一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说没有量过。

“为什么不量呢?”她问，那下半片歪斜地牵动着的嘴唇似乎悬浮在空中……

他不出声了。这位好青年年纪还轻，还保持在学青年沉默寡言的习惯。这类青年往往呆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懂，只是不吱一声。

“那么您从来没有量过?”

“护士长，量过的，不过是在发寒热的时候才量。”

“小伙子，量体温的目的，首先是要弄明白是不是真的有热度。现在照您看来，您是没有热度喽？”

“这个我可说不准，护士长。有没有寒热，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我上山以后，就一直觉得有点儿热，也有点儿冷。”

“啊哈。那么您的体温表在哪儿呢?”

“我手头没有，护士长。我用它干吗。我上这儿只是来探望病人的，我好端端的又没有病。”

“胡扯!因为您没有病，才叫我来看您吗?”

“不，”他彬彬有礼地笑了。“只是因为我有点儿……”

“受凉呗。这类受凉，咱们这儿是司空见惯的。这里！”她一面说，一面又去掏衣袋，结果摸出两只长长的小皮盒，一只红色，一只黑色。她把它们一古脑儿放在桌上。“这个价钱是三法郎零五十，另一个值五法郎。五法郎那只质地当然好一些。要是您好好使用，够您用一辈子呐。”

他笑吟吟地从桌上拿起那只红色的小盒，把它打开。玻璃器皿像一件贵重的装饰品那样，端端正正地嵌在天鹅绒衬垫的凹槽里。刻度都用红颜色作标记，十分之一的分度则用黑线标出。数字是红色的，下面又尖又细的一端则亮晶晶地注满了水银。水银柱冷冰冰的，度数很低，远远在动物的正常体温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懂得，像他那样有声望的人应当走哪一步棋子。

“我买这只，”他说，对另一只连瞟也不瞟上一眼，“就是五法郎的那只体温表。我该马上向您……”

“说了算数！”护士长尖起嗓子说，“购买顶用的东西，本来是不该吝啬的!不用急急忙忙付钱，咱们会记账的。您把表还给我，咱们再让度数低些，把水银甩到下面去，嗯，”说着就取下汉斯手中的体温表，在空中一连挥了几下，使水银柱一直低到三十五度以下。“它又会升高的，又会冉冉上升的，那水银呀！”她说。“这回儿您懂得它的妙处了!不知您可知道，咱们这里是怎么搞这个玩意儿的?只要把它放在您可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就行了，一天量四次，再把您那珍贵的嘴唇紧紧闭上。再见吧，小伙子!但愿结果称心如意！”于是她走出了房间。

汉斯·卡斯托尔普鞠躬如仪地送她出门后，站在桌子旁，呆望着她的影子消失处的房门，然后再看看她留下的体温表。“米伦东克护士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暗自想。“塞塔姆布里尼不喜欢她，这也难怪，她确实叫人看不顺眼。麦粒肿可真不雅观，好在她脸上并不经常长着。可她为什么老是叫我‘小伙子’，而且当中还夹一个‘S’此字的标准拼法，字母中间不应有一个“S”。小伙子的原文理应为Menschenkind，但护士长读成了Menschenskind。?这真太随便，也太古怪了。何况她又卖给我一支体温表，她的袋里经常放着一两支。其实这里到处都有卖，每家商店都有，哪怕您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弄得到，约阿希姆曾对我说过。可这样一来，我不用动脑筋去采办了，它自动送上门来啦。”他把那小巧玲珑的仪器从盒子里取出，细细观察一回，接着在房内好几次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他的心房怦怦直跳。他往敞开着的阳台门张望，然后向房门走去，很想去找约阿希姆谈谈，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依旧在桌子边站着。这时他清了清喉咙，听听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沙哑了。过后他咳嗽一声。“真的，我现在倒一定要弄个清楚，我是不是因伤风发了寒热，”他说着就迅速把体温表放到嘴里，把水银头的一端放在舌头下，这样，体温表就从他的两片嘴唇间斜斜地往上翘起。他闭住嘴唇，不让外界空气进入。接着他看看手表，时间是九点半过六分。他静待七分钟的时间过去。

“每一秒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他想，“也不算太短。山上的人们也好，山下的人们也好，都应当信得过我。他们总不必给我换一支‘哑姐妹’，像塞塔姆布里尼说的奥蒂丽·克奈弗那样。”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用舌头把温度表压在下面。

时间悄悄流逝，这一段时间似乎长得无穷无尽。他看看表上的指针，原来只过去两分钟半，而他却担心七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他做了无数的事：把房里的许多物件一忽儿拿起，一忽儿放下，再走到阳台上，不让表哥注意到他。他眺望风景，眺望山谷。现在他对这里的所有景物都已十分熟悉了，不论是这里的角峰、山脊和峭壁，不论是“布雷门伯尔”左边突出的侧翼也好——它的山脊陡峭地向下方倾斜，而其侧面都长满了高高低低的野树杂草，山脉则在右方形成，而它们的名字汉斯也像别人一样熟悉——他都了如指掌。此外还有阿尔泰因峭壁，它从这里看来仿佛从南面把山谷团团围住。它往下眺望花园里的小径和花坛、山洞以及银色的枞树；倾听病人作治疗的休息室里发出的低语声，然后回到房里，把嘴里的温度表位置调整好，再挪动一下胳膊，让手腕上的袖子甩开，于是把前臂弯到脸前。他几经磨难及周折，一会儿东推西撞，一会儿又跺足踏步，才好容易把六分钟光阴打发过去。于是他站在房间中央，让自己昏昏然陷入梦境，并听凭自己胡思乱想，这样，他剩下的最后一分钟也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他再把胳膊一挥，发现一分钟时间又偷偷地逝去。这时第八分钟却已过去了三分之一。当时他想：至于结果如何，我可满不在乎——一面想，一面把体温表从嘴里抽出，茫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这支表。

表上的示度究竟如何，他一下子可搞不清楚。光线射在温度计扁圆形的玻璃管上，水银的亮光也随着玻璃的反射时隐时现，闪耀不定。水银柱一忽儿升得高高的，一忽儿又无影无踪。他想把这支表凑近眼睛，转过来掉过去，但怎么也看不清。最后他侥幸地转动一下，里面的度数忽然清晰可见。他把表紧紧握住，想急于了解其中底细。事实上，水银已经膨胀起来，而且膨胀得很厉害，水银柱已升得相当高，它已经超出身体的常温好几格。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体温是三十七点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