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福煦元帅，　1919年

2O世纪2O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O世纪30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这一目标在2O世纪20年代中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较弱的意大利不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向现状挑战的唯一的修正主义国家；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也给修正主义运动增添了力量，导致了一个全新的力量布局，由于英国、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盟国坚持维护现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变现状，因五年计划而变得强大的苏联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发展起来了，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响解释了20世30年代一再发生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满洲

第一个重大的侵略行动是日本作出的，因为它要实现其获取大陆领土这一蕴藏已久的野心。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错过的良机，日本人早些时候已迅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不太费力地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山东半岛上的特权。不过，他们的全部野心表现在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这些条款若得到实现，就会把中国改变成日本的保护国。日本远征军在英国和美国军队于1920年撤离西伯利亚后继续留在该地是其大陆野心的又一表现。

日本人的这些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经济特权"。

在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会议上，日本正式放弃了它也许仍怀有的领土野心。与会九国签订了《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保证中国领土完整，重申"门户开放"原则。在这个会议上，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还签订了《四国条约》（1921年12月13日）；通过这一条约，他们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岛屿领地"上的权利，通过协商解决今后的一切争端。此外，经过美国的积极调解，日本同意将山东归还给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军；这两个诺言于1922年被履行。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1923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动乱，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300万人增加到1400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1914年至1920年间，对外贸易的价值增加了近4倍，即从12亿美元增加到43亿美元。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意为富豪，batSS意为集团）手中。"财阀"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占总人口一半的农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债务而穷困不堪。他们中只有7％的家庭拥有5英亩或5英亩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户占有的土地不到3英亩。城市工人则遭受着食品价格高、工资低、工会没有自由的痛苦。由于投机商将物价抬得很高，1918年爆发了米粮暴动，使政府必须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1929年至1931年间，对外贸易减少了近50%。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军队领导人和其他拥护扩张领上的人这时能颇有说服力地争辩说，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军方代言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鼓吹这一学说，但大萧条的破坏这时为他们提供了易起反应的听众，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将军在给天皇的建议书中写道：英国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原料，美国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资源。"但是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景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去获取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满洲前仅6个月时本庄将军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

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角上的这个省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借口。当日本军方于1931年秋断定入侵时机已戍熟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颗炸弹将日本人控制的、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了一小段。由于几分钟后一列南去的火车毫无困难地通过了那段铁路，日本人又在以后5天里拒绝让新闻记者前往"事故"——日本人当时审慎地称这一爆炸事件为事故——现场采访，因此，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整个事件是捏造的。现在，人们才弄清，这件事的确发生过，因为币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上证明了这一点。这位男爵曾于1931年任外务大臣，他承认，当时一些军官筹划了这一事件，他虽设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证言可通过驻扎在关东半岛上的日本军队即当时所称的"关东军"立即行动起来时所具备的速度和精确性得到证实。关东军未经宣战就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1932年1月下旬对哈尔滨的占领意味着满洲各种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1932年3月，胜利者将他们的占领地重新命名为"满洲国"。因需要一个傀儡皇帝，他们便将1911年垮台的满清王朝的幸存者、退位的皇帝博仪拉了出来，正式任命他为摄政王。

其时，中国政府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和《巴黎公约》（《凯洛格-白里安条约》）向国际联盟和美国求助。给果只是一再商讨而没有实际的援助。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绝引用《巴黎公约》。国联理事会于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开会讨论满洲的局势；这些会议的特点是表示好意、致以问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乱。日内瓦和华盛顿的许多人始终坚信，日本内阁能约束军队，结束危机。11月21日，日本代表团接受了中国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但委员会成员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选定，而且他们实际上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这时，满洲已变成了满洲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日本军队只对优势力量起反应，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远东的日本相对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为紧迫的国内问题所颁扰。例如，胡佛总统就面临着国民选举和大萧条两大问题；大萧条当时正严重到极点。因此，他希望"摆脱"国际纠纷，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此期间，国际联盟调查团即李顿调查团已在团长李顿勋爵的领导下，在日本、中国和满洲收集证据。它于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为了避免冒犯日本人，措辞很谨慎。它否认日本人的侵略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谴责新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但是，它没有命令日本撤军。相反，这份报告提出这样一种解决办法：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将满洲变成在中国主权范围内但又在日本管辖下的自治国。1933年2月25日，国联正式通过了这份报告，第二个月，日本退出了国联。

回想起来，满洲事件作为对国际联盟和旨在维护现状的整个外交结构——《凡尔赛和约》、华盛顿会议的协定和《巴黎公约》——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是很惹人注意的。日本毫不费力就获得了大片富饶的新领地，这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满洲事件引起了一连串的侵略，这些侵略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外交上对希特勒的反应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

……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

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

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O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

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