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 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 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 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 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 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 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 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 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 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 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 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 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 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 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 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 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 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 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一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由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 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四、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的扩展有密切联系的是技术的发展，它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 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在发展航海装备方面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技术上的重大进展，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 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极其重要的进步。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评论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 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汙苦干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 水车和风车，可代表这种"非人力"的动力之源。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创、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 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这大概是因为欧洲较 缺乏人力，而那种不发达的新开辟地的社会也颇需劳力，从而促进了发明的缘故。由于中世纪的欧洲人从奴隶或农奴经济开始转入由机器力量推动的经济，西方的文 化发展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

希腊语学者兼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 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主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 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他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 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 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松弛，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 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 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在1200至1500年间，欧洲 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倍或二倍。载重量为150至200吨的狭长桨帆船让位于600至800吨的圆体帆船。13世纪时采用的艉舵迅速取代了旧时效率较低 的侧向操舵装置。另外，同样重要的是，14世纪时，葡萄牙人改制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够更直接地逆风航行。船的构造和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示原 先在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发展起来的船的一些优点已结合成一体。最后结果是，船的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便。此外，经济效益也更高，因为这时的船排除 了100至200名划手及其口粮和装备，从而大大增加了载货容积。

与造船方面的进步紧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航海水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 罗盘，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磁罗盘。也许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由他们自己独力研制成的，地点可 能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无论如何，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 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被结构较简单、造 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只一个。虽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计时间，但要精确地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额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 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到14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 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 引自15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水道中间，但航向应朝着东北海岸，因为那里可以抛锚泊船。谨防船航行时过于靠近最近在东面发现的暗礁浅滩。驶入港口时，应保持船离大陆的两船头之距，因为那里水深6至6．5寻。……

从帕拉莫萨可以到方位东、东东北12哩处的阿克卡弗雷达的抛锚泊船处。船离陆地的距离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1．5哩。这一港湾的陆标是陡立于海边的光秃秃的高山和远处的岛屿。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清高度发达、军事上强大的国家时，他们具有一叫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 造一优势大约只是在他们开始海外扩张时才取得，因为中世纪的海战主要表现为攻入敌船和进行甲板上的肉搏战。15世纪时，欧洲人的船舰已配备着火炮，但火炮 体积很小，射出的石头不是重达几磅，而仅数唡而且。它们能杀死人，但不能击毁船舰。因此，他们对于攻入敌船这种传统的海战战术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补 充。当时，陆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火炮非常笨重。无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说架置在 船上、进行发射了。

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虽然更易操纵，但具有同 等甚至更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呎，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如此重量的铁丸，因而，能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 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置40门炮。

这些发展给欧洲人以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装备自己的船，但他 们的船并不是为梁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它们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 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的胜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无人挑战的主人。

五、新的经商技术

造船、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的进步，对于欧洲的海外扩张，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处理商 业事务的新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重要。这方面，颇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方济各会修道主兼数学家卢卡·佩西奥利在1494年发表的《数学概论； 几何学及比值比例》，是一部专论复式簿记的经典著作。佩西奥利在这部曾用作全欧洲的教科书的著作中，极力主张商人们应将每笔帐在借方与贷方均登记一次。这 种簿记方法使欧洲商人任何时候都能确定商业经营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激发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货币观念。

商业方面的另一重大发展是，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其起因：部分在于商业增加，部分在于 矿产量上升，为铸造货币提供了更多的金银。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纷纷仿效。具有标准的、可靠的价值的货币的 出现，对商业极为有利。

这时，还出现了原始而重要的银行和信用票据。虽然支票、汇票和有限公司如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那样，直到17至19世 纪间西北欧大举扩张时，才发展起来，但是，意大利人开始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为时要早得多。他们早在12世纪时，便已研制出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到 1408年，热那亚的圣乔治公会已担负起银行的职责，使帐单和票据流通。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将下述三个世 纪里一些杰出的金融家族的财产（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数全及其位置方面的发展趋向：

1300年——佩鲁齐家族（佛罗伦萨）＄　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罗伦萨）＄　15000000

1546年——富格尔家族（奥格斯堡）＄　80000000

金融活动的惊人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基督教放弃中世纪时它对利息的强烈谴责和排斥。本来，在一个贸易．活动不多、 投资牟利讥会相应少的社会里；对利息持嫌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到中世纪后期，情况起了变化，随之，教义也有了改变。在早先数世纪里，教 士们一直猛烈抨击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但是，到1546年，法国的法学家查尔斯·杜穆林却在恳求承认"适 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他说：

……日常的商业实践表明，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在使用之后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并不有助于说明，钱 独自不会生钱：因为即使田地，假如没有钱财的花费、劳动和人的勤奋，也不会独自给出果实；钱，同样如此，即便钱是借来的，过一段时间后仍须归还，但在此期 间，由于人的勤奋，它也会生出相当多的钱。……而且有时，钱借出后使债权人的所关与债务人的所得正好相等。……因此，对高利贷的一切憎恨、谴责和惩罚，应 被理解为：仅适用于过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贷，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贷。

最后，欧洲的扩张在最初的伊比利亚阶段之后，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强，其速度也大大加快。这些新组织是经济动 员和经济渗透的最有效的工具。东方的商人，不管其资本多么雄厚，都是单枪匹马或以私人合作的关系经营商业；而欧洲则组织起在世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的合股公 司。东印度诸公司（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成立后，其他许多公司也相继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种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孙湾公 司。

这些合股公司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合股性质限定了投资者的责任，使投资所起的作用与经营管理的职责相分 离，同时，也使人们有可能动员大量资本以从事种种商业投机。任何想用少量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他们来说，有风险的仅在 于他们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不用进一步负责任。而且，各投资者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也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 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 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 业冒险事业；因此，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使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从家人或熟人中 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

六、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中世纪后期朝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欧的扩张。

814年，查理曼去世后，欧洲进入一个四分五裂、政治混乱的时期。当时，起作用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 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国家有时结成教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 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的势力，即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 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程度的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同盟和联盟。

概括地说，查理曼以后，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携手合作。教皇帮助皇帝 制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对付公开对抗罗马教皇的权威的拜占庭对手。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继位为教皇，开始了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 时期。格列高利在教皇与皇帝争夺主教叙任权——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权力——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和帝国的行政管理。在两个多世纪里， 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认为天主教世界的首脑；对此，13世纪中叶相继即位的法、英国主们起了尤为重要印作用，他们是非常虔诚的。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时期结束 于1296年即法国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税的问题上战胜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时。那一年，教皇发布敕令，申明俗人对教士没有任何权力，并威胁要把任何试图向教 士征税者逐出教会。腓力四世拒绝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政策。他甚至还强迫教廷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迫使教廷与法国君主公开合作。

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 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们在动员人力物力 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他们设立了许多 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活塞纳河行驶B00哩，花费的钱将达所载 谷物售价的一半。君主们还保持了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整个的手工行业，象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 庭的支持。此外，君主们还发特许证给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话，还用皇家海军作它们的后盾。

最先的伊比利亚人的海外冒险事业就是王室鼓励和资助的直接结果。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为哥伦布和达·伽马取得 较大成就提供了必需的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只是时间上稍晚些；不过，它们的关注和支持与前者相同。实际上，在西北欧，商人与君主之 间的关系比在伊比利亚半岛更密切。尤其在西班牙，反对穆斯林的长期斗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联合起来，而少数大城市则往往反对他们，要求完全的自治权。相形之 下，在西北欧，商人阶级逐渐赢得在欧亚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声望和国家支持。

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下等人，没人瞧得起；在西北欧，商人却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们的财富不断增加，政治权力逐渐增强。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车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运送商品住返各地的 作用被看作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他们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由于印度教强调抛弃财产，商人不可能有任何声誉。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 天忙碌于发财致富、营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叶做的食物、保持对物质财富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因此，东方任何帝国的商人都绝无上升为当 权者的机会。在中国，学者进行统治；在日本，武士进行统治；在马来亚诸国和印度拉杰普特人的一些土邦里，地方贵族进行统治，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统 治的。

所谓没有一个地方，是指除西北欧以外；在西北欧，商人不仅经济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稳步增长。在那里，商人正在成 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诸自由城市的参议员和荷兰高贵的养老金领取者。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在西北欧，对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险事业有较多的关 心，而且，国家予以较始终如一的支持。

七、处于前夜的西欧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 历史，可得到有力的说明。1405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内宫监太监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 一支探险队由62般服船组成，共载28000人。当时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舰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筑有四层甲板；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和公用房间。有些船舱设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没备，而且舱门上安有锁，居住者可以用钥匙将它们锁上，可以携带妻妾一起住在里面。打些船舱的船员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木桶里种上供烹任用的香葱、生姜等。

一般的船宽15O呎，长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宽180呎，长444呎。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呎、长 120呎的"圣马利亚号"相比，是名符其买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 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达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 在这期间，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使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 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 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 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要实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是不可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 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如果当时欧洲有什 么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这些远航，为何是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业方面的原因而进行的；为何是由宫廷太监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组织和领导；为 何返航时带回的是供帝国朝廷观赏的斑马、鸵鸟和长颈鹿，而不是投入国内市场、可产生利润的货物；为何接到中国皇帝的命令便会完全地、无可挽回地停止。那时 的西欧是无可匹敌的，它拥有向外猛冲的推动力——宗教动力、思想骚动、经济活力、技术进步和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国。

中世纪后期，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给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倾 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请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 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政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各个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取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获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 拉伯人来说，颇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劳出现许许多 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象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裂缝喂养的巨人"。但 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