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逢了几次快乐的风雪，在火炉边度过了一些愉快的冬夜，那时外面风雪狂放地旋转，便是枭鹰的叫声也给压下去了。好几个星期以来，我的散步中没有遇到过一个人，除非那些偶尔到林中来伐木的，他们用雪车把木料载走了。然而那些大风大雪却教会我从林中积雪深处开辟出一条路径来，因为有一次我走过去以后，风把一些橡树叶子吹到了被我踏过的地方；它们留在那里，吸收了太阳光，而溶去了积雪，这样我不但脚下有了干燥的路可走，而且到晚上，它们的黑色线条可以给我引路。至于与人交往，我不能不念念有辞，召回旧日的林中居民。照我那个乡镇上许多居民的记忆，我屋子附近那条路上曾响彻了居民的闲谈与笑声，而两旁的森林，到处斑斑点点，都曾经有他们的小花园和小住宅，虽然当时的森林，比起现在来，还要浓密得多。在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记得的，浓密的松材摩擦着轻便马车的两侧；不得不单独地步行到林肯去的女人和孩子，经过这里往往害怕得不得了，甚至狂奔上一段路。虽然主要他说来，这是到邻村去的一条微不足道的小径，或者说是只有樵夫在走的，但是它曾经迷惑了一些旅行家，当时它的花明柳暗，比现下更要丰富，在记忆之中也更可留恋。现在从村子到森林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原野，当时是一个枫树林的沼泽地区，许多的木料是那里的小径的基础，现在成了多尘土的公路了，从现在已经是济贫院的斯特拉登，经过田庄，一直通到勃立斯特山的公路下，无疑还找得到它的痕迹。

　　在我的豆田之东，路的那一边，卡托·殷格拉汉姆曾居住过，他是康科德的乡绅邓肯·殷格拉汉姆老爷的奴隶；他给他的奴隶造了一座房子，还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林中，——这个卡托不是尤蒂卡的那个，而是康科德人。有人说他是几内亚的黑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胡桃林中的一块小地，他将它培育成林了，希望老了以后，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用处；一个年轻白种人的投机家后来买下了它。现在他也有一所狭长的房子。卡托的那个半已消失无踪的地窖窟窿至今还在，却很少人知道了，因为有一行松树遮去了旅行家的视线。现在那里满是平滑的黄栌树（学名Rhusglabra），还有很原始的一种黄色紫苑（学名Solidagostricta），也在那里很茂郁地生长着。

　　就在我的豆田转角的地方，离乡镇更近了，一个黑种女人席尔发有着她的一幢小房屋，她在那里给地方上人织细麻布，她有一个响亮激越的嗓子，唱得瓦尔登林中口荡着她的尖锐的歌声。最后，一八一二年，她的住宅给一些英国兵烧掉了，他们是一些假释的俘虏，那时恰巧她不在家，她的猫、狗和老母鸡一起都给烧死了。她过的生活很艰苦，几乎是不像人过的。有个在这森林中可称为常客的老者还记得，某一个午间他经过她的家，他听到她在对着沸腾的壶喃喃自语，——“你们全是骨头，骨头啊！”我还看见过橡树林中留存着的砖头。

　　沿路走下去，右手边，在勃立斯特山上，住着勃立斯特，富理曼，“一个机灵的黑人”，一度是肯明斯老爷的奴隶，——这个勃立斯特亲手种植并培养的苹果树现在还在那里生长，成了很大很古老的树，可是那果实吃起来还是野性十足的野苹果味道。不久前，我还在林肯公墓里读到他的墓志铭，他躺在一个战死在康科德撤退中的英国掷弹兵旁边，——墓碑上写的是“斯伊比奥·勃立斯特”，——他有资格被叫做斯基比奥·阿非利加努斯——“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曾经是无色似的。墓碑上还异常强调似的告诉了我，他是什么时候死的；这倒是一个间接的办法，它告诉了我，这人是曾经活过的。和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贤妻芬达，她能算命，然而是令人非常愉快的，——很壮硕，圆圆的，黑黑的，比任何黑夜的孩子还要黑，这样的黑球，在康科德一带是空前绝后的。

　　沿着山再下去，靠左手，在林中的古道上，还留着斯特拉登家的残迹；他家的果树园曾经把勃立斯特山的斜坡全部都占了，可是也老早给苍松杀退，只除了少数树根，那些根上又生出了更繁茂的野树。

　　更接近乡镇，在路的另外一面，就在森林的边上，你到了勃里德的地方，那地方以一个妖怪出名，这妖怪尚未收入古代神话中：他在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有极重要、极惊人的关系，正如许多神话中的角色那样，理应有那么一天，有人给他写一部传记的；最初，他乔装成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雇工来到，然后他抢劫了，甚至谋杀了那全家老小，——他是新英格兰的怪人。可是历史还不能把这里所发生的一些悲剧写下来，让时间多少把它们弄糊涂一点，给它们一层蔚蓝的颜色吧。有一个说不清楚的传说，说到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酒店；正是这同一口井，供给了旅客的饮料，给他们的牲口解渴。在这里，人们曾经相聚一堂，交换新闻，然后各走各的路。

　　勃里德的草屋虽然早就没有人住了，却在十二年前还站着。大小跟我的一座房子差不多。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是在一个选举大总统的晚上，几个顽皮小孩放火把它烧了。那时我住在村子边上，正读着德芙南特的《刚蒂倍尔特》读得出了神，这年冬天我害了瞌睡病，——说起来，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家传的老毛病，但是我有一个伯父，刮刮胡子都会睡着，星期天他不得不在地窖里摘去土豆的芽，就是为了保持清醒，信守他的安息日；也许另外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这年我想读查尔末斯编的《英国诗选》，一首也不跳过去，所以读昏了的。德芙南特的书相当征服了我的神经。我正读得脑袋越来越低垂，忽然火警的钟声响了，救火车狂热地奔上前去，前后簇拥着溃乱的男子和小孩，而我是跑在最前列的，因为我一跃而跃过了溪流。我们以为人烧的地点远在森林之南，——我们以前都救过火的，——兽厩啦，店铺啦，或者住宅啦，或者是所有这些都起了火。“是倍克田庄，”有人嚷道。“是考德曼的地方，”另外的人这样肯定。于是又一阵火星腾上了森林之上的天空，好像屋脊塌了下去，于是我们都叫起了“康科德来救火了！”在狂怒的速度下，车辆飞去如飞矢，坐满了人，其中说不定有保险公司代理人，不管火烧得离他如何远，他还是必须到场的；然而救火车的铃声却越落越后，它更慢更稳重了，而在殿军之中，后来大家窃窃私语他说，就有那一批放了火，又来报火警的人。就这样，我们像真正的唯心主义者向前行进，不去理会我们的感官提供的明证，直到在路上转了个弯，我们听到火焰的爆裂声，确确实实地感到了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才明白，唉！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接近了火只有使我们的热忱减少。起先我们想把一个蛙塘的水都浇在火上；结果却还是让它烧去，这房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又毫无价值。于是我们围住了我们的救火车，拥来拥去，从扬声喇叭中发表我们的观点，或者用低低的声音，谈谈有史以来世界上的大火灾，包括巴斯康的店铺的那一次，而在我们自己一些人中间却想到，要是凑巧我们有“桶”，又有个涨满水的蛙塘的话，我们可以把那吓人的最后一场大火变成再一次大洪水的。最后我们一点坏事也不做，都回去了，——回去睡觉，我回去看我的《刚蒂倍尔特》。说到这本书，序文中有一段话是关于机智是灵性的火药的，——“可是大部分的人类不懂得机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火药，”我颇不以为然。

　　第二天晚上，我凑巧又走过了火烧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候，那里我听到了低沉的呻吟声，我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近去，发现我认识这个人，他是那家的唯一的子孙；他承继了这一家人的缺点和优点；也惟有他还关心这火灾，现在他扑倒在地窖边上，从地窖的墙边望到里面还在冒烟的灰烬，一面喃喃自语，这是他的一个习惯。一整天来，他在远远的河边草地上干活，一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就立即来到他的祖先的家，他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里过的。他轮流从各个方向，各个地点，望着地窖，身子总躺着，好像他还记得有什么宝藏，藏在石块中间，但什么也没有，只有砖石和灰烬。屋子已经烧去了，他要看看留下来的部分。仅仅因为我在他的身边，他就仿佛有了同情者，而得到安慰，他指点给我看一口井，尽可能从黑暗中看到它被盖没的地方；他还沿着墙久久地摸索过去，找出了他父亲亲手制造和架起来的吊水架，叫我摸摸那重的一端吊重物用的铁钩或锁环，——现在他还能够抓到的只有这一个东西了，——他要我相信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架子。我摸了它，后来每次散步到这里总要看看它；因为它上面还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在左边，在可以看见井和墙边的丁香花丛的地方，在现在的空地里，曾经住过纳丁和勒·格洛斯。可是，让我们回到林肯去吧。

　　在森林里比上述任何一个地方还要远些，就在路最最靠近湖的地点，陶器工人魏曼蹲在那里，制出陶器供应乡镇人民，还留下了子孙来继续他的事业。在世俗的事物上，他们也是很贫穷的，活着的时候，勉勉强强地被允许拥有那块土地：镇长还常常来征税，来也是白来，只能“拖走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做做形式，因为他实在是身无长物；我从他的报告里发现过上述的活。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有个带着许多陶器到市场去的人勒住了马，在我的田畔问我小魏曼的近况。很久以前，他向他买下了一个制陶器用的轮盘，他很希望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只在经文之中读到过制陶器的陶土和辘盘，我却从未注意过，我们所用的陶器并不是从那时留传到今天的丝毫无损的古代陶器，或者在哪儿像葫芦般长在树上的，我很高兴地听说，这样一种塑造的艺术，在我们附近，也有人干了。

　　在我眼前的最后一个林中居民是爱尔兰人休·夸尔（这是说如果我说他的名字舌头卷得够的活），他借住在魏曼那儿，——他们叫他夸尔上校。传说他曾经以士兵的身份参加过滑铁卢之战。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他把战争再打一遍。他在这里的营生是挖沟。拿破仑到了圣赫勒拿岛，而夸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凡我所知道的他的事情都是悲剧。他这人风度很好，正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起话来比你所能听得到的还要文雅得多呢。夏天里，他穿了一件大衣，因为他患着震颤性谵妄症，他的脸是胭脂红色的。我到森林中之后不久，他就死在勃立斯特山下的路上，所以我没把他当作邻居来记忆了。在他的房子被拆以前，他的朋友都认为这是“一座凶险的堡垒”，都是避而不去的，我进去看了看，看到里面他那些旧衣服，都穿皱了，就好像是他本人一样，放在高高架起的木板床上。火炉上放着他的断烟斗，而不是在泉水边打破的碗。所谓泉水，不能作为逝世的象征而言，因为他对我说，虽然他久闻勃立斯特泉水之名，却没有去看过；此外，地板上全是肮脏的纸牌，那些方块。黑桃、红心的老K等等。有一只黑羽毛的小鸡，没有给行政官长捉去，黑得像黑夜，静得连咯咯之声也发不出来的，在等着列那狐吧，它依然栖宿在隔壁房间里。屋后有一个隐约像园子似的轮廓，曾经种过什么，但一次也没有锄过，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现在不觉已是收获的时候了。罗马苦艾和叫化草长满了，叫化草的小小的果实都贴在我的衣服上。一张土拨鼠皮新近张绷在房屋背后，这是他最后一次滑铁卢的战利品，可是现在他不再需要什么温暖的帽子，或者温暖的手套了。

　　现在只有一个凹痕，作这些住宅的记认，地窖中的石头深深陷下，而草毒、木莓、覆盆子、榛树和黄栌树却一起在向阳的草地上生长；烟囱那个角落现在给苍松或多节的橡树占去了，原来是门槛的地方，也许还摇曳着一技馥郁的黑杨树。有时，一口井的凹痕看得很清楚，从前这里有泉水，现在是干燥无泪的草；也许它给长草遮蔽了，——要日久以后才有人来发现，——长草之下有一块扁平的石头，那是他们中间最后离开的一个人搬过来的。把井遮盖起来——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与它同时，泪泉开始涌流了。这些地窖的凹痕，像一些被遗弃了的狐狸洞，古老的窟窿，是这里曾经有过熙熙攘攘的人类的遗迹，他们当时多少也曾经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言讨论过，什么“命运、自由意志、绝对的预知”，等等。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所讨论的结果便是这个，“卡托和勃立斯特拉过羊毛”；这跟比较著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同样地富于启发。

　　而在门框，门楣，门槛都消失了一世代之后，生机勃勃的丁香花还是生长着，每年春天展开它的芳香的花朵，给沉思的旅行者去摘；从前是一双小孩子的手种下的，在屋前的院子里——现在都生在无人迹的牧场上的墙脚边，并且让位给新兴的森林了；——那些了香是这一个家庭的唯一的幸存者，孑然一遗民。那些黑皮肤的小孩子料想不到，他们在屋前阴影里插在地上的只有两个芽眼的细枝，经过他们天天浇水，居然扎下这么深的根，活得比他们还长久，比在后面荫蔽了它们的屋子还长久，甚至比大人的花园果园还长久，在他们长大而又死去之后，又是半个世纪了，而丁香花却还在把他们的故事叙述给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听，——而它们的花朵开得何等地美，香味何等甜蜜，正如在第一个春天里一样。我看到了依然柔和、谦逊而愉快的丁香结的色彩。

　　可是这一个小村落，应该是可以发展的一个幼芽，为什么康科德还在老地方，它却失败了呢？难道没有天时地利，——譬如说，水利不好吗？啊，瓦尔登之深，勃立斯特泉水之冷，——何等丰富，喝了何等有益于健康，可是除了用来把他们的酒冲淡之外，这些人丝毫没有加以利用。他们都只是些口渴的家伙。为什么编篮子，做马棚扫帚，编席子，晒干包谷，织细麻布，制陶器，这些营生在这儿不能发展，使荒原像玫瑰花一样开放，为什么又没有子子孙孙来继承他们祖先的土地呢？硗薄的土地至少是抵挡得住低地的退化的。可叹啊！这些人类居民的回忆对风景的美竟无贡献！也许，大自然又要拿我来试试，叫我做第一个移民，让我去年春天建立的屋子成为这个村子的最古老的建筑。

　　我不知道在我占用的土地上，以前有什么人建筑过房屋。不要让我住在一个建筑于古城之上的城市中，它以废墟为材料，以墓地为园林。那里的土地已经惊惶失色，已经受到诅咒，而在这些成为事实之前，大地本身恐怕也要毁灭了。有这样的回忆在心头，我重新把这些人安置在森林中，以此催我自己入眠。

　　在这种季节里，我那儿难得有客人来。当积雪最深的时候，往往一连一星期，甚至半个月都没有一个人走近我的屋子，可是我生活得很舒服，像草原上的一只老鼠或者牛，或者鸡，据说它们即使长时期地埋葬在积雪中，没有食物吃，也能活下去哩；或者，我像本州的萨顿城中，那最早的一家移民，据说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雪中，他自己不在家，可是大雪全部盖没了他的草屋，后来幸亏一个印第安人，认出了烟囱中喷出的热气在积雪中化出的一个窟窿，才把他的一家人救了出来。可是没有友好的印第安友人来关心我了，他也不必，因为屋子的主人现在在家里。大雪！听来这是多么的愉快啊！农夫们不能带了他们的驴马到森林或沼泽中来，他们不能不把门口那些遮蔽日光的树木砍伐下来了，而当积雪坚硬了，他们来到沼泽地区砍了一些树，到第二年春天去看看，他们是在离地面十英尺高的地方砍下了那些树的。

　　积雪最深时，从公路到我家有半英里长的那条路，好像是迂回曲折的虚线，每两点之间都有很大的空白。一连平静一星期的天气中，我总是跨出同样的步数，同样大小的步伐，谨慎地行走，像一只两脚规一样地准确，老在我自己的深深的足印上，——冬天把我们局限在这样的路线上了，——可是这些足印往往反映出天空的蔚蓝色。其实不管什么天气，都没有致命地阻挠过我的步行，或者说，我的出门，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之中，步行八英里或十英里，专为了践约，我和一株山毛榉，或一株黄杨，或松林中的一个旧相识，是定了约会时间的，那时冰雪压得它们的四肢都挂下来了，树顶就更尖，松树的样子倒像铁杉木；有时，我跋涉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到了最高的山顶，我每跨一步，都得把我头顶上的一大团雪摇落下来；有几次我索性手脚都扑在地上爬行了，因为我知道猎户都躲在家里过冬天。有一个下午，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一个有条纹的猫头鹰（学名Strixnebulosa），它坐在一株白松的下面的枯枝上，靠近了树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高它不到一杆的地方，当我移动时，步履踏在雪上的声音，它可以听到的，可是它看不清我。我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来，它就伸伸脖子，竖起了它颈上的羽毛，睁大了眼睛；可是，立刻它又把眼皮阖上了，开始点头打瞌睡了。这样观察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自己也睡意蒙眬起来，它半开眼睛地睡着，真像一只猫，它是猫的有翅膀的哥哥。眼皮之间，它只开一条小缝，这样它和我保持了一个半岛形的关系；这样，从它的梦的土地上望我，极力想知道我是谁，是哪个朦胧的物体，或是它眼睛中的一粒灰尘在遮住它的视线。最后，或许是更响的声音，或许是我更接近了它使它不安了，在丫枝上蹒跚地转一个身，好像它的美梦被扰乱了，它颇不以为然；而当它展翅飞了起来，在松林中翱翔的时候，它的翅膀是出人意料地展开得很大，可我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就这样，它似乎不是用视觉，而是用感觉，在松枝之间缭绕，仿佛它那羽毛都有感觉一样，在阴暗之中，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枝头，飞了上去，栖息在上页，在那儿它可以安静地等待他的一天的黎明了。

　　当我走过那贯穿了草原的铁路堤岸时，我遇到一阵阵刺人肌骨的冷风，因为冷风比在任何地方都刮得更自由；而当霜雪打击了我的左颊的时候，纵然我是一个异教徒，我却把右颊也给它吹打。从勃立斯特山来的那条马车路也不见得好多少。因为我还是要到乡镇上去的，像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样，当时那宽阔的田野上的白雪积在瓦尔登路两侧的墙垣间，行人经过了之后，不要半小时，那足迹就看不见了。回来时候，又吹了一场新的风雪，使我在里面挣扎，那忙碌的西北风就在路的一个大转弯处积起了银粉似的雪花，连一只兔子的足迹也看不到，一只田鼠的细小脚迹更是不可能看到了。可是，甚至在隆冬，我还看到了温暖、松软的沼泽地带上，青草和臭菘依然呈露常青之色，有一些耐寒的鸟坚持着，在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虽然有雪，我散步回来，还发现樵夫的深深的足印从我门口通出来，在火炉上我看到他无目的地削尖的木片，屋中还有他的烟斗的味道。或者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凑巧在家，我听见了一个踏在雪上的悉索之声，是一个长脸的农夫，他老远穿过了森林而来聊天的；是那种“农庄人物”中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穿的不是教授的长袍，而是一件工人服；他引用教会或国家的那些道德言论，好比是他在拉一车兽厩中的肥料一样。我们谈到了纯朴和粗野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焕发的气候中，围着一大堆火焰坐着，个个头脑清楚；如果没有别的水果吃，我们用牙齿来试试那些松鼠早已不吃的坚果，因为那些壳最硬的坚果里面说不定是空的呢。

　　从离得最远的地方，穿过最深的积雪和最阴惨惨的风暴来到我家的是一位诗人。便是一个农夫，一个猎户，一个兵或一个记者，甚至一个哲学家都可能吓得不敢来的，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一个诗人，他是从纯粹的爱的动机出发的。谁能预言他的来去呢？他的职业，便是在医生都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使他出门。我们使这小小的木屋中响起了大笑声，还喃喃地作了许多清醒的谈话，弥补了瓦尔登山谷长久以来的沉默。相形之下，百老汇也都显得寂静而且荒凉了。在相当的间歇之后，经常有笑声出现，也可能是为了刚才出口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为了一个正要说的笑话。我们一边喝着稀粥，一边谈了许多“全新的”人生哲学，这碗稀粥既可飨客，又适宜于清醒地作哲学的讨论。

　　我不能忘记，我在湖上居住的最后一个冬天里，还有一位受欢迎的访客，有个时期他穿过了雪、雨和黑暗，直到他从树丛间看见了我的灯火，他和我消磨了好几个长长的冬夜。最后一批哲学家中的一个，——是康涅狄格州把他献给世界的，——他起先推销那个州的商品，后来他宣布要推销他的头脑了。他还在推销头脑，赞扬上帝，斥责世人，只有头脑是他的果实，像坚果里面的果肉一样。我想，他必然是世界上有信心的活人中间信心最强的一人。他的话，他的态度总意味着一切都比别人所了解的好，随着时代的变迁，他恐怕是感到失望的最后一个，目前他并没有计划。虽然现在比较不受人注意，可是，等到他的日子来到，一般人们意想不到的法规就要执行，家长和统治者都要找他征求意见了。

　　“不识澄清者是何等盲目！”

　　人类的一个忠诚之友；几乎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一个古老的凡人，不如说是一个不朽的人吧，怀着不倦的耐心和信念，要把人类身上铭刻着的形象说明白，现在人类的神，还不过是神的损毁了的纪念碑，已经倾斜欲坠了。他用慈祥的智力，拥抱了孩子、乞丐、疯子、学者，一切思想都兼容并包，普遍地给它增加了广度以及精度。我想他应该在世界大路上开设一个大旅馆，全世界的哲学家都招待，而在招牌上应该写道：“招待人，不招待他的兽性。有闲暇与平静心情的人有请，要寻找一条正路的人进来。”他大约是最清醒的人，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最不会勾心斗角的一个；昨天和今天他是同一个人。从前我们散步，我们谈天，很有效地把我们的世界遗弃在后边了，因为他不属于这世界的任何制度，生来自由，异常智巧。不论我们转哪一个弯，天地仿佛都碰了头，固为他增强了风景的美丽。一个穿蓝衣服的人，他的最合适的屋顶便是那苍穹，其中反映着他的澄清。我不相信他会死；大自然是舍不得放他走的。

　　各自谈出自己的思想，好像把木片都晒干那样，我们坐下来，把它们削尖，试试我们的刀子，欣赏着那些松木的光亮的纹理。我们这样温和地、敬重地涉水而过，或者，我们这样融洽地携手前进，因此我们的思想的鱼并不被吓得从溪流中逃跑，也不怕岸上的钓鱼人，鱼儿庄严地来去，像西边天空中飘过的白云，那珠母色的云有时成了形，有时又消散。我们在那儿工作，考订神话、修正寓言，造空中楼阁，因为地上找不到有价值的基础。伟大的观察者！伟大的预见者！和他谈天是新英格兰之夜的一大享受。啊，我们有这等的谈话，隐士和哲学家、还有我说起过的那个老移民，——我们三个，——谈得小屋子扩大了，震动了：我不敢说，这氛围有多少磅的重量压在每一英寸直径的圆弧上；它裂开的缝，以后要塞进多少愚钝才能防止它漏；——幸亏我已经拣到了不少这一类的麻根和填絮了。

　　另外还有一个人，住在村中他自己的家里，我跟他有过“极好的共处时间”，永远难忘，他也不时来看我；可是再没有结交别人了。

　　正如在别处一样，有时我期待那些绝不会到来的客人。毗瑟奴浦蓝那说，“屋主人应于黄昏中，逡巡在大门口，大约有挤一条牛的牛乳之久，必要时可以延长，以守候客来。”我常常这样隆重地守候，时间都够用以挤一群牛的牛乳了，可是总没有看见人从乡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