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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2)


 卡果夫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吴少霖回到原处,将交涉情形说了一遍,廖衡少不得又夸奖了一番。

十月二日深夜,边守靖家照例有个集会,除了高凌霨、王毓之以外,“核心分子”诸如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等人,亦都必到;所谈的头一件大事,便是计算票数。

“亲自到甘石桥来领的,一百九十四;中间人经手代领的,三百七十三,总数是五六七。”王硫芝提出报告:“还差十六名。”

原来两院议员总数为八百七十四人,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选会”须有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计为五百八十三人,还要十六个人,方始够数。

“嘎,”边守靖说:

“总数是五六八。邵次公的支票,我托他的同乡王少南带给他了。”

“那也还差十五个。”

一句话未完,听差来请王统芝听电话,是曹锐从天津打来的。

电话就在他右边的茶几上,拿起话筒听不到,两分钟,便举起左手,用食、拇两指,搭成圆圈——这是新流行起来的一个手势,表示英文的OK。

“行了,”王毓芝放下电话筒说:“曹四爷说:天津有九位,明天进京;齐抚万派人护送六位,准后日到京,正好十五个人。”

齐抚万便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津保派发动贿选时,派定各省督军、省长“报效”的金额,数目最高的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五十万。

齐燮元除了出钱以外,还很出力,衷心希望曹锟能够如愿以偿。从表面看,他的江苏督军由代理而真除,出于吴佩孚的力保,直系“办大事”,自当尽心协力;其实另有深意。

原来,曹锟之当选与否,对萧耀南与阎锡山的关系不大,萧耀南是吴佩孚的嫡系,只要吴佩孚的实力够,就算曹锟不当大总统,他的地位亦不会动摇。

阎锡山更是根深蒂固的“山西王”,他从辛亥革命、山西独立开始,便采取闭关自守的宗旨,山西与邻近各省,书虽同文,车不同轨;山西的铁路采用较标准轨 道小一号的“开普轨”,与他省不能通车。报效曹锟大洋五十万,无非卖个情面;大选结果,他不必关心,反正谁来当政,都动不了他的山西督军。

但齐燮元就不同了。江苏膏腴之地,虎视眈眈的,颇不乏人;而且,传说中他曾两次“杀上”。

第一次是护国军兴师讨袁,他是入湘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部的第十二旅旅长,行军途中,马继增神秘暴卒,齐燮元因而升任第六师师长。有人说。马继增之死于非命,是齐燮元的阴谋。

第二次是民国九年秋天。那时,他是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的副手。有一天忽然传出李纯的死讯,内情不明,流言四起,有的说他是厌世自裁;有的说, 他是死于误杀,而如何误杀,又有两说:一说是他多内宠,其中有个姨太太与他的马弁通奸,为李纯撞破,以致被杀;又一说是李纯与他的侍众副官毕正林的妻子发 生暧昧,本夫杀了奸夫;但也有人说,李纯是为齐燮元所杀。北京并曾特派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到南京调查,而并无调查报告,益显得内情复杂。

这些传言都颇不利于齐燮元,因而急于想成拥戴之功,以求固位。本来离京的国会议员,多集中在天津、上海三地,而散处原籍的,亦有三十余人。其中以江苏 最多;齐燮元便分别派人登门劝驾,软哄硬逼,罗致了六个人,特派一名机要秘书,一名警卫营长,带领枪兵八人,挂了一节“蓝钢车”,由津浦路北上,名为护 送,实为押解。车到天津,时在十月四日上午。

其时曹锐已派了人在车站迎接。送到天津最有名的旅馆,位于英租界的“利雅德”休息,随即奉上请帖,中午在利雅德餐厅请吃西餐;餐后上车进京。

其中有一个江苏常州选出来的众议员朱溥恩,洗完澡休息,随手拿起一份报,触目大吃一惊,只见第一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众议员邵瑞彭公布证据,控告高摄揆吴议长贿选。”

控诉状的案由是:“为告诉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因运动曹锟当选大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以维国本,而伸法纪事。”

正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抨击曹锟,说他“以骚扰京师,诩戴洪宪之身,”首揭他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往事。而竟“不自敛抑,妄希尊位”,部署分为四个步骤: “遥制中枢、连结疆吏、多方搜括、筹集选费”是第一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车马费”是第二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是第三步;“速办 大选、定斯付兑、诱取选票”为第四步。

接下来第二段指出组织买票机关、开出支票已在五百张以上。

然后第三段陈述他个人取得支票的经过:邵瑞彭说他“持身自爱,于此等事未敢相信,适值同乡议员王烈将前往该院,托其向王、边探听。王君回谓,该被告等已将选举曹锟之票价支票五千元,交我带交,退还与否,听君自便,我不负责等语。瑞彭当将支票留下,作为控诉证据。”

最后一段,除了指控高凌霨等人所犯的法条以外,特别声明:“曹锟、王承斌、熊炳琦、吴毓麟、刘梦庚等,分属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拟附的证据,则是“甘石桥通知一件;五千元‘洁’字签字,有‘三立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照片,反正两面共二纸。”

正看到这里,同行进京的参议员杨择,手持报纸,来找朱溥恩,一见面就问:

“你看到了?”

“看到了。”朱溥恩说:

“邵次公看起来很文弱,想不到会有此激烈手段!”

“闲话少说。”杨择看了看周围,放低声音问:

“你有何感想?”

朱溥恩沉吟了一会说:

我有我的事业,总不能为了区区五千元,出卖名誉。前一向是齐抚万一再托人央说,劝我勉为其难,我无可奈何,才有此一行。如今出了这样的丑闻,我打算告诉伴送的人。我决不进京投票。”

“你不要傻了,人已经落在他们的罗网中了,他们肯网开一面,让你远走高飞吗?”

朱溥恩一愣,“那么,”他问:

“你说该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法子,避开他们的耳目,悄悄儿溜走。”

“喔,”朱溥恩看“看手表说:

“现在十一点半了,一到十二点,就会来催请;要走要赶紧走。南下的火车,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你打算坐火车走?”杨择摇摇头:

“火车站、轮船码头,都有密探,一去是自投罗网,只有找地方先躲一躲。”

“躲到那里?”

可躲的地方不难找,因为反直系的议员,在天津很不少;但最后决定投靠段祺瑞。

最大的原因是,段祺瑞住在天津有名的盐商王郅隆家,而王家离利雅德不远,易于摆脱监视;其次,段祺瑞虽在“皖直战争”中屈居下风,但威望仍在,足资荫庇。

于是,两人穿上长袍,连马车褂都不著,由利雅德的后门,悄悄离去,穿过一条马路,便到了王郅隆家。

主人不在,但段祺瑞在。王家的门上听说是来看“段大人”的,不敢怠慢,立即通报;段祺瑞随即在花厅中接见。

杨择认识段祺瑞,当时为朱溥恩引见以后,道明来意;段祺瑞沉吟了一会说:

“两公不甘同流合污,清操可佩,本过,我亦是客,不便擅自作主,替主人留客。”

一听此言,杨择大感意外;不过段祺瑞还有话,他说王郅隆亦是参议员;他是做大买卖的,不便得罪津保派,所以进京投票去了。杨、朱二人如住在王家,会替王郅隆招致误会。

“这样吧,我送两位去个地方;不过起居不如这里舒服。”

当下段祺瑞派他的副官,送杨择、朱溥恩到吴光新家暂住;此人是段祺瑞的内弟。段祺瑞每到天津,不是住在王家;便是住在吴家。吴光新由段祺瑞一手提拔,对于他的客人,亦如对段祺瑞同样地尊敬。时已过午,备酒款待;席间问起:

“有何可以效劳之处?”

“我们的行李,还在利雅德。”

“那不要紧。”吴光新问道:

“不过我要请问两位,行踪打算不打算公开?”

“当然可以公开。”杨择答说:

“托庇在麾下。我们还有什么顾虑?”

“好!”吴光新关照段祺瑞的副官:

“你到曹四爷那里去一趟,就说朱议员、杨议员有事不能进京了,把他们两位的行李带了回来。”

这天晚上,甘石桥与边守靖彻夜灯火通明。由于发生了邵瑞彭提出控告,及朱、杨两议员临阵脱逃这两件杀风景的事,所以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及吴景濂都很紧张。

尤其是边守靖,一本贿选的总帐在他手里,支出总数,已超过一千三百万,各省督军,省长所报效,以及靳云鹏侵吞参战经费,吐出来的一部分,总计还不到三 分之一;由曹锐那里领来的款子,不下九百万之多,如果“八百罗汉”到不足额而选不成大总统。一千三百万大洋将付之东流,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最使得边守靖心悬不已的是,他替曹家兄弟垫的款子,亦有七、八百万;如果曹锟失败了,以自己跟曹锐的交情,这笔垫款就不好意思开口要了。为此,他私下问吴景濂:

“如果议员到不了规定的数目,怎么办?”

吴景濂想了一下说:

“这件事,我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把他办成功。不过,我办成了怎么说?”

“请莲公吩咐。”

“曹三爷原来答应让我来组阁的话,算数不算数?”

“喔,这话——”边守靖想了一下说:

“请莲公先告诉我,是怎么样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弄明白了,好跟曹三爷去谈。”

“办法很简单,就是要魄力;不管到会的人数足不足额,只凭我一句话,足额是足额不足额也是足额。”

听得这话,边守靖放了一半心;至于吴景濂的期待,他知道未可乐观,因为曹锟要靠吴佩孚撑腰,而这个秀才出身的“儒将”,却不免有些“酸腐”之气,对吴景濂一向鄙视,决不会同意他来组阁,但此时不宜实说,且先给他一颗定心丸吃,好歹先把曹锟“扶登大宝”之后,再作道理。

于是,他拍一拍胸脯说:

“莲公,你出了这么大的力,是‘从龙’第一功臣;我跟曾四爷的交情够,四爷又可做三爷一半的主。这件事,我来替莲公力争。”

因此,吴景濂特别卖力,凌晨四点钟上床,睡不到两个钟头,便即起身,匆匆漱洗,赶到议院,还不到七点钟;一到便问:

“警卫长呢?”

警卫长汤步溉亦是刚刚上班,奉召到了议长办公室;吴景濂交代,议院所有出入通路,皆须加派警卫,严密看守,议员只准进,不准出,这道禁令,直到他宣布选出大总统后方能解除。

这天接受了“三立需”的支票的议员,事先由王承斌叮嘱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出大批警察去迎接,实在是押解。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而自从廖衡创为“借乾铺”之说,许多“猪仔议员”藉此解嘲,乖乖儿地投了票。

未到中午,大选结束,吴景濂兴高彩烈地宣布:实到议员五百八十九人,曹锟获票四百八十票,依法当选为大总统。同时率同副议长张伯烈,打了个“万急”的 电报向曹锟致贺:“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 颂钩安。”

可想而知,除了直系以外,国民党的领袖以及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卢永祥,都会发表通电,申讨贿选。

但这不足使曹锟心烦;烦的是组阁的人选。

吴景濂是自认为“跑头马”的人,除了发贺电以外,第二天亲自到保定去致送大总统当选证书,曹锟当然待之以礼,办了一桌烧烤席款待;吴景濂心想,自己将来要当曹锟的“宰相”,没有占居上位的道理,所以坚辞首座,“大总统是元首。”他说:

“当然上坐。”

曹锟是个大老粗,但有人会教他,“你是民意代表的领袖;我虽承大家抬举,不过,”他说。

“我没有就职,还不能算大总统。”

这话也有他的道理,便谦谢了一番,坐了首席;但尽管频频劝酒,说了许多客气话,可是他一心在想的一句话:“莲公,我请你帮忙;你来组阁。”却始终未见曹锟出口。

“是了!”吴景濂只好这样自我宽慰,“他说过,尚未就职,不算大总统,要就了职,才能使大总统的职权。”

于是,全部希望又寄托在曹锟就职之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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