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他：

    “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