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自从开始造反以来，夜不安眠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他们连续几天能安静的睡觉了，那就说明形势不妙。范子愚等人被捕的那一段是造反以来最平静的阶段，每到晚上十点钟，几乎所有窗户都黑了灯，丁字大楼和小礼堂好像也跟着造反者们一起睡熟了。而那一段恰恰是暂停造反的时期。因此，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夜不成眠是造反胜利的标志；正常睡觉是造反者倒霉的象征。
如果向他们当中随便一个普通群众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那么大的劲头？”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要是进一步追问：“除了这普遍的原因以外，你个人还有什么具体原因？”他一定会拒绝回答。为什么要拒绝回答呢？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的的确确说不清楚，整个行为都是糊里糊涂被别人牵着走的；有的在心里藏着一些复杂的但又不很明确的种种原因，不但没有对别人讲过，连自己也没有认真清理过；有的则明确得很，把造反当成一条意外发现的通天小道，快钻快跑，抢到前面去，可望登上青云；还有的是各种情况都挨着一点边，这种人表现出来的是，忽然一蹦几十丈，忽然又销声匿迹了，忽然甘当小卒，忽然又猛想当头头。大概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种类型，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的思想是丰富多采的，不可能像植物学那样详细的分门别类。至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这个普遍的动机，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是讲的假话。林彪副主席不是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吗？除了林副主席以外，还有多少人具备这样高水平的历史和政治的知识？你不懂得历史，不懂政治，就只有相信当代伟人的话，因为你没有根据能提出怀疑。林副主席又说，中国七亿人口，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也是很能教育人的，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不是一定要走向分裂吗？中国人是不喜欢分裂的，所以很容易接受这种“统一”的观念。到底统一在一种什么思想之下比较好呢？普通群众没有专门研究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研究，只得相信伟人的话了。况且，提出这些独特见解的伟人，不仅是个理论家，还是一位掌管军权的人，他的理论有枪杆子做后盾，使理论本身的威力扩大了千倍万倍。在当今中国，对这个理论连窃窃怀疑都是不可能的，不会的，还要努力争取机会表现自己绝无二心才对。于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的豪言壮语，并非假话，确实反映了真实思想。伟人的话是不容置疑的，当今这位握枪的伟人说出了从未有人说过的新话，是新生事物的一种，具有勃勃向上的生命力，它带来了更换一切传统观念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实际经验能够证明它是荒谬的。除了一些通今博古的老朽和思想钻进牛角尖的人，一般群众是不会表示反对的。也许在今后的实践中可能遇上无情的现实，构成否定这些新话的理由。一部分人可能在内心产生怀疑，但只要伟人手上永远握着
文工团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自从开始造反以来，夜不安眠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发现他们连续几天能安静的睡觉了，那就说明形势不妙。范子愚等人被捕的那一段是造反以来最平静的阶段，每到晚上十点钟，几乎所有窗户都黑了灯，丁字大楼和小礼堂好像也跟着造反者们一起睡熟了。而那一段恰恰是暂停造反的时期。因此，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夜不成眠是造反胜利的标志；正常睡觉是造反者倒霉的象征。
如果向他们当中随便一个普通群众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那么大的劲头？”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要是进一步追问：“除了这普遍的原因以外，你个人还有什么具体原因？”他一定会拒绝回答。为什么要拒绝回答呢？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的的确确说不清楚，整个行为都是糊里糊涂被别人牵着走的；有的在心里藏着一些复杂的但又不很明确的种种原因，不但没有对别人讲过，连自己也没有认真清理过；有的则明确得很，把造反当成一条意外发现的通天小道，快钻快跑，抢到前面去，可望登上青云；还有的是各种情况都挨着一点边，这种人表现出来的是，忽然一蹦几十丈，忽然又销声匿迹了，忽然甘当小卒，忽然又猛想当头头。大概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种类型，人是复杂的动物，人的思想是丰富多采的，不可能像植物学那样详细的分门别类。至于“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这个普遍的动机，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是讲的假话。林彪副主席不是说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了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吗？除了林副主席以外，还有多少人具备这样高水平的历史和政治的知识？你不懂得历史，不懂政治，就只有相信当代伟人的话，因为你没有根据能提出怀疑。林副主席又说，中国七亿人口，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也是很能教育人的，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不是一定要走向分裂吗？中国人是不喜欢分裂的，所以很容易接受这种“统一”的观念。到底统一在一种什么思想之下比较好呢？普通群众没有专门研究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研究，只得相信伟人的话了。况且，提出这些独特见解的伟人，不仅是个理论家，还是一位掌管军权的人，他的理论有枪杆子做后盾，使理论本身的威力扩大了千倍万倍。在当今中国，对这个理论连窃窃怀疑都是不可能的，不会的，还要努力争取机会表现自己绝无二心才对。于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豁出命来也心甘情愿”的豪言壮语，并非假话，确实反映了真实思想。伟人的话是不容置疑的，当今这位握枪的伟人说出了从未有人说过的新话，是新生事物的一种，具有勃勃向上的生命力，它带来了更换一切传统观念的可能性，没有任何实际经验能够证明它是荒谬的。除了一些通今博古的老朽和思想钻进牛角尖的人，一般群众是不会表示反对的。也许在今后的实践中可能遇上无情的现实，构成否定这些新话的理由。一部分人可能在内心产生怀疑，但只要伟人手上永远握着枪，这点暗中的怀疑是微不足道的。徜使无情的现实遇得太多了，伟人的理论给人民带来痛苦，乃至无法生活下去了，那么，即使你仍旧握着枪，也会变得没有用处。这是以后可能出现的事，现在来说还太早了。现在，崭新的理论还刚刚诞生，也许将要遇上的现实都是十分满意的，在没有实践之前，只能相信理论的逻辑。大多数普通造反者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而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对新理论和新事物抱着一种新鲜感，凡是有新鲜感的事物，都一定会使人兴奋。于是，一贯不积极的，现在积极起来；一贯玩世不恭的，现在认真起来；已经灰心失望的人，现在有了新的勇气。在这一阵子，人们所有的力量和智慧都发挥出来了，人身上全部热能都贯注于一处，自然要出现奇迹，夜不安眠算得了什么呢？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在这个新的不眠之夜，赵大明不知别人在干些什么，他单独干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晚上八点多钟，范子愚忽然给他一项任务，要他立即动手写一个造反小结，把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下，并且规定第二天晚上就要向大家宣读，因此需要连夜赶写。还说：“现在这年头，不能按常规过日子，说干就干，马上动手，革命胜利了再来睡觉。别的事不要你管，天塌下来我们顶着，思想专一，写好这个小结。到时候我叫人给你把夜餐送来，还有什么困难马上提出，立即给你解决。”赵大明很受感动，连说没有困难，一口答应下来。其实，早两天赵大明就曾经建议要来这么一次小结，当时范子愚和其他几个头头都不以为然，这项建议被束之高阁了。今天怎么突然起了变化？是什么人使范子愚变得明智起来的？赵大明不知底细，只是有点感到奇怪。
这篇文章非常难写。要肯定造反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又要严肃地指出已经偏离方向的种种问题；要充分说明成绩是主要的，又不能因此而掩盖了缺点错误；要把少数人的先见之明写出来，又要使大多数人接受得了；要依照常规那一套说明永远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又要提醒大家注意，前方的道路是曲折的。依照实际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问题大于成绩。但照实写来，怎能为大家所接受呢？不照实写，总结的作用又在哪里呢？赵大明知道，有一种规矩是需要遵守的，无论什么时候，必须大谈光明面，涉及阴暗面时需要特别小心，弄得不好就是右倾。从来没有听说过吹牛皮、说大话是叫左倾。“左倾”这个词只在历史上有过，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发现存在着左倾，那只能说明他思想右倾。
最近几天来，赵大明有点感到害怕，担心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右倾。在那天晚上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大步地走向囚车，真有一种革命家的气概。在被拘禁的那几天里，有的人哭哭啼啼，一个劲儿地检查又检查，交代又交代，生怕叫他在招待所老住下去。而赵大明却老老实实地遵循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在后来是为人们所称道的。问题发生在彭司令员的数小时谈话以后。那次谈话，司令员在赵大明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变了，过去从外表看，感到他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后来又听说他犯了错误，更觉得他的毛病太多了；到了他下令抓人的时候，这个老头子简直成了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可是，那几小时谈话把他的心搅乱了，甚至连头脑中一些基本观念都在开始动摇。他同情老头子，赞成老头子讲的那些杂乱无章的道理，他为自己的幼稚无知而感到惭愧。他想起了湘湘，想起那天晚上与湘湘分手的时候……可是，后来听范子愚传达了江部长的意见，又针对老头子的讲话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赵大明的心里更乱了！从理性出发，老头子重新变成了可恶的人。他的讲话，不过是用人性论来骗取幼稚的青年人的同情而已。为了使他老实交代问题，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需要同他作斗争。但是，那奇怪的“人性论”怎么会那样厉害呀！要逃脱它的俘虏又怎么那样困难哪！难道赵大明参加文化大革命，心还不诚吗？难道斗私批修的决心还不大吗？不，他不承认，他坚信自己的胸怀是坦白的，他没有欺骗自己，也不准备欺骗任何人。他一直以为，人之最值得骄傲者，在于他是正直的、纯真的、心地光明的。那么，却又为什么轻易地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俘虏呢？人性论啊，神通广大的魔鬼！因此他感到害怕，似乎他自己身上有一种很难察觉的病正在悄悄地作祟，这个病是不是就叫“右倾”？
他吃力地写着那篇文章，感到很难写，写一张，撕掉，再写一张，又撕掉，一时间已到零点三十分，大楼里却并没有安静下来，常常有急急忙忙的脚步声走进走出。也不像平常那样哼着歌子打打闹闹开玩笑，所有在走动的人都显得又忙碌又紧张，偶尔还有嘀嘀咕咕的说话声。“这是在干什么？”赵大明想，“我是头头，我怎么不知道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他笼上钢笔，准备出去找人问一问。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他走去开了，邹燕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赵大明接住面条问：
“外面在干什么？”
“谁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哟！什么事儿要瞒着你呀，你又不是外人。”
听她这一说，赵大明不好再问了。但他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心里很乱，莫名其妙地担心着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写得怎么样了？”邹燕拿起一张画得很乱的稿纸问。
“不好写，才开了个头，不满意，得重来。”
“又不是登《红旗》杂志，那么讲究干啥呀！”
“不，”赵大明认真地说，“不写就拉倒，要写就写好它，真能起点作用。”
“别那么认真了！”
赵大明听出，邹燕的话里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更加觉得奇怪，便盯住邹燕，想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邹燕也察觉了赵大明的异常反应，连忙引开话题说：
“大明，你跟彭湘湘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
赵大明埋头吃着面条，不做声。
“你们过去是不是都谈妥了？”
“什么谈妥？”
“就是说是不是明确了那种关系？”
“不知道。”
“那天在小竹林里，为了什么事儿？”
赵大明过去就不愿意跟别人谈起他和湘湘的事，现在更加忌讳了。原因是很复杂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就那样崩了？”邹燕又问。
仍不做答。
“那回抓人的事儿，你是怎么打听到消息的？是不是你又到彭司令员家里去了？”
“你这是干什么？”赵大明有些生气，“老钉着我问，问个没完。”
“哟！想到哪儿去了！不问不问，再不问你了。”邹燕觉得扫兴，半天没有言语，后来终于熬不住寂寞，自言自语地又说，“唉！看着是个好事儿，谁知又……”
赵大明注意听着，感到话中有话，见邹燕不往下讲，便主动问她：
“你说什么？”
“嗐！没说什么。我只说呀，大明，你跟彭湘湘那事儿，趁早算了，别惹些个麻烦到身上。”她见赵大明瞪着一双大眼，进而又说，“人家是掌上明珠，千金小姐，那娇贵的脾气儿你消受不了。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崩了，朝三暮四的没个准儿，害得你神魂颠倒，笑一阵，哭一阵，最后还说不定只是拿你开开心解解闷呢！像你这样的小伙子还怕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儿，何必背那个政治包袱呢！”
“什么？”赵大明吃惊地反问。
邹燕发现自己失言，忽然收住，再也不说了。赵大明已经听懂她说的意思，预感到自己将而临一种困难的处境，但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容忍别人对湘湘加以不公正的评论，不管后果怎么样，先得把想说的话说了。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他难以抑制地激动地说，“我也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跟我说这番话的。但是我要说，我不能为了自己而伤害一颗纯洁无辜的心。我相信革命并不需要我们昧着良心做事。哪怕我跟她从此再不见面了，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进行卑鄙的诽谤。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我的权力管不住别人的嘴巴，但我有权管住自己。是的，我和她有矛盾，矛盾可能还不小，也许完全没有调和的余地。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和她要互相伤害，像惟利是图的奸商一样，无情无义，自私，残忍。”邹燕听了这些话，早已尴尬地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了。赵大明也似乎知道自己出言不慎，误伤了旁人，却又无法控制自己。不等邹燕开口，他接着又追问道：
“是不是由于我和湘湘的关系，引起了他们对我的不信任？”邹燕有些惊慌，不知怎样才好。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我？是不是以写小结为名把我关在这里不让出去？”
赵大明一连串的追问，嗓门越来越大，把邹燕吓得连连后退。
“哎呀！我真怕你。”邹燕拿了碗筷，边走边回头说，“人家好心好意劝劝你，还不是为了你好？你那么激动，冲着我来，犯得着吗？我可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这时她已走到门边，拉开门，侧身出去，哐的一声，门又扣上了。
赵大明感到内疚，但已无法挽回了，望着房门发了一阵呆，扭头坐下，抱着头进入了痛苦的思索。在这个非常的革命年月，最光荣、最幸福的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革命者；如若能成为革命的外围成员，也是可以感受到幸运的；不幸的是那些被革命宣布为敌人而剥夺了革命权利的人，或那正在被革命另眼相看，从而即将丧失原来的光荣地位的人。赵大明此时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自己正在蒙受冤枉，大概是肯定无疑的。他感到坦然，因决无任何一点对不起革命的地方；他又觉得受了侮辱，一个没有瑕疵的革命者竟落到这样的境地。他诅咒着范子愚和其他那些没有头脑的盲动主义者，比往常任何一天都更加看不起他们。他也在苦苦地想着他和湘湘之间的事，眼前一片迷茫，心中隐隐作痛。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心思写那个东西！但也不愿意就去找人打听什么消息或提出什么质问，心一横，想道：“管它呢！看把我怎么样。”干脆往床上一倒，睡觉了。
他半睡半醒地挨过了好几个小时，起床时已是八点多钟了。他赶紧洗了个脸，跑到食堂去，原来并没有按时开饭，许多人还在睡梦中呢！
早餐以后，有人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政治部收发室打来电话，那里有人找他。他想起上次湘湘约他在营门外见面正是这样传递消息的，难道今天又是她？一想到她，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又希望是她，又担心真是她。不管如何，他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往那里跑去了。
传达室并没有湘湘，一个公务员问清他的姓名以后，告诉他到党委办公室去。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党委办公室门口，迎接他的是陈政委的秘书徐凯。
“彭湘湘托我向你问好。”徐秘书盯着赵大明的眼睛，一面说一面与他握手。
赵大明保持着警惕，只答以微笑，不敢随便开口。他们来到里面一间小屋里，关上房门。徐秘书特别郑重地说：
“赵大明同志，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帮你的忙？”
“对。”
“我帮得上吗？”
“帮得上，只有你能帮得上。”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吧！”
“是这样，”徐秘书胸有成竹地说，“兵团党委就要开会解决彭司令员的问题，正好彭司令员失踪了，你看这……”
“失踪了？”赵大明吃一惊。
“你不知道吗？”徐秘书盯着他的眼睛问。
“不……不知道。”赵大明一边想着一边说，突然好像一切都明白了，猛地站起身，说道，“我去找他们。”话音刚落，人已到走廊里去了。
他一路气冲冲地回到文工团，四处寻找范子愚。他打听到范子愚和其他头头们都躲在第一钢琴室里开密会，火气更大了，来到门口，把房门狠狠地捶了两下，不见有动静，又更重地一阵猛擂，才有人把门拉开一条缝。赵大明用力一推，房门扇过去碰在墙上。室内的几个人大惊失色，望着站在门口的怒气冲冲的赵大明，半天无话。
赵大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范子愚，板着面孔走进去，坐在琴凳上。
“哎，大明，”范子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怎么啦？那个……小，小结写……写好了吗？”
赵大明把他横了一眼，爆炸般地说：
“算啦！想把我怎么样，就说直的，别他妈的哄哄骗骗，把人家当成三岁娃娃。”
“这……这从哪里说起呀？”范子愚把手一摊，装糊涂地说。
“别装了！”赵大明吼一声说，“就从昨天晚上绑架彭其说起吧！为什么瞒着我？搞什么鬼？”
“这……嗐！”范子愚毫无思想准备，根本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来。
“太没意思了！”赵大明气鼓鼓地说，“一块儿造反，一块儿坐牢，到头来被自己人踢在一边，当敌人看待。”
“别……别误会，大明”范子愚说，“我们是……考虑到你……你和彭湘湘的关系，觉得……还是……采取回避政策比较……比较好一些。”
“得了吧！回避政策，这是剥夺人家的革命权利。”
“别……”
“既然是这样，你们开除我好了。没有你们的批准，我一样革命，谁也没有权利不许我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赵大明说完，把琴盖一撑站起来，最后瞪了范子愚一眼，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他来到自己房间，把门关死，重重地坐在床沿上，喘着气。他一方面感到痛快，把要表露的颜色都表露出来了，要说的话都说了，让他们受着吧！活该！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不安，心在着慌地跳着。难道当真就这样与他们分道扬镳？除了造反派就是保守派，脱离这边去参加那边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有政治道德的人决不干这种蠢事。那么，拉一些人出来，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又将逃不脱分裂造反派的罪名，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群众的同情。要么，只有当逍遥派了。可是，在这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头，每一个有血气的青年，都要关心国家大事，逍遥派连保守派都不如，是伟大时代的可耻逃兵。赵大明当然不会当逍遥派，这是毫无疑问的。
忽然想起，是不是可以去找江部长谈谈？对！这是一个办法。他立即动身，到高干招待所去。
他是头一次来找江部长，所以有些胆怯，站在门口迟疑，想把要讲的话全部想好了才去敲门。不料有人正好从里面出来，把房门拉开了。
“哟！江部长，您看巧不巧，赵大明来啦！”说话的是邹燕，就是她从门里出来，说完就走了。
赵大明望着邹燕走去的背影，觉得很奇怪，不知她是来干什么的。
“进来呀！小赵，快进来！”
江部长一声热情的招呼，使赵大明感到不需要拘束，连忙进门，向江部长行了个军礼。
“坐下，坐下，随便一点，我这个人不喜欢搞得那么等级森严。”江部长说着，与赵大明相对而坐，拿出香烟来，“抽烟吗？哦！你是歌唱家，要保护嗓子。”说完给自己点烟。
“江部长，”赵大明委屈地说，“我不明白，看一个人是不是坚定的革命派，到底凭着什么？是凭着他曾经跟什么样的人接触过，还是看他在现实斗争中的表现？”
“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你讲的是什么事，我早就知道了。哈哈哈哈！”江部长大声笑着，“小赵，不要激动，你根本用不着那么激动，早就有群众为你打抱不平了嘛！说明你很得人心嘛！”赵大明木然，不知江部长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邹燕到我这里来干什么？”部长问。
赵大明摇头，表示无从知道。
“正是为了你来的。她刚才告诉我，说是……她亲眼看见，你和彭其的那个女儿发生了原则分歧。她要保她的父亲，你要坚持原则立场，要她大义灭亲，所以就谈不到一起，哭哭啼啼分手了。有这样的事吗？”
赵大明点头承认。
“她还告诉我，说那回彭其要在文工团抓人，也是你首先把消息带回文工团，并且告诉大家，罪魁祸首就是彭其，鼓励造反派群众跟彭其斗争到底，是吗？”
赵大明默认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邹燕是范子愚的老婆吧？”
“唔。”
“连她都不同意范子愚对你的态度，可见你很有群众基础啊！”江部长细眯着眼睛品了一会儿烟，“你知道范子愚背着你搞了些什么吗？”
“他们绑架了彭其。”
“哦！”江部长又像知道又像不知道地说，“这个事……总的来说，大方向还是对的。不过范子愚这个人哪，敢想敢干，但毛病也不少，真把一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恐怕有困难。我记得还是在你们到政治部门口静坐的第二天，他到我这里来，我就跟他讲过，要他转告你，我想跟你谈谈。他告诉你没有？”
“没有。”
“唔，这个人哪，靠不住，办事不牢。”
江部长在讲话中一味地贬抑范子愚，这使赵大明很吃惊，有点不知怎样才好。
“我有很深的印象，”江部长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那回你们在政治部门口造反，有一段说服机关干部的广播讲话是你起草的，很有水平，有理有利有节。当时我就想找到这个起草人谈谈，后来事情一忙就忘了。我还批评过范子愚，他那种‘滚他妈的蛋’不是战斗，是骂街。”
赵大明把自己前来诉冤的动机忘得干干净净了，反过来莫名其妙地感到有点对不起范子愚，心里很不安，恨不得马上就走。
“你二十几了？”
“二十四。”
“唔，这是个可塑性很大的年龄。”部长说，“范子愚那种不相信自己战友的搞法，是孤家寡人政策，没有无产阶级的胸怀。革命都像他那样搞，是不会成功的。你也要注意，不要把这点小小的不愉快拿去扩大了，要讲团结，讲风格，要注意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自己。”这时，江部长格外认真又十分亲切地把手伸过来，按在赵大明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两下说，“小赵啊，你们这个年龄真幸福啊！正在选择道路、决定前途的关键时候，遇上了这场伟大的革命，有机会充分发挥才能，你们可以说是前途似锦。不过，也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摔下去，再也爬不起来。关键是站在哪一边，坚定不坚定。我们这里条件很好啊！有活老虎躺在身边，只要我们敢打，就有可能成为打虎英雄。而且，我们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线领导。江部长不是在你面前说瞎话，你懂吗？”
赵大明努力咀嚼着这些话里的实际含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要背包袱，”部长接着说，“跟彭其的女儿谈过恋爱有什么了不起！莫说是闹崩了，就是没有闹崩，也不应该让她影响你的前途嘛！彭其的女儿，根据党的政策，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不能把她推向敌人那边去。如果我们的团结教育工作搞得好，她能够主动出来检举她的父亲，那么，我想她也完全可以入党。至于你，就更不用多虑。我……老早就发现你是一个人材，你能够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做出较大的贡献，我正在考虑……呃，以后再说吧，咹！看你自己，完全看你自己。范子愚那里，我会批评他。你回去吧！要团结，不要跟他们闹分裂。”
赵大明两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离开了江部长的房间，在下楼梯的时候一脚踏空摔了一跤。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打好了腹稿的那许多话一句也没有讲，居然就可以走了，而且切盼着马上就走。江部长像一个神灵似的使人敬畏，他给你铺开了一幅开满鲜花和隐藏着陷阱的图景。他说的那伟大的革命在这里从虚幻的轮廓变成了具体的通天的桥和入地的洞，你好像忽然从梦境回到了现实中来。不知怎么那充塞在胸膛和血管中的沸腾的激情，在冷却中凝成了固体。这是一种怪东西，使人增长年岁。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明在心中念叨着，疑惑、畏惧、不忍、担忧……感情与理智在展开搏斗。
他信步——至少是没有明确目的地走到了通往彭家的那条路上，在小竹林里徘徊。希望遇见她，又害怕她真的出现；更加担心着那些大惊小怪的文工团的多事佬。
真跟约好了似的，湘湘那匆匆急走的身影在小路上一闪，正从外面回来。
“湘湘，等一等！”
赵大明鼓足勇气喊一声追了上去，使彭湘湘吃了一惊。啊！她脸色苍白如纸，眼圈发黑，瘦了！大明忍不住心中一颤。
“怎么还有时间到这儿来？”湘湘字字含怨地说。
“湘湘！”大明用请求谅解的眼光注视着她，柔情地说，“我们只能把宝贵的感情溶化在伟大时代的洪流之中。只能这样，湘湘！”
“除了这，还有什么具体的事要告诉我吗？”
“我想……我希望……在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生死搏斗中，你不要做无辜的牺牲者。”
“是不是要我用绞索勒死我的爸爸？”
“不！不……”
“你们把他关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
“那好，谢谢你！”
湘湘无限怨恨地把赵大明盯了一眼，毅然扭转身去，提步就走，再也不回头。
赵大明一声呼喊没有叫出来，头一晕，身子撞在一棵竹子上。竹子受到撼动，发出唰的一声巨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