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宸抓起电话就打，而吴为正在某个饭店开什么文艺方面的会议，“你等着，我马上就来。”
没等吴为回答就放下电话，咚咚咚跑下楼到司机班。司机说：“胡部长，您怎么自己来了，没让秘书打电话招呼我?”胡秉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不合常规。
“送我到饭店去。”他吩咐道，喘息着并神经质地弹着手指。吴为想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胡秉宸惶恐得不得了，好像十年来都万无一失、牢牢地放在那儿、死 死守着只是想像中的他的吴为，每一秒都会寓去。他这才意识到她的耐性终有一天会失去，她的世界也会渐渐扩大，她将醒悟，他并不一定是惟一可意的男人。
他不免酸酸地想：现在地位不同了，是不是?
这真不是他的刻薄，可惜胡秉宸不想重视，也不想深入挖掘。胡秉宸没敲门就冲进了吴为的房间。吴为倚在沙发一角，好像那里是她的退路。他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离开我，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要死了。”
吴为好像没有听懂，还是木木地望着他。胡秉宸不得不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次她好像听懂了，从沙发角落里站起，摇摇晃晃朝他走来，他刚伸出手去接她，她就软软地倒在他的怀里。胡秉宸拖着她坐到沙发上，冲破长达十年的徘徊、犹豫、挣扎、禁锢，朝吴为低下头去——
这是他们第一个吻。
其实，胡秉宸十年前就等着这个吻了，因为等得太苦，他觉得天旋地转，一切不复存在。这一瞬很长很长，地老天荒；这一瞬很短很短，灰飞烟灭……名誉、地位、权力……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此时都化作了飞烟。只剩下她，这个偎依在他怀里的女人。
仅仅这个吻，就让身经百战、出生人死、钢铁一般的胡秉宸神魂颠倒，不知南北，恨不得死去才好。没想到在这个年龄，还能如此忘情地尝到一个女人可能给予一个男人的震撼以及这个震撼带来的快感。他重新体会到他还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能让女人忘乎所以倒在怀里的男人。
直到离去，胡秉宸还一步三回头地对吴为说；“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要死了。”
此时此刻，胡秉宸的这句话，真不是用于恋爱的花言巧语。
回到办公室，胡秉宸什么也干不下去，有人来谈工作，听到的只是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却不知他们说的什么。
他好像回到了初恋。他有过初恋吗?四川美人算不算呢?过去的女人从记忆里一一走过，不，与这一次相比，都有点逢场作戏的意味。
这其实是胡乘宸的错觉，他从每一个性爱对象那里都得到过新鲜的体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可能不忘记她们，自然也就忘记了她们的不同。
回到家里，他草草吃完晚饭就上了楼，将自己关在书房，又是关灯坐在黑暗里。但黑暗也干扰着他，搅扰着他，压迫着他，追逐着他，撕扯着他。值得还是不值得?
以后又怎么办呢?
尽管吴为倒在胡秉宸怀里，她也不肯再进入那个怪圈。她能想到的最无能，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到山区去体验生活。
胡秉宸知道后，只写了一封无力的信，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云云。
看到“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吴为笑笑，如同她身上的那套盔甲，不都是穿着用来抵挡什么?那就不要再惹是生非。她没有去喝那杯茶，毅然不辞而别。
佟大雷听到吴为深人生活的事，于开车前赶到了火车站，抢过吴为一个手袋拿著，像是得了赏，紧紧抱在怀里，心里还想，向来这是秘书替他做的，而他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替一个女人拿着。
抢到手里的手袋即刻成为佟大雷的动力，他又开始给吴为写起信来——
鲁迅在福建写《两地书》，我没他那样的福分。瞿秋白在福建写《多余的话》，落得掘尸毁坟，在他动手写的时候，可能已经意识到是多余的了，意识到而不改， 也是文人积习太深的缘故。话得说回来，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还不允许倾诉自己的一腔哀怨实在也太霸道了，我同情他，所以写两封多余的信吧。继而吟诗作赋——
春寒夜雨向阳楼，一别悠悠又过秋。
咫尺天涯人不见，玉泉河畔月西流望帘钩，小西楼，送君别意悠悠，论夭折，竟为愁，此景此情，梦里谁留!一篇文字堪羞，盈得中霄泪满流，人生百年尔，若个为俦，纵天荒地老，此意难休。
这些文字真是又蠢又俗又笨!
有些事并非凡人都能”染指”，不论佟大雷多么自以为是，诗词这样的洁物，实则与佟大雷毫不着边。他最精彩的文字还是那些打油。
好比一日游灵隐，万头攒动，索然而返，灵隐壁上有斗大四字：咫尺西天。倒启发了他的灵感。为求吴为一笑：打油一首——
咫尺西天处，香烟腾云雾。
男女膜拜者，颇多大脚裤。不论填词作赋还是本人，佟大雷只合打油。想起胡秉宸当年正是一句秦少游缴了她的械，吴为心中更是不耐烦，怎么人人都玩起了模仿秀!
想不到佟大雷这样纠缠，只好给部里几位领导包括佟大雷在内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一个警告。佟大雷回信道：
“作为朋友，即便写一封信给我，总不会引起我的神经发作。然而竟是如此惜墨如金，某某某、某某某并某某的一封官书，实在人情之外，就是一位公主也未免过分一点。”
从此“安史之乱”方才平复，吴为以为佟大雷的爱情攻势从此也就平息下来。
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