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来稿之后，我有些地方是不同意的。其一，便是我觉得自己也是颇喜欢输入洋文艺者之一。其次，是以为我们所认为在崇拜偶像者，其中的有一部分其实并不然，他本人原不信偶像，不过将这来做傀儡罢了。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但我极愿意将文稿和信刊出，一则，自然是替《山雨》留一个纪念，二则，也给近年的内地的情形留一个纪念，而给人家看看印刷所老板的哲学和那环境，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们这“不革命”的《语丝》〔２〕，在北京是站脚不住了，但在上海，我想，大约总还可以印几本，将来稿登载出来罢。但也得等到印出来了，才可以算数。我们同在中国，这里的印刷所老板也是中国人，先生，你是知道的。

　　鲁迅。四月十二日。

　　备考：偶像与奴才（白露之什第六）西屏

　　七八岁时，那时我的祖母还在世上，我曾经扮了一会犯人，穿红布衣，上了手铐，跟着神像走。神像是抬着走的，我是两脚走的，经过了许多街市，到了一个庙里停止，于是我脱下了那些东西而是一个无罪之人了。据祖母说，这样走了一遍，可以去灾离难；却病延年。可是在后我颇能生病，——但还能活到现在，也许是这扮犯人之功了。那时我听了大人们的妙论，看见了泥菩萨，就有些敬惧，莫名其妙的骇怪的敬惧。后来在学校里听了些“新理”回来，这妙论渐渐站脚不住。十岁时跟了父亲到各“码头”走走，怪论越听越多，于是泥菩萨的尊严，在我脑府里丢了下来。此后看见了红脸黑头的泥像，就不会谨兢的崇奉，而伯母们就叫我是个书呆子。因为听了洋学堂里先生的靠不住说话，实在有些呆气。

　　这呆气似乎是个妖精，缠上了就摆脱不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泥菩萨，虽然我还记得“灾离难，难离身，一切灾难化灰尘，救苦救难观世音”等的经语。据说，这并不希奇，现在不信神道的人极多。随意说说，大家想无疑义，——但仔细考究起来，觉得不崇奉偶像的人并不多。穿西装染洋气的人，也俨然是“抬头三尺有神明”，虔虔诚诚的相信救主耶稣坐卧静动守着他们，更无论于着马褂长袍先生们之信奉同善社教主了。

　　达尔文提倡的进化论在中国也一样的通得过去。自从民国以来，“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偶像进化到不必定是泥菩萨了。不仅忧时志士，对此太息；就是在我，也觉得邪说中人之毒，颇有淋漓尽致之叹。我并不是“古道之士”叹惜国粹沦亡，洋教兴旺；我是忧愁偶像太多，崇拜的人随之太多。而清清醒醒的人，愈见其少耳。在这里且先来将偶像分类。

　　据英国洋鬼子裴根（Ｆ．Ｂａｃｏｎ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说，偶像可分为四类：——

　　一　种族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二　岩穴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ｖｅ

　　三　市场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ｃｅ

　　四　舞台之偶像Ｉｄ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凡洋鬼子讲的话，大概都有定义和详细的讨论。然而桐城派的文章，主简朴峭劲，所以我只取第三类偶像来谈谈，略去其他三类。所谓“市场之偶像”者，据许多洋书上所说，是这样的：——

　　逐波随流之盲从者，众咻亦咻，众俞亦俞，凡于事初无辨析，惟道听途说，取为珍宝，奉名人之言以为万世经诰，放诸天下而皆准，不为审择者，皆信奉市场偶像之徒也。

　　对于空洞的学说信仰，若德谟克拉西，道尔顿制，……等，此等信徒，犹是市场偶像信徒之上上者；其下焉者，则惟崇拜基人，于是泥塑的偶像，一变而为肉装骨撑的俗夫凡胎矣。“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凡是胸中对于某人也者，一有成见，便难清白认识。大概看过《列子》的人，总能记得邻人之子窃斧一段文字，就可想到这一层。内省心理学者作试验心理内省报告的，必须经过好好一番训练，——所以要如此这般者，也无非想免去了内心的偶像，防省察有所失真耳。然而主观成见之能免去，实是极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这是题外文章，且按下不讲；我所奇怪而禁不住要说说者，是自己自谓是“新”人，教人家莫有偶像观念，而自己却偏偏做了市场偶像之下等信徒也。

　　崇拜泥菩萨的被别人讥嗤为愚氓者，这自然不是希罕的事，因为泥菩萨并不高明，为什么要低首下心的去做这东西的信徒呢？然而，我想起心理分析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者的求足（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说，愚夫愚妇之不得于现实世界上，能像聪明人们的攫得地位金钱，而仅能作白日梦（ｄａｙ　ｄｒｅａｍｉｎｇ）一般，于痴望中求神灵庇佑，自满幻愿也是很可哀怜，很可顾念的了。对于这班无知识的弱者，我们应该深与同情；而且，你如果是从事于社会光明运动者，便有“先觉常后觉”觉醒他们的必要。——但是知识阶级，有的而且是从事社会光明运动者，假使也自己做起白日梦来，昏昏沉沉的卷着一个偶像，虔心膜拜顶礼，则岂不可叹，岂不可哀呢！

　　近来颇有人谈谈国民性，于是我就疑心，以为既然彼此同为中华民国国民，所具之国民性当是相同，那末此等偶像崇拜也许是根据于某一种特性罢，虽然此间的对象（偶像）并不相同。这疑心一来就蹊跷，——因为对象之不同，仅是程度高下的分别，不是性质的殊异。倘使弗罗伊特性欲说（Ｆｒｅｕｄ^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ｉｂｉｄｏ）是真实的说话，化装游戏（Ｓｕｂｌｉｍａｔｉｏｎ）这个道理，在此间何尝不可应用？做一会呆子罢，去找寻找寻这特性出来。

　　我当然不敢说我这个研究的结果十分真确，但只要近乎真的，也就不妨供献出来讨论讨论。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３〕的《社会心理学》第五章《人格论》，“自己表现”（Ｓｅｌ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这一段里，将“人”分作两类，自尊与自卑（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ｂ_ｍｉｓｓｉｏｎ）又外展与内讼（Ｅｘ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他说：

　　最内讼的人，是在幻想中求满足。……隐蔽之欲望，乃于白日梦或夜梦中得偿补之。其结果遂将此伪象与真实生活相混杂连结。真实的现象，都用幻想来曲解，务期与其一己所望吻合，于是事物之真价，都建设在一个奇怪的标准上了。……白痴或癫狂的人，对于细事过分的张扬，即是此例。懦弱，残废，或幼年时与长大之儿童作伴。倘使不幻想满足的事情，就常常保留住自卑的习气。慑服，曲媚于其苛虐之父执，师长或长兄，而成为一卑以自牧之奴儿。不敢对别人表白自己的意见，……逢到别人，往往看得别人非凡伟大，崇高，而自己柔驯屈伏于下。

　　节译到这里，我想起我国列圣列贤的训诲，都是教人“卑以自牧”的道德话来。向来以谦恭为美德的中国人，连乡下“看牛郎”也知道“吃亏就是便宜”的格言，做做奴才也是正理！——倘使你不相信，可以看看《施公案》《彭公案》“之类之类”的民间通行故事，官员对着皇上也者，不是自称“奴才”吗？这真是国民性自己表现得最透彻的地方。那末于现在偶像崇拜之信徒，也自然不必苛求了，因为国民性生来是如此地奴气十足的。

　　这样说来，中国国民就可怜得很，差不多是生成的奴才了。新人们之偶像崇拜，固然是个很好的事证，而五卅惨案之非国耻，宁波学生为五卅案罢课是经子渊氏的罪案，以及那些不敢讲几句挺立的话，惧恐得罪于诸帝国主义之英日法美等国家之国家主义者，……诸此议论与事实，何尝不是奴才国民性之表现呢？

　　如其你是灼见这些的，你能不哀叹吗？但是现在国内连哀叹呻吟都遭禁止的呢！有声望的人来说正义话，就有“流言”；年青一些的说正义话，那更是灭绝人伦，背圣弃道，是非孝公妻赤化的人物了。对于这些自甘于做奴才的人们，你可有办法吗？倘使《聊斋》故事真实，我真想将那些奴才们的脑子来掉换一下呢。此外又有许多想借用别国社会党人的势力来帮助中国脱离奴才地位的，何尝不是看人高大，自视卑下白日梦中求满足的奴才思想呢？自己不想起来，只求别人援手，这就是奴才的本质，而不幸这正是国内知识阶级流行的事实。

　　要之，自卑和内讼，是我国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脱离于奴才。

　　脱离奴才的最好榜样，是德国。在这里请引前德皇威廉二世的话来作结束。他说：——

　　“恢复德意志从来之地位，切不可求外界之援

　　助，盖求之未必即行，行矣亦必自隐于奴隶地位。

　　……

　　自立不倚赖人，此为国民所必具之意识。如国民全阶级中觉悟时，则向上之心，油然而发。……

　　若德国人有全体国民意识时，则同胞互助之精神，祖国尊严之自觉……罔不同来，……自不难再发挥如战前（按此指欧洲大战）之国民气概。……”

　　来　　信

　　鲁迅先生：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忙，又苦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革掉了，然而却有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重行发刊《大风》。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两个字就吓慌了。于是再商量过，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我们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的。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惧，惟恐请到监狱里去。——实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们不愿意冤枉尝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人的自己“戒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在付印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个书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这虽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而《山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年头儿大有关系。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明，他说：“先生，我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这刊物，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晓得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天担心着绑去斫头。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乡下住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在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先生，我也吓得够了，我不要再惊动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是求您原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排字工钱了。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有更可哀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是我们就做了无声而待毙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

　　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了《山雨》的终。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教我们省一事也好。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是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波第四中学做校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倘使看去太不像文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三月二十八夜。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在《偶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

　　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２〕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

　　〔３〕　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　奥耳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