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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5〕时代,因为物质的缺乏和生活的艰难,在文艺也是受难的时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经济政策〔6〕,文艺界遂又活泼起来。这时成绩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杂志《赤色新地》所拥护,而托罗兹基首先给以一个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7〕。

  “‘同路人’们的出现的表面上的日子,也可以将‘绥拉比翁的弟兄’〔8〕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宁格勒的艺术之家’〔9〕里的第一回会议,算进里面去。(中略。)在本质上,这团体在直接底的意义上是并没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倾向的。结合着‘弟兄’们者,是关于自由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凡有计划,他们都是反对者。倘要说他们也有了纲领,那么,那就在一切纲领的否定。将这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淑雪兼珂(M.Zoshchen-ko)〔10〕:‘从党员的见地来看,我是没有主义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来讲自己,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又不是帝政主义者。我只是俄罗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体的规模上,布尔塞维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赞成和布尔塞维克们来施行布尔塞维主义。(中略)我爱那农民的俄罗斯。’“一切‘弟兄’的纲领,那本质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们用或种形式,表现对于革命的无政府底的,乃至巴尔底山〔11〕(袭击队)底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对于革命的组织底计划底建设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态度。”(P.S.Kogan〔12〕:《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四章。)《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莱夫,便是这“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中的一个。

  但是,如这团体的名称所显示,虽然取霍夫曼(Th.A.Hoffmann)〔13〕的小说之名,而其取义,却并非以绥拉比翁为师,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们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内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现在愈加不同了的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14〕和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15〕,先前就都是这团体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连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我曾将这译载在去年的《大众文艺》〔16〕上,但正只为这一个题目和作者的国籍,连广告也被上海的报馆所拒绝,作者的高洁的空想,至少在中国的有些处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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