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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灭格兰斯顿伯里这场大火的暴雨，事实上是夏末连续降雨的头一场。因此，田野不再是赤裸裸的了。那烧成焦土的山岭和溪谷一片片黑色的“伤疤”，在人们没来得及出去看看还残留些什么的时候，便又涂上了绿色。有的人，当然，没有勇气再回到被荒火烧剩的房屋框架，便奔走他多谋生去了；在那儿，他们认为大火的热情永远不会高涨起来。然而那些回到被大火洗劫了的农庄的人总的来说是高兴的。雨后的新绿一直在扩展，先是一条条一块块，然后泼洒开来，使他们觉得年轻、充满希望。当他们挥动斧头，拉起大锯，或者把牲口圈在用小树粗粗编就的篱笆里面，解开一串串腿拴在一起的家禽，他们充满了决心。因为他们已经见识了那场大火，已经看到了应该看到的一切。他们能够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
巴布·奎克莱依却没有重新安排他的生活。巴布的生活太简单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揉掉眼中的睡意，嚼着大块大块的面包，嘴角流着口水，眼睛瞅着装在一只罐子里的蝌蚪。他从大地的表面和大树的顶部去了解这一片原野。他既是一只乌，也是一只蚂蚁。因此，他超脱了男孩子长于思索的心灵，完全出于本能继续着他的生活。也正因为这样，他比任何别人都更早地感觉到那青草和树叶的新绿在扩展。他觉得手心发痒，他在肩膀上蹭着脸蛋。他坐卧不安，便出去长时间地大步跑着，而别人，甚至孩子也不会想到这么做。
巴布去“群岛”周游比谁都早。他扯下山核桃吐出的新叶，放进嘴里。他用欧洲蕨弯曲的叶子上面褐色的绒毛摩挲自己的鼻子，而且大笑着。有时候，为了变换一下方式，他就一直跑到山脚。那时候，他的四肢几乎要从身上甩出去，两只大脚像两块木板一样叩击着大地。但他依然大笑着，还时常扑通一声在地上跪下，朝一个兔子窝里瞅。那洞里，一条蛇的尾巴已经蜿蜒而去。他那双孩子般的眼睛在一张已经年长的脸上闪闪发光，寻觅着什么。
巴布到所有那些已经被烧毁并且被遗弃了的住宅造访，看能找到些什么。但是找不到多少东西，不过是些铁壶铁碗，破床架子。在某片废墟，他躺在一副破床架子上，透过房顶，凝望着早已升起在那里的一弯清冷的月牙儿。直到与那月亮的距离让他感到害怕。他扔下那只装了几个甲虫的罐头盒，蹒跚着，跑过烧焦了的地板，回到自由的空间。
在阿姆斯特朗家的那片废墟，就比较活跃了。那儿也是巴布常去的地方。他呆在那儿看工人们用泥刀敲砖，看他们喝红茶。因为阿姆斯特朗先生已经下令再造一座新房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只是要和那所老房子完全一样。他很为那所房子骄傲。于是，这桩事在人们不坐在太阳下面谈论马儿的时候，渐渐地干起来了。有个男人在开粗俗的玩笑。他把他的帽子塞在那个裸体女人的雕像上面，做了些下流的舞蹈动作，既表示了对它的占有，又表示对它的厌恶。巴布·查克莱依看了拍手大笑。什么样的胡闹他都爱看，尽管要他自个儿去做就扭扭捏捏。所有这种玩笑和胡闹：男孩子们在烂泥里嘎吱嘎吱地踩着走，相互往屁股上一把一把地扔泥巴，小伙子们戴上女朋友戴了都要害羞的帽子，特别是那种插着羽毛的帽子，以及拥抱这个石头女人的古怪家伙，都闯入他的梦境。巴布·奎克莱依湿乎乎的嘴唇颤抖着，发出一串笑声，笑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人们都去格兰斯顿伯里看那所新造的房子，阿姆斯特朗一家却从来不去。把它交给建筑师和工人们就够了。他们有的是钱，尽可以不管那房子是怎样建起来的。但是这场大火也许还是使他们在感情上受到了创伤。在他们先前那所房子还是一片废墟的时候，他们很怕再看到那里的惨象。他们继续住在悉尼，或者只是到乡村那些和他们门当户对的人家造访。
尽管他们没有在杜瑞尔盖露面，但阿姆斯特朗先生确曾给斯坦·帕克写过一封信，而且为他勇敢的行为附上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还转达了那位即将成为他的儿媳妇的年轻小姐的感谢。屠户在信中说，至少他敢肯定，这位年轻小姐会在他的感谢之上再加上她的一份感激之情。只是眼下为了健康的缘故，她正在另外一个州旅行。
斯坦·帕克完全可以对这张支票嗤之以鼻。可是他的妻子并未由于那场大火得到升华，只想着他们能用这张支票买的那许多东西。渐渐地在她的感召下，他也分享了她这种卑微的快乐。他们甚至把这张支票保存了一阵子，自个儿瞅着玩，还拿给别人看。
这当儿，欧达乌德太太来看望帕克太太。她因为腰上和别的地方长满了像六便士硬币那么大的带状疤疹，没能去看那场大火。她坐在那儿拿着那张光滑的支票，就好像那张纸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只要摸一摸就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听我说，”她说，手里拿着那张纸，很优雅地划了一个圈儿，好把那上面的字看得更清楚一些。“健康归健康，财富归财富。不过我真想弄清楚，这两样东西哪样更值得拥有，可是看起来有我那么个冤家，我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帕克太太，我真为你高兴。你走运了，男人好，银行里又增加了存款。不过，这事儿摊在你头上我才高兴。这倒不是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宁愿是斯坦，而不是我们欧达乌德，从大火里往外救太太小姐。她们穿着睡衣或者穿着听人们说她们晚上穿的那种玩意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欧达乌德太太？”帕克太太问。
“我不再多说了，”欧达乌德太太说。“因为我当时不在场，别人的眼睛又从来不会看得那么清。我只是说，亲爱的，我很高兴，不是我们家的欧达乌德，脖子上吊着一位小姐，从火里游荡出来。”
“我向你担保，那时候可谈不上什么游荡不游荡，”帕克太太不高兴地说。“正烧着大火，明白吗？至于欧达乌德嘛，他只会躲在厨房里，向他的酒瓶子献殷勤，决不会去救任何人。”
“从朋友嘴里说出这种话来可真让人恶心，”欧达乌德太太说。“不过我可不愿意咱们这么不友好地分手。特别是不能为了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她骑着马从大路上走过，就好像你是脚底下的尘土，连招呼也不打，甚至连天气怎么样也不说一声。不过，人们说，”她说道，这大概才是她为什么要来这儿的真正原因，“人们说，整个事儿都告吹了。一位很有权威的太太给我写来了信。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是谁的话，就是那位弗里斯巴依太太。她在阿姆斯特朗家帮过一阵子忙。她丈夫在海上航海，是个可怜的人。她本来不打算在那儿干了，可是又没走。我忘了是为了什么，不过她还可能辞去她的差事，那个阿姆斯特朗太太是个地地道道的心地恶毒的女人。哦，弗里斯巴依太太在她的信里对我说，小阿姆斯特朗——总的来说，他不是个坏小伙子——自从那个马德琳溜走之后，简直要发疯了。你注意，还没有正式宣布什么，但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现在事情有点搞不清了。马德琳出去旅游，没有按时回来，不是因为她的头发被火烧掉了，而是因为她没有感情，弗里斯巴依太太说，她有的那点感情在起火的那天晚上也都烧光了。所以，小汤姆也就只好勉强吞下去了。”
说完这番话，欧达乌德太太把下巴往回收了收，又把嘴唇在齿龈上面放好，便扬长而去了。艾米·帕克很高兴。她打心眼里不想再见这位朋友。尽管事实上在那个星期四，因为她们决定要分一扇猪肉，还得见面。
帕克太太并没有纵恿欧达乌德太太详尽阐述她带来的那些消息。这些消息艾米·帕克听了也就搁到脑后了。她只是有时怀着一种冷静的喜悦，从中挑拣出一星半点，玩味一番。因为自从马德琳可怜巴巴地被火烧了，爬在死灰和草丛中呕吐之后，她已经把她从自己的心灵中驱除掉了。她不再在梦幻中看见她骑着马冷冰冰地走过。那是属于一个非常愚蠢的时代的事情了。现在她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燃烧的房屋前面那个马德琳了，也可以施行几分残酷了。如果不是因为她的丈夫和这场大火，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丈夫的沉默永远地把她推进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不论她是在睡觉，还是站在厨房的洗涤槽前洗锅刷碗，直到她自己也在那火焰中旋转、舞蹈，保护着头发，同时寻找着被浓烟熏黑的某个标记。
斯坦·帕克的烧伤很快就愈合了，只留下几个小疤。有一天，他拿着那张支票去班加雷的一家银行。斯坦以前从来没喜欢过这个镇子，那里面到处是金属器具，还有黄色围墙的监狱。可是到这时，他觉得那是属于他的镇子。他看见的人，大多数他都知道他们的教名。他熟悉他们的背影和习惯，知道在哪个酒店能找到谁，还知道他是跟谁待在一起。
这天，斯坦·帕克去找一个叫莫瑞阿蒂的人。几个星期前，他向他借过几个先令。按照常规，在铁路大旅店总能找着他。于是斯坦向那家旅店走去，走进一个酸臭的、洞穴似的房间。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一天那屋子里笼罩着一种严肃的气氛。泼洒着啤酒，弥漫着烟雾，面影绰绰。他们正在议论一个重要新闻。这个新闻刚刚传到这个华而不实的小镇，暂时威胁着它，连监狱黄颜色的高墙和店铺廊檐的铁皮花边都少了几分浮华。
这个新闻只言片语传到斯坦·帕克的耳朵里，在他向酒吧间里面挤过去的时候，他已经渐渐感到浑身麻木了。等他终于看见莫瑞阿蒂，便问：“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你还不知道？”莫瑞阿蒂说。他才先听到几分钟，便要小看那些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的人。“嘿，”他说，“爆发战争了，在大洋那边。”
“是啊，”鲍勃·福勒说，“我们都要应征去打德国人了。”
“怕个球，”有人说。“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
他们把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又赶快添上，渐渐觉得好一点儿了。
“你怎么办，斯坦？”有人问。
“还不知道，”他说。
这是真话，他反应迟钝。
尽管有时他感受到某种真知，这种真知使他的身心为某种信念而活跃起来；这种真知告诉了他上帝的存在，在他已经忘却了妻子的容貌时，又照亮了她那张脸；这种真知使颤抖着的树叶与他越来越近，直到叶脉和无穷大以及所有的事物都联系起来，从灼热的太阳直到他烧伤的手；尽管所有这一切，斯坦·帕克遇到和人打交道时，依然很迟钝。他想和人们交流，但这只能是尚未实现的雄心壮志。到目前为止，他还没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他说：“我不知道。”
他确实还不知道，虽然他也许很快就会知道。就像昼夜相接那样，问题总会自行解决。
“这也算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莫瑞阿蒂一边搭着他那短短的、汗津津的头发，一边说。
他是个以栽篱笆为业的人。一个挺好的家伙。但是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可以给人留下印象。他独自住在一间用表皮板搭成的小棚屋里，在灌木丛上晾晒他洗的小零碎。几年前，他妻子跟一个剪羊毛的承包商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可不是嘛！”鲍勃·福勒笑道。他像喝醉了酒似地笑着。实际上他也真醉了。
那个正在洗杯子的姑娘——她那自皙的、有光泽的、很少风吹日晒的皮肤，散发着一股肥皂味儿。她说：“帕克先生，您要是穿一身军装，一定很漂亮。我就喜欢块头大的男人。这种人脾气好。两三年前，我在何巴尔跟一个矮子相好，简直像跟带刺的铁丝网一起似地别扭。临了，我说：‘瞧，这事……”
她说的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在班加雷铁路大旅店的酒吧间，尽管许多人都在说话，但他们除了听自己说话外，很少有人听别人讲。他们非得把他们知道的所有东西都讲出来，把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生怕一旦沉默下来，他们的一无所知和一事无成就会被发现。因此他们说呀说呀，有的人甚至打起架来，显示他们是勇敢的。有一位压不住胃里的痛苦，酒气涌上来，呕吐起来，还昏了过去。消息传来的这一天，铁路大旅店就是这样充满一种暂时兴奋和醉醺醺的气氛。外面，火车站上一辆火车噗噗地喷着水汽，弥漫着那股火车特有的气味，这使得人们觉得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觉得他们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至于那是可怕的、即将来临的末日，还是觉得这个“铜管乐队”演奏的曲调是令人振奋的，就由每个人自身的气质决定了。
过了一会儿，斯坦·帕克就溜出去，赶着马车回家去了。当他走下最后一座山包，看见堤坝旁边柳树的枝条，以及他的一双脚在房屋周围踩出来的条条小路的时候，这汉子想，他是要打仗去了。他甚至在心里捉摸，他将杀死什么人，会不会抱着一个必须具备的信念去干这种事情。他仿佛看见生命正从一张脸上消失，从某一个泰德·莫瑞阿蒂的脸上，或者是从他自己的脸上消失？他赶着车继续向前走着，脖子上汗津津的。但是现在，他自己生命的短促，与周围景物的永恒之存在以及营营嗡嗡的蜜蜂和随风起伏的小草的永恒之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过，在血肉之躯的限度之内，他还是有一点英雄气的。到家之后，他从车上跳下来，迅速收拾好挽具，觉得在吃布丁的时候，如果家里人夸他，他一定会高兴的。不过要表现出来就不一定得体了。
妻子艾米·帕克听说打仗的事情之后，却继续切她的面包。
“你多会儿走，爸爸？”雷问道。现在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渴望知道天下大事。因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你能从战场上给我们带回点儿东西吗？”他问。
他想要一把剑，还想要一枚从德国兵身上取下来的子弹。
“吃你的饭吧。”妈妈对他说，然后又对丈夫说：“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不是他们故意编出来在酒店里瞎说的呢？”
但是艾米·帕克心里明白，这可不是瞎说。因此，她比平常更用力地把盘子扔到一块儿，把面包屑也使劲扫成一堆，唤来鸡鸭，把这些可恨的渣子扔给它们。然后，她抬起头来，看见周围的景物已经经历了最初那可怕的震颤，又恢复了大自然的宁静与明亮。只有她仍然颤栗着，傻呵呵的，而且不得不从孩子们面前躲开，坐在雷出生不久她用钩针编织的那条被子上，坐在她和丈夫合用的那张床上。屋外，下午那种种响声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她听了却觉得那样难受。
斯坦被部队招募之后，现在是到营房去的时候了。他们都在等一辆来接他们的大车。因为欧达乌德也要去。一个男孩子赶车送他们到村子里，他们在那儿和其他应征入伍的人会合。
帕克一家在门廊等待着。他们都那么神情呆板，就好像是在星期日的正餐之后。
“你在营房里有毯子吗，爸爸？”塞尔玛问。
爸爸入伍对她并没有什么触动，但是有时候，她也会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兴趣。她是个干净孩子，总爱洗手。她不会太想念父亲，尽管分手时她会哭的。
正在这时，雷喊着说他看见那辆大车了。车上坐着那些人，欧达乌德太太也在上头。她哭得两眼红肿，寻找安慰来了。
然后是紧张地赶快收拾那几件东西的时候了。每个人的四肢都显得僵硬、羞怯，只有欧达乌德例外。他已经带来旅途上用的东西，正唱着一支有点爱国主义味道的歌。
‘听听这人，”他的妻子扬着一张满面泪痕的肥胖的大脸说。她已经无法掩饰脸上的泪痕，也就不再做这种努力了。“应该唱歌的是我们女人，可我们唱不出来。上车吧，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至少让我们放声大哭一场。这样也就算了。快到挤牛奶的时候了。”
大车似乎要听从她的劝告了。斯坦·帕克吻他的妻。她穿一件白罩衫，显得那么僵硬、死板。有人说她是个壮实的女人。她不胖，但是结实。现在，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从这个大事件中解脱出来。这一点，当然能做到，只要她等足够长的时间。男人们的背影在大车里面消失了。和前几次去救火、抗洪时的别离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眼前的别离更正式一些。她站在那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都在那儿站着，孩子们没有穿鞋。他们只是到教堂或者上学的时候才穿。欧达乌德太太已经不痛哭流涕了。老弗利兹也站在那儿。他已经很老了，但仍在松松垮垮地做事，傍晚，坐在小棚屋前补衬衫。他们站在那儿，甚至在大车里的人们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之后，仍然招着手。他们这样招手，是因为还想不出，接下去该做什么。手臂那轻柔的、给人以慰藉的起落，填充了他们心中的空虚。
斯坦·帕克去海外服役前回来休过一次假。那时他已经变样了。头发剪得特别短，甚至在穿着便衣转来转去做那些活计时，身上也激发着一股卡其布的气味。有时候，他坐在那儿打他的裹腿，就好像很喜欢这种举行仪式似的活动。他裹呀，绑呀，直到紧梆梆地包扎起来。那时，他就比什么时候都更显得“不外露”了。
“你一定喜欢这种当兵的生活，”妻子抱怨着。“真说不清男人们究竟喜欢什么，甚至你最了解的人。”
“我还能怎么办呢？”斯坦·帕克说。“莫非要我在墙上撞死不成？”
“他们给你的饭够吃吗，斯坦？”她问道。
食物毕竟是你能够接触，并且加以讨论的东西。就是一位教授或者一位有钱人来了，你也可以给他烤一块牛腿肉，而不会觉得不安全。
“你挨过饿吗？”她问道。“他们给你吃些啥？”
“炖肉、烩菜，”他答道。
他瞧着刚刚擦亮的一块铜片。钢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是一件很值钱的玩意儿。
因为这是他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因为从他穿上军装之后便沉湎其中的那种对现实的逃遁，以及自我毁灭的神秘终于使她感到那样地孤单、寂寞。她问：“你和很多不相识的人住在帐篷里面，就从来没有感到孤单吗？”
“怎么能感到孤单呢？”他恶狠狠地说。“大家挤在一起，你的思想和紧挨你的那个家伙的思想那么接近，总能谈得起来。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他站起来向外面走去。那是一个清冷的、星光灿烂的夜晚。他爬上房子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两株树挺立在那山包之上，星光在枝叶间颤动。他也觉得冷，而且在颤抖，身上的肉在卜卜地动。他靠在一株树上，但它也给不了他多少支持。他本来想做祈祷，但怕眼下得不到回答，不管你祈祷的是什么。
于是他又回到妻子那里。他拥有的、唯一可以把握住的便是她。她满怀信心地接纳了他。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就好像在黑暗之中往下沉，至少要一起沉没下去。等他们陷入深渊，便什么都不在乎了。
斯坦跟别的那些应征入伍的男人们一起，在眼泪和喝彩声中，在盖奇太太在邮政局上空升起的一面小小的旗帜之下，坐着公共马车到班加雷去了。艾米·帕克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她没有哭，她还有孩子和奶牛需要照顾。她立刻去做那些必须接着去做的事情。好多天，她继续这样按部就班地去做事，直到她那宽脊背上的筋肉累得格格响；直到有一天夜里，她在镜子里惊讶地看见自己那张显得那么冷漠的脸。
欧达乌德太太自从男人们走了之后，就好像天塌了似的。她说，是妇女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她对邻居们充满了友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要收土豆的时候，她来帮忙；配种的时候，她为公牛抓着母牛。人们还都去奎克莱依家临时帮忙，收收桔子。多尔站在大伙儿帮着钉起来的那些木头箱子中间，微笑着，清点数目，露出那没有神采的微笑。甚至巴布也学着做点儿简单的活计了。但是战争开的这场大玩笑太使他着迷了。他学枪炮声，像马嘶一样地笑着。有一口，他宣布他死了，而且那滋味并不怎么坏。
不管怎么说，杜瑞尔盖的妇女和儿童们这样相处着。开始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种美德闪烁着光彩。
雷已经开始挤奶了。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黑暗中，他揪扯着僵硬的奶头，脑袋不时撞在一头母牛胀鼓鼓的肚子上面。
“嘿，我累，妈妈，”夜里雷说。
她深情地吻了吻他那丰润的唇，她望着塞尔玛枕在袜子上面的那张一本正经的脸，心中没有多少失望，而是充满了柔情，然后拿起袜子，缝补起来。艾米·帕克在这个时期做许多上面说的这类事，因为她的弱点还没有暴露，她还很强壮。
大约就在这时，人们开始注意老弗利兹了。这些年，他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累了，出去走上一阵子，但总是再回来。锯木柴，煺鸡鸭，烫洗牛奶罐，从向日葵周围连根拔掉每一棵杂草。可是现在人们好像第一次开始注意到这位弗利兹。从战争爆发，他就好像矮了一截，好像生了病，或者怎么了。他总是劈完木柴就走，向他自己屋里去。他不再在外面坐着，总是待在他的小棚屋里，而且不在窗户跟前，是在屋子靠墙那边。他只是坐着，只剩下一把骨头，和最后那一身地经沧桑的老肉。
也许弗利兹要死了。艾米·帕克开始为最初的预感而恐惧。
但是弗利兹在受够折磨之前，不会轻易死去的。他那双低垂着的眼睛知道这一点。
人们到这院子里，想看上一眼帕克家的弗利兹。如果他们再作一些努力，或许会把他那张脸撬开，掏出他的思想。但是他们没做这种努力，只是看一看，装作一无所知，或者只是坦率地、慢慢地瞅上他一眼，皱皱眉头。
后来有一天，艾米·帕克在到奥维尔黄油工厂——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家的奶油往那儿送了——回来的路上，碰见奥塞·皮博迪骑着他那匹毛儿蓬乱的马。因为说说天气总是合乎礼仪的行为，奥塞便停了下来。他是个精明人，“常有理”。他没有应征入伍，当然是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老了，身体又不好。他的妻子自从那次得病以后，也总是一副病态。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没去打仗，他张口就告诉你这些理由和一大堆别的理由。不过谁也没有问他，因为人们早把奥塞·皮博迪给忘了。他不是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从他们赶着马车到乌龙雅抗洪的那些爽朗而明快的日子，他那双眼睛便像蒙上了一层阴郁的霜。
“艾米，你们家那个德国老头，”谈到这个话题时，奥塞·皮博迪说，“真奇怪，这时候你还养着他，一个德国佬。我只是对你说说，因为人们都感到惊讶，而且斯坦又不在家。”
艾米·帕克很为这种想法吃惊。她的一双眼睛显得那样单纯、奥塞·皮博迪看了很是高兴。他把别人搅得心神不定了。
“如果我有个父亲，我是不会把他打发走的，”艾米·帕克说。“我不懂这种事情，可是弗利兹是个好人。”
“当然，这事由不得我来做决定，”奥塞·皮博迪微笑着说。
“我们谁也无权决定，”艾米·帕克说着赶了赶马。“这得由弗利兹决定。”
可是现在，她似乎对自己的生活把握不住了。
“女人，”欧达乌德太太说，她在兴奋的时候，特别是喝过一杯茶之后，总爱发表一番宏论，“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只是一半。是男人，甚至是我们有些人找的那种男人，才使我们凑成个‘整数’。他们知道我们自认为正确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多少是正确的。如果你不会加减，并且得出正确答案，仅仅知道某件事情对不对是不够的。亲爱的帕克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帕克太太还是不得要领。
“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应该滚蛋，艾米。我们的小伙子肚子上拥着刺刀，无辜的小孩子们也死在这些肮脏的德国人手里。我真想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每天都吐，星期天也不例外。”
“不！”艾米·帕克大声说。
然而，这事情已经非如此不可了。
那是一个下雨天。这个老头——他那张和善的脸现在已经很憔悴了——到院子里去劈几根木头。因为多少干点儿这种活计，就会减轻一点他那种麻木的感觉。孩子们站在蒙蒙细雨之中，叫喊着，推搡着，说着什么秘密消磨时间。无聊和雨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凶残起来。他们真想打碎点儿什么东西。但是他们还没有胆大到砸玻璃，或者拿把斧子去劈房子的地步。因此，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父母亲，碰着胳膊肘子，相互议论起帕克家这个德国人。他们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窃窃私语。
雷和塞尔玛躲开那群孩子，在周围溜达。他们用脚趾踢着泥巴，很觉羞愧。他是个好老头。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爱过他。但是他们憎恶他加诸他们头上的这种侮辱。在这种让人面红耳赤的羞愧之中，他们变得比恨谁都恨他。
那些男孩子们又喊又唱：
德国化弗利兹，
弗利兹德国化，
咱们等着把他瞧，
瞧他怎样把命逃……
然后他们哄堂大笑。
有人开始朝他身上扔一小块一小块的红泥巴，泥巴粘在老头打着补钉的脊背上。
“不让他站下歇歇脚，”
杰克·霍洛维唱道，他特别善于编这种顺口溜。
提着裤子往前跑。
尾巴底下拴鞭炮，
正好炸他进监牢。
那些穿套头衫的小女孩子和膝盖上结着痴、落着疤的男孩子们高兴得失声大叫。后来，艾琳·布莱特笑得直打嗝。她弯下腰，抓起一大把泥，尖叫着朝老头扔去。老头正在放劈柴的小屋里堆放引火用的木头棒子，泥巴正好打在他转过去的脊背正中。
他转过身，脸色像纸一样地苍白。他没有表示反抗，他的身体已经太虚弱了。他蹒跚着朝他那间小棚屋走去，踉踉跄跄的样子现在看起来是那样可笑而又可恨。
有的孩子有点儿忐忑不安了。或者因为和他面对面，有点儿害怕，不吱声了。可是还有几个继续尖叫、有节拍地唱。
总之，这场面真可恨。雷·帕克气喘吁吁，嘴巴因为兴奋或者厌恶大张着。他希望这一切不曾发生，要嘛就更糟糕一些。汗水和兴奋使他浑身放光。他拣起一块石头，把弗利兹的嘴唇打破了。他们听见石头打在他牙齿上的声音，然后血涌出来，顺着他那干干净净的下巴流了下来。雷害怕了，但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解脱。现在他可以去恨这个他曾经爱过的德国老头了。他可以毫无疑虑地站到别的孩子们的中间了。
那老头继续走着，穿过院子，走进他的棚屋。孩子们消失在一片沉寂和蒙蒙细雨之中，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忘记刚才发生过的这件事情。他们在对那个德国老人那张脸的尊敬和对雷的行动——他们也都参加了这种行动——的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的实质之间，徘徊犹豫，无所适从。
等艾米·帕克出来看孩子们为什么吵嚷的时候，屋外已经只有细雨和静默了。她发现德国老头正坐在铺在床上的草袋子上。
“怎么了，弗利兹？”她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被打伤了？”
“没有，”他说。“我已经不疼了。但我必须离开这儿，”他说。“再待在这儿，对我们谁都不好。”
“不，”她说，“你决不能走。”
她站在那儿束手无策，只是来回转着手指上面的戒指，就像一个戴着结婚戒指的小姑娘，摸着它，似乎就能唤来那还没有到达的成熟。
“不，”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一定得走。”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是有一点她明白，那座木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了。
于是，第二天，艾米·帕克赶着车送德国老头弗利兹到班加雷。他穿了身黑西服，这是他比较好的一套衣服，只是薄了一些。他随身带着一口箱子，箱子拦腰捆着一根带子，还有一条粘着细糠的口袋，里面杂七杂八塞着些软乎乎的或者笨重的东西。女人赶着车。但是这次旅行，路成了起主导作用的东西。他们真希望一直走在那条路上，直到路的尽头。而那路确实也因为它的单调和漫长暂时使他们心中依依惜别的痛楚变得麻木起来。
可是，当他们接近城郊，看见到处扔着的罐头盒和拴着吃草的奶山羊的时候，女人觉得受不了了。因为现在很清楚，一切都到头了。
“你想让我把你送到哪儿，弗利兹？”她紧张不安地扭着手里的鞭子问。
“哪儿都行，”老头说。“我现在就可以下。反正都一样。”
“可是总得去个地方呀，”她说，极力控制着她那绝望的声——。
老头没有回答。他坐在车上，用手指抚摸着挂在一根早已失去光泽的表链上的金属牌子，摸着那上面早已辨认不出的字迹。他脸上的表情进人一种热切的、归真反璞的境界，也几乎难以言传。
“这儿就行了，”老头手扶车上的围栏说道。
这时，他们已经进人小镇的中心地带，卷人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他们已经靠近贸易市场了。那些小里小气的黄皮肤的女人们手里提着鸭子。牛犊无可奈何地喘着粗气。一辆大车东倒西歪地向前行驶着，车上装的圆白菜堆得像个没尖儿的金字塔。
“我谢谢你了，”老头对女人说。她简直不敢开口说话。
她眼巴巴地看着他带着他那点行李下了车，站在地上，不由得走过去抓住他的手。
“啊，弗利兹，”她哭着说。那绝望的声音从她嘴里迸出来，就好像一只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的鸟的叫声。
“再见了，斯坦太太，”弗利兹老头说。他抽出那只手，因为除此而外，他还能干什么呢！
然后，他走进一条她不熟悉的小巷，就再也看不见了。
她站在那儿，为那个失去了的世界哭泣。既然她生活的结构已经被动摇，一种巨大的悲哀便向她袭来。这种悲哀就是她和丈夫吻别的时候也不曾体验过。尽管她爱他，丈夫给她精神上的温存、肉体上的满足，她爱他，将永远爱他。可是她因为天一亮就开始的那种满足而爱这个德国老头。清晨，不听使唤的铁桶叮叮恍吮地碰撞着；中午，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树叶挂在树枝上，母鸡在尘土中打瞌睡；傍晚，他那张憔悴的脸就像枯萎了的向日葵。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待在那儿哭，斜倚在马车的车座上，样子十分可笑。头发披散下来，小绿头苍蝇几乎一直爬在她那黑乎乎的脊背上。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们瞧着她心里纳闷，这女人怎么这样激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健壮的一个女人涕泪满面简直让人讨厌。
一个小伙子提着马笼头，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过来。他偷偷地笑着，问道。“怎么了，太太？”
但她还是不停地哭。他有点儿害怕了，意识到，这女人可不是患了什么牙疼病，而是另外一种他不曾经历过的痛苦折磨着她。于是他继续走自己的路，连头也没回。
女人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挽起头发，捏了捏鼻子，回转马头。因为她必须重新把家里这副担子挑起来。
通往杜瑞尔盖的大路上乱扔着石头，让人看了心里难受。
她在路上碰见巴布·奎克莱依，便把他拉上了。他非常高兴。
“唉，现在就剩我自个儿了，巴布，”艾米·帕克说。
“啊！”他带着几分惊讶望着她，就好像并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看见她那张脸。她把脑袋转过去，眺望着远方的田野，或者是在窥视她自己的内心世界。
“弗利兹走了，”她弓着腰说。
“那谁来给你劈木柴？”巴布问。
“哦，那就得我们自己劈了，”她说。
“我不喜欢劈木柴，”巴布说，“我情愿让姐姐干。那我就自由了。”
艾米·帕克意识到，这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人实际上享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自由。这是上帝对他的恩赐。有一会儿，女人想她应当做祈祷，可是她已经失去自己的信仰了，或者已经把她的信仰寄托到丈夫的力量和德行上了。
“瞧，”巴布四处乱指着，“现在又都绿了。大火烧过之后，从来都没有这么绿。溪谷里长着蕨，”他说。“有时候我就在蕨草丛中躺下，睡上一小会儿。我姐姐因为我不回家生气。可过一阵子我当然还是要回家的。人不能总在那儿待着，会觉得肚子饿的。”
这倒是真话，她觉得自己正饿得慌。
“我还知道那儿有几只小狐狸，”巴布说，“在一个小树洞里。我还知道一窝猫头鹰。”
她敞开胸襟，那真是虚怀若谷。他便用山峦、沟壑，以及鸟的羽毛、蕨的芳香塞满她。
过了一会儿，他说；“让我下车吧，我要到狐狸那儿去了。这就是那个地方。”
她让他下车之后，他就顺着山坡跑了下去。两个大脚丫啪啪踩着地，张开双臂保持着身体的平衡。
艾米·帕克继续走自己的路，体味着她自己的孤独和悲哀所造成的那种新鲜而又单纯的感觉。在这条路的尽头，她的孩子们正等着她，期待她把力量赋予他们。奶牛对她的即将光顾毫不怀疑。鸡鸭则拍打着翅膀向她跑过来，总觉得她那只手会从高处扔下些食物。
看起来，她的生活都已经安排得很周到了。她为此而高兴。她为她这所被枝叶蓬乱的玫瑰和夹竹桃——她不大喜欢夹竹桃，它们太拘谨、太呆板——所环绕的房子而高兴，尽管在下午西斜的阳光之下它显得脆弱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