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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钟左右，天蓝色的“阿尔法”车开到于塞尔的车站广场。在车站对面，广场的另一侧还有一家咖啡馆仍然在营业，只有几个搭夜车的旅客在喝着咖啡等车。

豺狼用梳子梳着头发走进咖啡馆，穿过上面已经堆放着椅子的许多桌子到了酒吧的柜台边。他感到很冷，因为他在山区里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驾驶汽车；他感到浑身僵直，因为他驾驶这辆“阿尔法”在山区无数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奔驰；他感到饿了，因为除掉早餐时吃了一个黄油卷外，他已经有18小时没有进餐了。

他向服务员要了两大块涂满黄油的面包，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咖啡。当鸡蛋正在煮着，面包还在准备着，咖啡还在过滤器上滤着的时候，他望望四周有没有电话间，但只有在柜台的一端有一只电话机。

他问服务员：“你这儿有本地的电话簿吗？”

服务员仍在忙着他的工作，只做了个手势，指着柜台旁架子上的一大堆书说：“你自己找吧！”

在电话簿上，有“夏伦尼男爵”，住址是在夏伦尼高地的山庄里，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村子在地图上却没有标出来。电话号码簿说明这里属于依格尔顿区，这是很容易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在89号公路上，离开于塞尔小镇还有30英里。

他坐下来，吃着鸡蛋和面包，吃完后就动身了。

当他的汽车经过一块路碑，上面刻着“至依格尔顿，6英里”时，时间正是凌晨2点钟，他决定把汽车扔到路旁的一个森林里去。路旁的森林很密，可能是当地哪一位贵族的私产，是早年他们骑着马带着狗猎取野猪的地方。也可能他们至今还在打猎，因为柯雷兹地方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的时代。

再往前几百米有一条通向森林的小路，小路口上竖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拔起来，把汽车开进去，然后又把木牌重新插好。

他把汽车往前开进森林大约半英里，车灯照着一些奇形怪状的老树，像鬼似地弯了下来，树枝挡住了路。他只好把汽车停下来，关了车灯，从驾驶室的小箱子里拿出一把钳子和电筒。他在汽车底下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由于躺在地上工作，他的背上被露水湿透了。最后，他把藏在汽车底架上的装枪支的钢管子拿了下来，他把这些钢管连同那件军大衣和一些旧衣服放到一只箱子里去。他又在车内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以兔一旦有人发现而猜出是谁驾驶过这辆汽车，并把它开到这个满是野杜鹃花的树丛中。他用一把剪刀花了大约一小时的时间，剪了许多野杜鹃花的树枝，把它们插在汽车的四周，直到把汽车遮盖得完全看不出来为止。他又利用领带把两只衣箱的把手绑住，就好像火车站上的行李搬运工一样，把领带搭到肩上，一只衣箱在他的胸前，而另一只则在他的背后，这样他就可以用两只手去提剩下的两件行李。

他向公路走去，他走得很慢，每前进数百米，他就停下来把行李放在地上，然后用一根树枝把地上留下的汽车车轮压出的痕迹扫掉。差不多过了一小时，他才到了公路边。他走过那块木牌，又走了一段路，然后把行李放在离小路口约半英里的地方。他的那件格子上衣又脏又沾满了泥土，油腻的圆领汗衫牢牢地粘在背上。他四肢肌肉的疼痛，好像永远不会减轻似的。他把衣箱摆成一排，自己坐在上面望着东方天空中已经露出的淡淡的灰白色，心想，乡间的公共汽车也许要开得早些？

他的运气不错，大概5点50分的时候，一辆农村的卡车拉着一辆装满干草的拖车向镇上驶去。

那个开车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问他说：“怎么，车坏了？”

“不，我是出来露营的，想搭便车回家，昨晚一辆卡车把我带到于塞尔，我还想再往前到都勒去。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可以替我找便车带到波尔多去，可是我才走到这里。”

开车的人听了耸耸肩大笑起来，他也笑了。

“你真傻，走了一夜才走到这里，我们这儿天黑之后就没人走这条路了。爬到拖车上去吧，我可以把你带到依格尔顿，到了那儿，你自己再想办法。”

6点45分，他们到了小镇上，卡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后面。他谢了那个司机后，走进一间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问服务员当地有没有出租汽车。服务员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回答说：半小时内可以有一辆车。在等车的时候，他利用咖啡馆厕所里的凉水洗了个脸，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又刷了牙，由于烟吸得太多，嘴里直发苦。

7点半来了一辆既破又旧的雷诺汽车。他问司机说：“你知道夏伦尼高地的那个村子吗？”

“当然知道。”

“有多远？”

“18英里，”司机用拇指向上一指，“在山上。”

他把三件行李放到汽车顶上的行李架上，只有一件提在手里，对司机说：“把我送到那里去。”

出租汽车只把他送到村子广场邮政局附近的咖啡店门口，他就下车了，因为他不愿意汽车司机知道他是到山庄去的。等出租汽车开走后，他带着行李走向咖啡店。

广场上已经相当热了，有两条牛拉着一车干草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嚼着反刍出来的草料，黑色的大苍蝇在它们的眼睛周围不停地飞来飞去。

咖啡店里却是阴暗而凉快的。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个穿一件黑衣服的乡村妇女，本来和几个农民坐在一块儿聊天，这时站起身来拖着木屐走到柜台里面。她问：“先生，你要什么？”

他放下行李，挨着柜台。他注意到那些本地人都在喝红酒。“请给我一杯红酒。”

当她在倒酒的时候，豺狼问道：“请问到山庄去还有多远？”

她瞪着一双又黑又圆的眼睛看着他。“两英里，先生。”

他像很疲乏似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傻瓜司机告诉我说此地没有什么山庄，所以他要我在广场下车。”

她问道：“从依格尔顿来吗？”

他点点头。

她又说：“依格尔顿人都是傻瓜。”

他说：“我得到山庄去。”

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没有人主动告诉他去山庄往哪儿走。

他拿出100法郎的新钞票。“请问这杯酒多少钱？”

她盯住这张钞票。这时他身后喝酒的那些人都站起来了。

这个妇女说：“我没有零钱找你。”

他叹了一口气说：“谁要有辆车，大概就能找得出。”

有一个人走过来说：“先生，村里有一辆货车。”

他转过身，装着吃惊的样子说：“老乡，是你的吗？”

“不是，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他可能肯送你去。”

他点点头，表示对此非常同意。“我该怎样谢你呢？”

这个人对那个妇女点点头，她给他倒了一大杯红酒。

豺狼说：“还有你的朋友们呢。天气很热，大家都渴了，我请客。”

这个满脸胡子的人笑了。那个妇女又把两满瓶红酒放在桌子上，命令一个农民说：“勃诺阿，去把货车开来。”于是那个人喝下了他的酒，起身出去了。

豺狼一路上摇摇晃晃地搭着货车走了两英里，到了山庄。在路上时他想：“山区农民最值得赞扬的是他们的嘴很紧，至少对外来人是什么也不肯多说的。”

这天早晨，男爵夫人科勒特·夏伦尼在床上坐了起来，喝着咖啡，又看看那封信。这时，她已经没有像第一次看到这封信时的愤怒情绪了，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厌烦。她对于她未来的生活有点恍惚了。

昨天下午，她独自从嘉普驾车回来，老侍女欧内斯蒂迎接她。这个老侍女在她丈夫的父亲在世时，就已来到山庄。还有那个花匠路易森，本来是村子里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娶了欧内斯蒂，当时她还是一个帮厨的小姑娘。这一对夫妇现在实际上是这个山庄的总管了。山庄里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房间都

门窗紧闭，家具上用布罩遮盖着。

男爵夫人自己明白，她实际上是这幢空山庄的主人，因为这里既没有男主人骑着马巡视他的领地，也没有孩子们在花园里游玩。

她又拿出她的挚友从巴黎寄来的一张社交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镜头正对着她丈夫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和一个姑娘高耸的胸脯。他站在姑娘身后，他的眼睛是从她肩头上看下来的。这个姑娘是一个夜总会里的舞女，本来是一个酒吧女郎。她说某一天她要和男爵结婚，因为男爵是她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看着男爵在照片里的满是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回忆他在抵抗运动时是何等年轻漂亮的上尉。1942年她与他相爱，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当时她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叫柏加苏，是一个瘦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她和他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是在一个酒窖里秘密结婚的，由一个抵抗运动的牧师主持他们的婚礼，她在他父亲的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子。

战争结束后，他的土地和房产都收回来了。他的父亲，那个老男爵，是在盟军横扫法国全境时患心脏病死的。然后他从草莽英雄一变而成为夏伦尼男爵。当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回到山庄时，受到了附近农民的欢迎。不久以后，他厌倦了农庄的生活，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中度过的青年时代和在草木丛中度过的壮年时代的损失的心情，实在难以抑制。

现在他已经57岁了，看起来就像是70岁的样子。

男爵夫人把那张照片连同这封信都扔在地板上。她跳下床，走向镶在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面前，解开她浴衣的带子。她把双脚踮起，像穿了一双高跟皮鞋似地站着。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身躯，心想，总算不错，是一个丰满的身材，表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妇女。臀部是大了一些，但腰部还能保持匀称的比例。这是因为她经常骑着马或者步行到山林里去的缘故。她两只手捧住自己的乳房一，好像在估量着它们的分量。

这时，她想起了在舍尔夫旅舍邂逅的那个英国人，他很不错。她希望她现在仍然在嘉普镇。说不定他们能在一起共度假日，用一个假名字驱车去兜风，就像一对私奔的情人似的。她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匆忙地回家来呢？

一辆老爷货车嘎嘎响着驶进了院子。她懒洋洋地拉好睡衣，走到房屋正面的窗前。从村子里开来的货车停在那儿，它的后门开着，两个男人正在后边从货车尾部搬什么东西下来。路易森从他正在修剪的一块整齐的草地上走过去帮忙卸东西。一个男人从货车后边绕了过来，把一些纸币塞进裤袋里，爬上司机座，发动了车子。

谁送什么东西到别墅来了？可她并没有订购任何东西啊。货车发动起来后便开走了。

男爵夫人吃了一惊：碎石路上放着三只箱子和一个手提袋，旁边站着一个男人。她认出了阳光下那浅黄色头发的光泽，她高兴得笑逐颜开。

“你这个动物。你这个美丽的原始动物。你跟踪我。”

她急忙跑进浴室更衣。

当她来到楼梯平台上时，她听到了楼下大厅里的声音。欧内斯蒂正在问那位先生有何贵干。

“男爵夫人在这儿吗？”

欧内斯蒂连忙迈开她的两条老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奔上楼去。“有位先生找您，夫人。”

星期五晚上的会议开得比平时都短。会上听到的报告都是说毫无所获。在过去的24小时内，关于那辆被通缉的“阿尔法”轿车的外形特征只是按例行方式通报了一下，以免在全国引起过分的重视。但它没有被发现。同样，司法警察署的每一个区分局都已命令其所在城市和乡村的直属机构，最晚在早晨8点钟以前把所有旅馆的登记卡送到区分局。区分局立即检查这成千上万张卡片，寻找杜根这个名宇，也毫无所获。由此可见，昨晚他没有在一家旅馆过夜，或至少不是用的这个名字。

“我们必须接受这两个前提中的一个，”勒伯尔对这个静悄悄的会议解释说，“要么就是他仍然相信他没有受到怀疑，换句话说，就是他离开舍尔夫旅舍是一个非预谋的和偶然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驾驶他的‘阿尔法’和公开使用杜根这个名字在旅馆过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迟早一定会被发现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决定抛弃他的车子，把它扔在什么地方，另想出路。在后一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这样他就可能不住旅馆而走得很远，但也不可能在逃出法国的途中通过边境哨所。另一种可能是，他有另一个身份，

并且已经换上了。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仍然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你认为他可能有另一个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不得不假定，”勒伯尔说，“因为这个显然是得到‘秘密军队组织’的巨额款项来执行这次谋杀的人，必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杀手。那就是说，他是有经验的。他设法消除官方对他的任何怀疑，不让任何材料进入官方的档案。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惟一的办法是在执行任务时使用一个假名字和假相貌。换句话说，他必定也是一个改头换面的专家。把两张照片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格尔索普能借助于高跟鞋增加他的高度，能减少几公斤体重，能借助于隐形眼镜改变眼睛的颜色，能用染发水染头发，摇身一变成为社根。既然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能假定他不可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设想，他在接近总统以前，就已经怀疑他将要暴露身份了呀，”森克莱表示异议说，“他为什么非得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弄上一个或几个假身份呢？”

“显然，”勒伯尔说，“他已经挖空心思地进行防范啦。否则，我们现在应当已经抓到他了。”。

“我在英国警察局转来的格尔索普的档案中看到，在战后他曾在英国降落伞部队服役，说不定他正在利用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经验，藏身在深山里呢。”马克斯·费尼说。

“很可能。”勒伯尔表示同意。

“在那种情况下，他就不再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