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
我把我一个人锁在办公室里。这个事务所星期天比星期六还冷。我穿了一件厚厚的羊毛衫，灯芯绒的裤子，暖袜。我坐在办公桌后看报，桌上摆了两杯咖啡。屋内有取暖器，可是我不会摆弄它。
我很怀念我原来那把椅子，它是一张皮转椅，可以前后摇动，左右转动，也可以仰卧着坐，任你活动。而现在这把小椅子比参加婚礼时租用的小折叠椅强不了多少。即使身体好时坐上去也不舒服，何况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坐上去就如同上刑一样。
我那办公桌是个伤痕累累的旧桌子，很可能是从哪个关了门的学校搬来的，外形和木箱子差不多，每边有三张抽屉，几乎没有一个能拉得开的。当然，如果拼命地拉也还是能拉得开的。客户用的椅子分放在桌子两旁，都是折叠椅，一只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颜色的椅子。
墙是灰浆涂成的，但还是几十年前涂的灰浆，现在颜色已成了淡柠檬色。墙皮也已龟裂了，天棚的角落里蜘蛛早已安了家。这里唯一的装饰物就是一块宣传一九八八年七月在草地广场举行的向正义进军活动的铜牌。
地板是老橡木的，边缘地方已经磨圆，是用得太久的证据。地是最近才扫过的，墙角处还放着扫帚和垃圾筒。看来这也是一种温和的提示，如果我想扫地随时可以自己动手。
真是天壤之别！要是我那亲爱的兄弟沃纳看到我星期天还坐在办公室里，在可怜的小桌子旁冷得发抖，面对满是龟裂的石灰墙，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担心可能有客户来打扰，他真说不定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骂我呢，说不定我都得把这些话记下来才行。
我也不知道父母会如何反应，我总得尽快打个电话通知他们一下，并把我的地址变更告诉他们。这会让他们十分震惊的。
这时门砰的一声响，我吓了一大跳。我站起身来，但不知如何是好。难道是街道上的小无赖尾随我而来？当我向前移动时，门又敲了一下，这时我看见外面有一个人正贴在门的铁护栏上透过厚厚的玻璃向里看。
是巴利·纳佐，他冻得发抖急于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门打开，放他进来。
“这个鬼地方。”他说道，但情绪很好，我锁门时他把前屋打量了一番。
“这房子挺有意思，是吗？”我问道，我边说边琢磨他的来意，不知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他对这个地方还挺感兴趣。他走到索菲亚的办公桌旁，慢慢地摘下手套，什么也不敢碰，生怕把那一堆堆的档案碰倒。
“我们把间接费用一直压得很低，所以我能把所有的钱都挣到手。”我说道，这是我们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句口头禅。公司的股东们也时常抱怨那些间接费用，而另一方面大多数的间接费用又都主要用于他们办公室的不断装潢和修缮。
“所以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这笔钱？”他仍然开玩笑地说。
“那当然。”
“你真是疯了。”
“我听到一种呼唤。”
“是的，你在听各种声音。”
“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吗？就是来告诉我说我疯了。”
“我打电话给克莱尔了。”
“她说了些什么？”
“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不错。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的脸怎么啦？”
“汽车的安全气囊搞的。”
“噢，我忘了，我听说是个撞车事故。”
“是的，汽车的防护板撞弯了。”
他把大衣扔到椅子上，可马上又把它拿了起来穿在身上。
“难道降低间接费用就意味着连取暖费都不用交了吗？”
“我们偶尔也有个把月不交取暖费。”
他又在屋里转了几圈，往旁边的小屋里也窥视几眼。“这儿是由谁来负责开销？”他问道。
“一家信托基金机构。”
“也是一家每况愈下的机构吧？”
“一家快倒闭的机构。”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那位先生以前常来这儿，这儿有他的律师。”
“好一位先生，”他说道，四下巡视的目光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墙，“你认为他会把我们杀了吗？”
“不，不会的。没有人去倾听他的声音，他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只是想要人们听听他的心声。”
“你曾想过突然袭击他吗？”
“没有，不过我倒是想过把他的枪夺过来，打拉夫特。”
“我也希望你能这么做。”
“可能下一回吧！”
“有咖啡吗？”
“当然有，先坐下。”
我不想让巴利随我进厨房里去，因为里面实在不堪入目。我找到一个杯子，很快地冲洗了一下，然后倒上一杯咖啡，我请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不错。”他四下看了看说道。
“这儿的律师事务常常是全垒打。”我骄傲地说。我们在桌子旁面对面地坐下，两只椅子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好像就要散架一样。
“这就是你在读法学院时所想的吗？”他问道。
“我都不记得法学院时的事儿了，自从那以后我按小时付钱的数目已不少了。”
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脸色十分严肃，开玩笑的阶段已经结束。我最坏的想法是，是否巴利身上也带了窃听装置？他们派赫克托来时是在他衬衫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就把赫克托搞得神经十分紧张。他们这次让巴利来也可能会故伎重演。他当然不会愿意这么做的，但他们会向他施加压力的。我是他们要对付的。
“这么说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那位先生的材料来了？”他说。
“我想可能是的。”
“你找到了些什么呢？”
“你在表演哑剧吗？公司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想报复人？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他仔细掂量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这时他很快地喝了一口咖啡。“这咖啡可真难喝。”他说道，差点儿把那口咖啡吐掉。
“至少它还是热的。”
“关于克莱尔我很抱歉。”
“谢谢，不过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
“有份档案丢了，迈克尔。大家都认为与你有关。”
“有谁知道你到这儿来了？”
“我妻子。”
“是公司派你来的？”
“绝对不是。”
我相信他。他同我成为朋友已有七年了，有些时候我们还相当密切。尽管我们总是很忙，几乎没有时间叙友谊。
“他们为什么都会认为与我有关呢？”
“这份档案与那位先生有关。你曾去过钱斯那里，并要看这份档案。有人在夜里看见你，去了他的办公室，后来那份档案就不见了。而且有证据表明有人给了你几把你不应该有的钥匙。”
“就这些吗？”
“此外还有指纹。”
“指纹？”我问道，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到处都有，门上，开关上，档案柜上。都与你的指纹相符。说明你到过那里，迈克尔，是你拿了档案。现在你该怎么办？”
“关于档案你了解多少？”
“那位先生是被我们一个房地产客户赶出去的。他是擅自强占住房的。他发了疯，把我们都吓坏了，你还差一点给打死，结果你的精神也出了毛病。”
“还有什么？”
“他们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他们就是那些头头儿们。我们上星期五每人都拿到一张备忘录，无论是律师、秘书、帮办，还是任何人，整个公司的所有的人都人手一份，告诉我们说丢失了一份档案，你是嫌疑犯，公司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与你接触，我是不可以到这儿来的。”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谢谢你。”
如果布雷登·钱斯要是把那次驱赶行动和朗蒂·伯顿联系到一起，他就不会把这件事向所有的人都公开了。就是其余的股东也不会，巴利是可靠的。他大概想到我对档案感兴趣只是因为德文·哈迪。
“那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
“我是你的朋友。现在事情都让人不可思议了，星期五办公室里都去警察了，你还能相信么？上一周来的是警察特种部队，我们是人质。现在你已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又和克莱尔离了婚。我们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让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度个假，把我的妻子也带上。”
“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那无关紧要。去岛上罢。”
“那有什么用呢？”
“起码可以放松一下。打打网球，睡睡觉，恢复一下精力。”
“由公司来付钱吗？”
“由我来付钱。”
“不要再提克莱尔了，我们之间已经完了，巴利。时间拖得是不短，但已经结束了。”
“好吧，那就咱们俩一起去。”
“但你不应该再同我有什么接触才好。”
“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去找阿瑟好好地来个长谈，把这件事解决掉。你把档案送回来，不管里面写的是什么，都不要去管它。公司也会原谅你，并把这件事忘掉，然后你和我一块去毛伊岛去打两个星期网球，然后你仍然回到你本该去的那个豪华的办公室。”
“是他们派你来的，对不对？”
“不是，我可以发誓。”
“那没有用，巴利。”
“你给我说说理由。”
“做一名律师并不仅仅是指按小时来付报酬，或挣大钱。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一伙出卖灵魂的人呢？我厌倦了，巴利。我要试一试另一条路。”
“你的话就像一个法学院一年级学生所说的。”
“一点不错。我们之所以从事这一行是因为法律是一种神圣的召唤，我们可以同非正义以及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我们可以伸张正义，因为我们是律师。我们曾经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再做一次理想主义者呢？”
“做献身主义者。”
“我并不想招兵买马。你有三个孩子，我和克莱尔幸好没有一个孩子，我倒是吃得起这些苦头。”
在屋的一个角落有一组暖气片，我从没有注意过，现在它开始响了起来，并有来暖气的迹象。我们俩都看着它，等候它能带来一些热量。这样我们默默地等了一分钟，两分钟。
“他们会跟踪你，迈克尔。”他说道，仍然看着那暖气，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看。
“他们？你说是我们？”
“是的，就是公司。你不能偷档案。你想一想客户。客户是有权要求对他们的档案保密的。如果档案丢失，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千方百计追回它。”
“提出刑事控告？”
“完全有可能，他们都急疯了，迈克尔。你不应谴责他们。他们还谈到律师协会的纪律处罚问题，很可能颁发禁制令。拉夫特已经着手搞这件事了。”
“那位先生的那一枪怎么不打低一点。”
“他们要采用强硬手段。”
“公司的损失要比我惨重。”
他琢磨着这话，他不知道档案的内容是什么。“除了那位先生还有别的什么？”他问道。
“还有很多内容，这下子公司将要来个大曝光。如果公司要跟踪我，我也会跟踪公司。”
“你不能使用偷来的档案，我们国家任何法庭都不接受这类东西作为证据的。你不懂诉讼法。”
“我正在学习诉讼法。告诉他们向后退一步，记住，档案在我手里，而里面有黑幕。”
“那些人不过是些擅自强占住房的人，迈克尔。”
“远不止于此。有人想同钱斯一起坐下来探讨一下真相。回去告诉拉夫特一声，在他玩那种蠢把戏之前先把家庭作业做好。相信我，巴利，这不过是开场戏，你们这些人都是怕离开家的。”
“这么说你是打算要休战？你留着档案，我们也不追查你。”
“现在可以先休战，我也不知道下个星期或再下个星期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不去和阿瑟谈一谈呢？我可以做证明人。我们三个人到一间屋去把门一锁，把这件事情了结掉，你看怎么样。”
“太晚了，人都死了。”
“那位先生是自己找死。”
“还有其他人呢。”说到这里我已说得太多了。尽管他是我的朋友，他会把我们大部分的谈话内容回去讲给他的老板听的。
“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他要求说。
“不行，这是秘密。”
“关于这份档案有不可信的传言，是封这份档案的律师说的。”
这时那个暖气片咕咕地响得挺厉害，看着这个暖气比继续谈话更令人感到舒服些。我们谁都不想说一些以后让我们会后悔的话。
他询问我们这个事务所还有几个雇员，我带他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指给他看。他喃喃不停地说：“真是难以置信。”
“我们以后可以保持联系吗？”他走到门口时说。
“那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