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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温度在冰点以下。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对，进来吧。”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你住哪儿，露比？” “我没固定住处。”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难所吗？” “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差点儿被强奸。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你有车？” “是的。” “你自己开？” “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 “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别紧张，慢慢讲。”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淫；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无法抵赖。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婴儿，随即又被市当局要走了。她产后在医院中休息了四天，没能见到特伦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伦斯成绩优异，数学和西班牙语尤其突出。他还会吹长号，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他想报考海军学院，罗兰先生曾在军队服过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 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 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骚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吗？”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