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从象牙塔走出，来到街头身体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车祸的创伤刚愈，但肌肉和关节的酸痛还要逗留几个星期。我的体重在减轻，有两个原因——我再也去不起以前常去的餐馆，而且也没什么胃口。我的背因为睡在地板上的睡袋里而疼痛不已。我之所以下决心这么做是要看看这种睡法是否可以忍受，我一直弄不清楚。

　　随后一个街头小混混用他的光脚差点踢破我的脑袋。我每天晚上要冰敷很长时间，夜里每次醒来的时候，脑袋好像要爆炸。

　　但我为能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庆幸被打入地狱几个小时后还能全身而退。无名的恐惧解除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再也不用担心潜伏在暗处的警察了。

　　严重盗窃罪可不是闹着玩的，尤其是我确实犯了此罪。这项罪名最多可判十年徒刑，我暂且把它抛在一边。

　　星期六早晨天没亮我就出了门，冲向最近的卖报点。我住处的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通宵面包店，店主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吵吵嚷嚷的一家子。这家面包店地处治安情况复杂的亚当斯一摩根地段。我偷哲到柜台前，要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计划得很周密。都市版的第二页登有我的照片，那是一年前公司编辑员工名册时照的，只有公司留有底片。

　　报道分为四段，篇幅不长，切中要害，其中的信息大部分由公司提供。我在公司工作过七年，从事反托拉斯法，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无犯罪记录。公司排名全国第五——有八百名律师，分布于八大城市，等等。没人发表评论，因为根本没必要那样做。这篇报道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我难堪，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在我照片的旁边是一行大字标题：“本地律师因严重盗窃罪而被捕”。报道中把被窃文件含糊其辞地称为“被盗物品”，还说是我最近离开公司时所为。

　　这听上去像无谓的小口角——一帮律师不为别的只为了几页纸面吵个不休。除了我自己以及那些可能认识我的人，谁会在乎这报道呢？尴尬很快就会过去，这世界发生的真实故事也太多了。

　　写报道的那个记者真够友好、真够耐心的。他写好文章直等到我被捕的消息传来才发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见阿瑟和拉夫特那班人是怎样花时间策划我的被捕，然后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这笔费用无疑会由河橡公司承担，只因为它是卷入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

　　多么漂亮的公关技巧！竟然在周末版上登出了这么长的报道。

　　巴基斯坦人开的那家面包店不做水果夹心的油炸饼圈，我只好买了几块燕麦饼，然后开车去办公室。

　　露比在门口睡着了，我边走边想她究竟在那儿呆了多久。她身上盖了两三条旧被子，头枕在一只大的帆布购物袋上，袋中装着她的随身物品。听到我的咳嗽声，她一下子蹦起来。

　　“为什么睡这儿？”我问。

　　她看着我手中装食品的纸袋，道：“我总得找个地方睡。”

　　“我以为你睡在车中。”

　　“是的，我大部分时间都那样。”

　　与一个漂泊街头者谈论她该睡在何处不会有什么结果。露比饿了。我用钥匙开门，按电灯开关，去煮咖啡。她与往常一样，径直来到办公桌前，坐着等。

　　我们喝咖啡，吃点心，我读早新闻给她听。我先选一则我感兴趣的新闻，再选一则她感兴趣的，轮流读给她听，我跳过了那则关于我的报道。

　　露比昨天下午提前退出了“内奥米之家”的戒酒戒毒聚会。上午平安无事，下午她就逃之夭夭了。那里的负责人梅甘在加斯科现身前约一小时就打电话通知了我。

　　“你今天早晨感觉如何？”读完报后我问她。

　　“很好。你呢？”

　　“我很好。我没吸毒，你呢？”

　　她低下头，眼光投往别处，许久没说话，在犹豫是否该说实话。“是的，”她答道，“我没吸毒。”

　　“不，你吸了。别对我撒谎，露比。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律师，我会帮你见到特伦斯，但是如果你撒谎，我就帮不了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没有吸毒。”

　　她不自觉地往后退缩，眼光向下：“我吸了。”

　　“谢谢。昨天下午为什么早退？”

　　“我没有。”

　　“那边的头说你早退了。”

　　“我以为早结束了。”

　　我不想和她继续争论，多说无益。“你今天去吗？”

　　“去。”

　　“很好。我开车送你去，但你得答应我参加完戒酒戒毒两个疗程。”

　　“我保证。”

　　“你必须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明白吗？”

　　“好。”

　　“那里的头会注意你的表现。”

　　她点点头，又取了一块面包，这是第四块。我和她谈了特伦斯，戒酒戒毒的事。我再次感到染上毒瘾后的无望。她现在连二十四小时内不吸毒都做不到。

　　我怀疑她吸的是可卡因，见效快，价格低廉。

　　在开车去“内奥米之家”的路上，露比突然道：“你刚刚被捕过，对吗？”

　　我差点闯红灯。她天没亮时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门前，又几乎不识字，她怎会看得懂报纸？

　　“是的，我刚刚被捕过。”

　　“我想不假。”

　　“你怎会知道？”

　　“在街头总能听到点儿什么。”

　　对了，不是报纸。流落街头者有他们自己传播消息的方法。莫迪凯事务所的那个年轻律师被抓了，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的遭遇和我们差不多。

　　“那是个误会。”我说，就好像她关心那是不是由于误会一样。

　　她们已经开始歌唱了，当我们走在“内奥米之家”前的台阶上时，我们能听到她们的歌声。梅甘打开前门，请我进去喝咖啡。在第一层由会客室改建而成的大厅里，妇女们唱着歌。唱完后，她们倾听别人诉说自己的问题。我在那里观察了几分钟。作为唯一的男性，我感到不自在。

　　梅甘在厨房里备好咖啡，然后领我浏览了这个地方。我们压低了交谈的声音，因为她们在不远处祈祷。一楼靠近厨房的地方有盥洗间和淋浴房，后面是小花园，供那些心情抑郁者一个人清静的地方。二楼有办公室，入会登记处，还有一间摆满了椅子的长方形房间，是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地方。

　　我们在狭窄的楼梯上听到下面传来了一阵充满了欢欣之意的合唱声。梅甘的办公室在三楼。她请我进去，我一坐下她就把一份《邮报》抛到我的大腿上。

　　“那一夜真够呛，嗯？”她微笑着说。

　　我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照片：“还行。”

　　“那儿怎么回事？”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问。

　　“我的同监犯想要我的鞋子，他夺了去。”

　　她看看我那双穿旧了的耐克鞋：“就这双？”

　　“是的。挺好的鞋，不是吗？”

　　“你在牢里呆了多久？”

　　“几个小时。我几乎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我是个再生的人了。”

　　她又嫣然一笑，我们的目光游移了片刻。我突然发现，天哪！她手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她身材颀长，略显清瘦，发色呈棕红色，剪一头俏皮的露耳短发，样子活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女生。她长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眼睛大而圆，与她对视时非常愉快。我忽然发现她很迷人，并感到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

　　我现在为什么兴奋？我在这里流连忘返难道仅仅是为了参观？昨天我为什么念念不忘她的微笑和这双眼睛？

　　我们互陈了自己的经历。她的父亲是马里兰州的一名代理主教，是一个热爱华盛顿的印第安迷。她十几岁时就决定为穷人工作。那是至高无上的神的感召。

　　我得承认我在两周以前从未想起过穷人。她被那位“先生”的故事迷住了，也惊讶于它对我的灵魂净化作用。

　　她邀请我回来共进午餐，顺便监督露比。如果太阳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花园里用餐。

　　贫民律师与其他人并无二样。他们也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到爱情，譬如说在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的避难所。

　　一个星期以来，我开车穿梭于华盛顿市区最险恶的地段，经常与避难所打交道，总的说来已和无家可归者打成一片。这时我感到没必要每次出去都躲在莫迪凯的背后。他是极好的保护伞，但我倘若想立足街头就得勇于承担风险，单独闯天下。

　　我有一张名单，上面记录了近三十家避难所、施粥处、救助中心的名字，无家可归者经常光顾这些地方。我还有一张名单，上面是被驱逐的十七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

　　星期六上午参观完“内奥米之家”后，我的下一站是靠近加拉德特大学的基列山基督教堂。从地图上看，它是最接近纽约街与佛罗里达街交界处的施粥所，而那里正是废仓库的旧址。施粥所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格洛里亚的年轻女人，当我九点钟赶到时，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切芹菜，正为招募不到志愿者而担忧。我作了自我介绍，又费了一番口舌使她相信我的证件没问题，然后她指向一张切菜台让我切洋葱。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贫民律师又怎能拒绝？

　　我向她解释说我以前在“多莉之家”干过同样的活儿，那时正下着大雪。她出于礼貌有一搭没一搭地附和着我。我一边切一边擦眼泪，向她叙述了我手中的案子，并一口气报出了包括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在内的被驱逐者的名字。

　　“我们对打官司不感兴趣，”她说，“我们只供他们吃。我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名志愿者带着一袋土豆过来了。我收拾着准备离开。格洛里亚谢了我，把名单抄下，答应帮我打听。

　　我的行动早就计划好了，我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来到国会山医疗诊所，向其中的一名医生打听。这是一家私人赞助的面向流落街头者的不须预约的医疗诊所，保存着所有病人的记录。今天是星期六，那位医生答应我星期一让秘书查一下电脑档案，看有没有我要找的人。如果有，秘书会打电话给我。

　　我来到罗得岛街附近的耶稣会，一名天主教神父接待了我。他仔细研究了那份名单，但没有他认识的。“名字太多了。”他说。

　　上午遇到的唯一险情发生在“自由联合会”。那是一处大型聚会场所，建造者的名字早已被忘却，后来变成了一个社区中心。十一点钟的时候，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等着吃饭。我没打算在那里吃饭，所以就没排队，而是径直走向门口。有几个等着领食物的绅士认为我不守规矩，张口就是污言秽语。他们腹中饥饿，火一下子冒上来，竟然没注意到我是个白人。他们怎能把我误认为一个流落街头的人呢？门口有一名志愿者在维持秩序，他也认为我是个流浪汉。他毫不客气地伸出双臂阻挡我，第二次对我人身侵犯。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气愤地辩解道，“我是一名为无家可归者工作的律师！”

　　这才使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又成了蓝眼睛的兄弟。我被允许进人大楼，没再遇到阻挠。负责人是基普牧师，是一个头戴贝雷帽、戴黑色领圈的脾气暴躁的小个子。我没给他留联络电话。当他意识到（1）我是一名律师；（2）我的当事人是伯顿一家；（3）我在为这个案子奔走；（4）将来有可能得到赔偿，他开始考虑能从中捞到多少钱。我在他身上浪费了三十分钟，离开时我发誓要让莫迪凯亲自来。

　　我打电话给梅甘，推掉午餐约会。我托辞说我现在在城市的另一端，还有许多人要见。真实的原因是我拿不准她是否在向我表示好感。她漂亮、聪明，完全值得喜欢，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几乎有十年没谈过恋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她告诉我一则重大消息。露比不仅坚持了一上午的疗程，还发誓说要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沾毒品。这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情况，梅甘在戒毒室的外面看到了这一幕。

　　“她今晚必须离开街头，”梅甘道，“十二年来她一直没离开过毒品。”

　　我当然是帮不上什么忙了，梅甘倒有几个主意。

　　下午和上午同样劳而无功，唯一的收获是弄清了华盛顿市内每一家避难所的地址。我见了许多人，和他们交谈，与那些可能再见面的人交换了名片。

　　凯尔文·兰姆仍然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的被驱赶出户的人。德文·哈迪和朗蒂·伯顿死了。我手中剩下的十四个人消失在街头的茫茫人海中。

　　在无家可归者之中，只有小部分人是避难所的常客。他们时不时地光顾那里，只为了一餐饭、或者一双鞋。或者一条毛毯，然后踪影全无。他们不需要帮助，懒得与人打交道。很难相信剩下的十四个人就在这一小部分之中。一个月之前，他们还生活在屋檐下，并且付房租。

　　要有耐心，莫迪凯反复忠告我：贫民律师必须有耐心。

　　露比在“内奥米之家”的门口与我会合，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她已经成功地度过了戒酒和戒毒两个疗程。梅甘已经为下面的十二个小时创造了良好的开端——露比不能再露宿街头了，她自己也默认了。

　　我和她开车出城，向西驶入弗吉尼亚大街。我们在郊区的一家商场买了牙刷、牙膏、肥皂、香波和许多糖果。糖果的数量连过万圣节也够了。我们继续驱车向城外驶去，在一个名叫甘尼斯维勒的小镇上发现了一家金碧辉煌的崭新的汽车旅馆，招牌上说单人房每晚只需四十二美元。我用信用卡付了账，但愿它没有失效。

　　我把她留在那儿，叮嘱她一定要锁好门，呆在房间里，哪儿也不要去，星期天早晨我会来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