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打开车门，口袋中的移动电话响了起来，是德奥里奥法官打来的。“是，大人，我们五分钟内赶到。”听到我这么说，莫迪凯笑了。我们磨蹭了十分钟，在底楼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儿，慢慢走，一级一级爬楼梯。这样德奥里奥就有足够的时间向被告进一步施压。

　　我们进了审判室见到的头一件事就是杰克·博林，河橡公司的三名律师之一，已经脱去了上装，卷起了袖子，正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律师，我怀疑他把他们给揍了，他看上去有能力也愿意那么做。

　　莫迪凯理想中的陪审团裁定的高额赔偿将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显而易见的是河橡公司已被调解会议吓得够呛。它肯定发出了威胁，兴许还决定出一部分钱，我们无从得知。

　　我避开了陪审席，坐在莫迪凯的身旁。威尔马·费伦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分歧在缩小。”法官道。

　　“我们在考虑撤回我们的条件。”莫迪凯用更高的嗓门宣布道。我和他并没有商量过这件事，也超出其他律师和法官的意料之外。他们猛地扭过头来，面面相觑。

　　“镇静。”德奥里奥道。

　　“我是认真的，大人。我在这里坐得越久，就越使我相信有必要把这件荒唐事暴露在陪审团前。至于布罗克先生，他的前东家可以通过刑事指控得遂心愿，不过那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收回了失窃的文件，他没有前科，连上帝也知道监狱人满为患，里面关的尽是些毒品犯子和杀人犯；对他提起公诉会成为笑柄。他不会入狱。至于律师协会的申斥，就由它去吧。我将对布雷登·钱斯，甚至还可能包括卷入此事的其他一些律师如法炮制，然后我们再来一场泼污水比赛。”他指着阿瑟道，“你跑去向报纸求援，我们也跑去向报纸求援。”

　　十四街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在意报纸对它的议论；甘特利即使在意也不会表露出来；河橡公司即使口碑不佳，还是能继续赚钱；但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靠的只是其声誉。

　　莫迪凯的这一通长篇大论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听后完全怔住了。

　　“你说完了吗？”德奥里奥问。

　　“我想是的。”

　　“好，对方的报价涨到四百万。”

　　“如果他们掏得出四百万，那肯定付得起五百万。”莫迪凯的矛头再次指向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这名被告去年的总营业额差不多有七个亿。”他略作停顿，这个数字在审判室内回响。“七亿美元，仅仅是去年一年。”他又指着河橡公司：“这名被告拥有价值三点五亿的不动产。给我个陪审团吧。”

　　他似欲住口时，德奥里奥再次问道：“你说完了吗？”

　　“没有，大人，”他刹那间变得出奇地平静，“我们要求对方预付二百万，一百万律师费，一百万归死者的继承人，余下的三百万在十年内付清——一年三十万，加上合理的利息，被告方每年完全能够掏出三十万，他们也许会被迫提高房租和计时收费，但他们肯定知道如何去做。”

　　这样一个分期付款、有条理的方案很有道理，鉴于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身份不明的事实，这笔钱将由法院监管。

　　莫迪凯的最后一着相当高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人明显松了一口气，他给了他们台阶下。

　　杰克·博林和他们拥抱在一起，甘特利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一样冷眼旁观。

　　“我们可以接受赔款方案，”阿瑟宣布道，“但对布罗克先生我们坚持原先的立场，停业一年，否则达不成协议。”

　　我突然再次恨起阿瑟来。我是他们手中的最后一着棋，为了保存他们那所剩无几的颜面，他们要榨出最后一滴血。

　　但是可怜的阿瑟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他只是在绝望地挣扎，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

　　“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莫迪凯对他吼道，“他已经同意承受交出执照的名誉损失，多加六个月对你有什么好处？荒唐透顶！”

　　来自河橡公司的两名年轻的法人代表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了。他们对法庭有种天生的恐惧，听了莫迪凯三个小时的演讲后，这种恐惧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星期的审判他们无论如何也顶不下来。他们沮丧地直摇头，低声激烈地争吵着。

　　甚至连蒂尔曼·甘特利都厌倦了阿瑟的故意找茬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快了结这见鬼的纠纷吧！

　　片刻前，莫迪凯曾大叫道：“这么做究竟有何用处？”他说得对。这么做确实毫无意义，尤其对我这样一个贫民律师来说，临时吊销我的执照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工作、薪水以及社会地位。

　　我站起来，非常礼貌地道：“法官大人，我们双方各退一步吧。我们要六个月，他们要十二个月，我赞同九个月。”我边说边向巴利·纳佐望去，他对我微笑表示赞许。

　　如果此时阿瑟开口反对，肯定会被饱以老拳。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德奥里奥，“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他没等被告方开口就宣布道。

　　他的极富效率的助手在观众席的前排飞快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几分钟之内就打好了一页《调解备忘录》，我们在上面迅速签名后离开了。

　　办公室内没有庆祝的香槟酒。索菲亚一如往昔地在工作，亚伯拉罕正在纽约参加一个有关无家可归者的会议。

　　如果美国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了五十万美元的进账而不声张，那就是十四街律师事务所，莫迪凯想添置一些电脑和电话，也许还会添一台空调，大部分钱将存进银行吃利息，以备难关。这是一笔很好的储蓄，能够维持我们几年的微薄薪水的发放。

　　如果他因为把另外五十万送给科恩信托行而感到不快，他不会把这种感受表露出来。莫迪凯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只考虑他能够处理好的问题。

　　至少要花费九个月的辛苦劳动才能理清伯顿遗产继承问题的头绪，正好我有空来处理它。继承人的身份必须得到确认，找到他们，当他们知道有钱可领时与他们接洽，这些事办起来很棘手。例如，必须将基托·斯派斯、特米科、阿朗佐、丹特的尸首挖掘出来，进行DNA检测，以确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如果基托真是孩子的父亲，他将继承他孩子的遗产，因为他的孩子死在他的前面。现在他也身亡了，他的遗产等待继承，他的继承人必须被找到。

　　朗蒂的母亲和两个弟弟的问题更加难办，他们在街头仍有熟人。几年内他们将被假释，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属于他们的那份弄到手。

　　莫迪凯对另外两个计划特别感兴趣。第一个是事务所曾经组织过的为穷人服务的慈善计划，后因联邦政府的资助告罄而不了了之，在这项活动的全盛期，有一百名志愿律师每周花数小时帮助无家可归的穷人。他要我考虑恢复这个计划。我喜欢这个构想，我们可以增加这个活动的覆盖面，在律师界扩大影响，开拓更多的资金渠道。

　　这就引到第二个计划，索菲亚与亚伯拉罕不善于募捐；莫迪凯有能力说动别人掏出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但他讨厌求人。我既聪明又年轻，不仅是白人，而且受过良好教育，能与专业人士打成一片，并说服他们按年供给。

　　“如果计划得当，你一年能筹到二十万。”他说。

　　“我们用这笔钱做什么呢？”

　　“雇几名秘书，几名助手，说不定还可以聘请一名律师。”索菲亚走后我们坐在办公室的前部，凝视着窗外暮霭渐合，莫迪凯开始构想未来。他渴望有那么一天，事务所内有七名律师忙碌的身影。虽然这间小小的事务所每天都忙乱不堪，但它是一股力量。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政客和官僚们也不敢小觑它，它是一只号角。

　　“五年来我们日趋式微，”他说，“穷人们在受苦受难，这是扭转这种局面的绝佳时机。”

　　而这个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是新鲜血液，是事务所的新生力量，必须重振事务所的雄风，使它达到新的高度。我将为事务所招募到新的志愿者，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我将建一台筹款“机器”，这样我们就能像别人一样在此领域开展法律业务；我们要扩大规模，将楼上也辟为办公场所，让富有才华的律师为我们工作。

　　无家可归者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只要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将传达他们的心声。